少年Pi的家：從台灣之光到魁北克

加拿大是一個廣大的國家，因此足以鼓舞你的創作靈感；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飯店，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李安拍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成為台灣民眾眼中的「台灣之光」。《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影史上的傑作，可以從特效、意境、美感、宗教與哲學等不同方面加以討論。

 

當我在觀賞電影時，對於其中的美感和意境感到佩服，也欣賞其中不同層次的哲學意涵。除此之外，看完電影之後，令我關心的問題在於故事之後的背景、文化與認同，不是少年Pi的電影本身，而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呢？

 

書中所呈現的文化相當多元，少年Pi出生於印度的朋迪榭里(Pondichéry)，是一個說法語的地方，印度雖然由英國所殖民，但還留下四個港口給法國，後來這四個城市透過公投，加入獨立後的印度。從法語的印度，少年Pi的一家人漂洋過海準備到法語加拿大(魁北克)居住。

說法語的印度人，坐著日本人的貨輪，飄洋過海準備到加拿大，在故事的脈絡中似乎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化和國籍。

Pi與作者楊‧馬泰爾在電影裡聊天時，身處於我所居住的城市蒙特婁，少年Pi歷經了海上驚魂，沒有回到自己的故鄉，來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作為一個新移民，在此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或許在故事中，少年Pi的原生文化、認同都消解在海洋裡，作為一個魁北克的新移民，在此落地生根、開支扇葉，魁北克就是這樣的地方，從四面八方來的人都在此找到新故鄉。

作者楊‧馬泰爾書寫這樣的故事，或多或少與其人生有關係，他的雙親是魁北克人，本人在西班牙出生，卻是在法語的家庭中成長。由於雙親是外交官，從小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穿梭。多元的生長環境使得使他關心不同的文化，成年之後也在不同的國家旅行和工作，宛如是一個世界公民，將文化間的藩籬都予以屏除。

《少年Pi的奇幻漂流》非常的加拿大

但是，楊‧馬泰爾並不認為他是一個沒有文化認同的人，反而覺得《少年Pi的奇幻漂流》非常的加拿大。他在接受訪問時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廣大的國家，因此足以鼓舞你的創作靈感；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飯店：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對於馬泰爾而言，加拿大就是世界，是一個文化交匯的地點，但當記者問馬泰爾是否是一個世界公民呢？他說：「不，我是加拿大人，我不相信有人可以是世界公民，每一個人都是來自某處，根植於某一個文化之中。」馬泰爾認為只有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與文化環境中，才能讓國家成為一個多重文化交會的地方。

成年之後的馬泰爾住在魁北克的蒙特婁，是父母的故鄉，在法語的環境裡，馬泰爾依然以英文書寫，卻以魁北克作家的身分自居。馬泰爾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獲得魁北克作家協會的Hugh MacLennan的大獎，這個獎項的目的主要在提倡和鼓勵魁北克的英文寫作。對於馬泰爾而言：「英文是最能夠表達生活細微的語言，但我必須說法文是最貼近我心裡的語言。」

馬泰爾的家庭是魁北克相當早期的法國移民，在加拿大建國的過程裡，法國移民與英國移民兩種文化，長期以來在尊重、容忍和協調下，形成各式各樣不同的認同。法語為母語的魁

北克人中存在著以英語寫作的人；在英文的環境中，也有歌手以法文演唱。

世世代代都住在魁北克的馬泰爾，他自言在魁北克遇到主張魁北克獨立的人時，自認為是加拿大人；而在周邊都是英語的環境中，卻覺得是個魁北克人。

 

文化的交流或許有衝突，但加拿大的制度使得不同的文化得以在協調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平衡與穩定，使得不同的文化不是採取同化或是美國「大熔爐」的方式，而是相互並陳，仍然具備各自的獨特性。

對於移民，加拿大政府並不歸化他們原來的認同，在這個世界上族群第二複雜的國家裡(第一複雜為澳洲，但澳洲「白澳政策」的歷史使得種族間的問題始終揮之不去)，不同的族群過著他們原來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只會一些生活上的英語或是法語。

 

多倫多或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文化與種族最為紛雜的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並不是在加拿大出生。然而，多倫多的多元族群以日本、韓國、中國和印度等亞裔移民居多，而蒙特婁則是面向歐洲與非洲，族裔從東歐到北非的各種人都有，馬泰爾稱此為「加拿大旅館」(Hotel Canada)：「一個暫時且缺乏忠誠的居所。」

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是開放的，透過移民促進經濟的成長，在大量移民湧入的過程中，社會的衝擊難免會有，但相對於歐洲國家所產生的種族主義和黨派，加拿大的關係較為的和諧，國家的角色及是保障和促進文化的多元性。

 

大家雖然都來到加拿大，但卻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認同，彼此之間的文化在此交流、互相溝通，異中求同。

 

怎麼看加拿大和魁北克的關係？

 

魁北克與加拿大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是加拿大政治的重要問題，魁北克人爭取獨立的方式是在民主的方式中進行著，聯邦與魁北克政府透過溝通並且給予利益等政策，一方面保持加拿大聯邦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確保魁北克文化的特殊性。

對於馬泰爾這樣一個魁北克人，同時也認同自身是加拿大人，魁北克問題也是一個重要且揮之不去的問題，他是怎麼想的呢？

 

在2012年出版的《史蒂芬‧哈普讀甚麼？楊‧馬泰爾推薦總理讀的書》(What is Stephen Harper Reading? Yann Martel’s Recommended Reading for Prime Minister)，馬泰爾從2007年開始每兩個星期寫信給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普，關心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也關心魁北克議題，在談到加拿大與魁北克的關係時，馬泰爾建議史蒂芬‧哈普閱讀《小王子》。

 

小王子與狐狸的關係，就是馬泰爾認為加拿大聯邦政府與魁北克政府應該維持的關係：
 

「 我 在 找 人 。 」 小 王 子 說 ： 「 什 麼 叫 『 馴 養 』 ？ 」

狐 狸 說 ： 「 那 些 人 嗎 ， 他 們 有 槍 ， 他 們 打 獵 ， 這 很 討 厭 。 但 他 們 也 養 雞， 這 是 他 們 唯 一 的 好 處 。 你 在 找 雞 嗎 ？ 」

小 王 子 說 ： 「 不 ， 我 在 找 朋 友 。 什 麼 叫 『 馴 養 』 ？ 」

「 這 是 件 被 遺 忘 的 事 。 」 狐 狸 說 ： 「 馴 養 就 是 『 建 立 關 係 ﹒ ﹒ ﹒ 』 」

「 建 立 關 係 ？ 」

或許這多少可以解釋李安為什麼選擇楊‧馬泰爾的書翻拍成電影，幾乎都在台灣拍攝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除了是李安給台灣電影界的禮物。更深一層的說，也是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某種借鏡。加拿大政府或許是小王子，但中國政府比較像是帶著槍的獵人，「建立關係？」對於台灣而言仍然是個問號，甚麼樣的關係？

 

 

青年眼中的明治維新：《坂上之雲》的小說與大河劇

說書(Speaking ofBooks)和遠流出版社推出司馬遼太郎逝世二十周年的專輯，作為一個司馬迷，我也躬逢其盛。

著作等身的司馬遼太郎，其所書寫的歷史小說相當多都成翻拍成連續劇，但沒有一部像坂上之雲如此波折的。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大河劇的製作過程吧!

2007年由NHK所拍攝的《坂上之雲》(坂の上の雲)是司馬遼太郎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大河劇。小說從1968年到1972年間在《產經新聞》上連載，初版的單行本有六本、文庫本有八本，在司馬遼太郎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是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司馬的很多作品都曾經映像化，改拍成電影或是電視劇，例如由本木雅弘主演的〈德川慶喜〉、仲間由紀惠主演的〈功名が辻〉(功名十字路)。《坂上之雲》這部小說不少的製片都曾經與司馬氏談過，但他都拒絕，理由在於小說本身的敏感性，牽涉到東亞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過程。

一波三折的製作過程

小說中提到日清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司馬氏自身經歷過太平洋戰爭，知道亞洲不同國家對於這些歷史有不同的詮釋，了解其中的敏感性。司馬氏終其一生都沒有答應映像化的要求，在司馬遼太郎死後，NHK的製作單位取得司馬遼太郎遺產管理單位與其妻子的答應才取得版權。

獲得版權之後，NHK相當慎重其事，在2003年相關的劇組與編劇成立「21世紀スペシャル大河ドラマ」(21世紀特別大河劇)，預計在2006年上演，然而編劇野澤尚在2004年6月卻自殺了。

野澤尚是我很喜歡的推理小說家，我看過他的小說包括《青鳥》(青い鳥)、《深紅》、《沉睡的森林》(眠れる森)和《冰的世界》(氷の世界)；看過由他擔綱劇本的電視劇包括《戀人阿》(恋人よ)、《美味關係》(おいしい関係)、《沉睡的森林》和《冰的世界》。

野澤尚可能壓力太大而自殺，或是個人的精神問題不得而知，他可以寫作與改編推理小說，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暴力，卻無法處理《坂上之雲》這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暴力。

《坂上之雲》後來還經歷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風波，包括會長的辭職與製作費用太過龐大等，在2007年的1月確定了主要的演出者為：本木雅弘、阿部寬、香川照之與菅野美穗。原本打算播放一年約略四十集上下的大河劇也採用特別播放的模式，從2009年的11月到12月播出第一部，之後每年的這個時間各播一部，到2011年的冬天播完第三部為止，共13話，與以往45分的大河劇不同，一集有90分，每集都有如電影一般。

 明治維新：樂觀的時代

這部敏感的小說時間設定在明治維新至日俄戰爭，約略是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期，主角分別為三個人：秋山好古(阿部寬飾)、秋山真之(本木雅弘飾)兩兄弟與真之的好朋友正岡子規(香川照之飾)。

秋山好古是日本陸軍大將，軍旅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是在日俄戰爭打敗當時聞名的哥薩克騎兵。好古的弟第真之服役於海軍，此時正是日本開始建立西式艦隊的關鍵時期，真之於軍隊中擔任參謀，在日俄戰爭獻計，使日本取得勝利。正岡子規則是真之從小到大的死黨，與真之投筆從戎不同，他選擇了文學一途，從事俳句的創作與理論的創新，以改變日本俳句為職志。

司馬遼太郎將幕府後期至明治時代，視為一個樂觀的時代。存在將近三百年的幕府時代搖搖欲墜、終至崩潰，能夠掌握時代脈動的人即能獲取晉身的機會，留連於過去價值的人則往下流動。

職業的選擇與志向將決定一個人身分的高低，出身於四國松山附近的三個人，在大時代的洪流中，身為兄長的好古選擇進入陸軍大學，原因是下層武士的出身，無法支付他的學費，從軍可以使他生活無虞，還可以讓弟弟真之到東京學習。真之的朋友子規則透過親戚的幫助，也到了東京。

「這是一個相當小的國家，正迎向它改革開放的時代。」

大河劇的每一集最前面，旁白念著上面的那段話。

改革開放代表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明體驗，從四國的松山到東京學習的三個人，從鄉下到大城市，也從傳統的文明到了現代化初始的東京，秋山好古與真之兩兄弟到了東京之後，又分別以軍校留學生的身份到了法國、美國，在世界各個不同地方學習，搭乘火車、學習英語、理解西方武器的先進，甚至連吃咖哩、喝葡萄酒都是一種文明的新體驗、文化的交流。

真之加入海軍的理由在於他想理解海的另一邊有甚麼我們所不知的世界。他想要接觸新知、理解另外一個世界。透過從軍，可以用國家的公費到西方學取最新的知識。透過公費，好古到了法國、真之到了美國，從歷史的過程來看，兩兄弟選擇法國與美國，它們並不是當時西方最強大的國家，好古與真之也無法得知選擇這兩個國家對於自身的未來有甚麼幫助。

青年與時代

當兩人從法國與美國回到日本之後，好古負責騎兵的訓練，真之則是把美西戰爭中所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海軍大學的教育裡。真之與好古無法預料到未來的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中自己所扮演的位置，他們只是在快速變化的時代裡盡一己之力。

或許有人會質疑日本的軍國主義，但我覺得司馬遼太郎的敘述十分的平實。在一個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日本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個是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另一個則是當時的清國，慘遭西方國家豆剖瓜分的命運。

在歷史的選擇中，每一個人都不知道未來會往哪個方向走，當時的內閣首相伊藤博文有鑑於西南戰爭被西方船堅砲利打敗的經驗，對於外交政策顯得相當保守。但是從軍方來的力量，一股明治維新之後的年輕力量，使得日本從保守轉向積極。

同為四國出身的正崗子規進入了大學，選擇與好古和真之不同的道路，他們都是被時代選上的少年，眼前有各式各樣的機會，不僅僅是找個可以餬口的工作，還想要擠身為一流的人，要使自己在某個專業上成為日本第一人。

雖然子規沒有完成大學學業，但與當時文壇的名人，像夏目漱石等作家來往，透過朋友間在思想上的激盪，與「新聞日本」主持人的提攜，讓他有金錢上的援助與發表的空間。有了貴人的幫助，子規開始可以創作，並且大量發表徘句的論文。子規因為宿疾的關係，長期臥病在床，他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在有限的時間當中、在病床六尺之間，抓緊時間努力寫作。

日本與清國

在日清戰爭之前，日本國內的政界對於朝鮮和滿州情勢的看法也相當分歧，伊藤博文並不熱衷於戰爭，想以外交斡旋的方式緩和國家間的衝突。在軍部的鷹派得勝之後，開始利用朝鮮的情勢，以排除俄國勢力，以保持朝鮮獨立為名，進軍朝鮮，並與清國開戰。

日本對於和清國一戰完全沒有把握，晚清在變法圖強之下，購買與使用當時最先進的武器，甲午戰爭是亞洲兩個變法圖強的國家，檢討成果的一戰，在黃海海域的衝突，當時兩方所使用的軍艦都是由西方購得，軍力上不相上下，但清國卻潰不成軍，司馬遼太郎將清國失敗的原因歸諸於人心的渙散與軍紀的鬆弛。

日清戰後，日本國內的信心大好，在滿州與朝鮮的局勢直接與俄國衝突，戰勝清國或許可以說是清國本身的積弱不振。然而，面對俄羅斯這個極為強勁的對手，參與其中的人一點把握都沒有，彷彿是在與運氣一戰，要是走錯一步，日本也會和清國一樣吧！

奇蹟的年代、樂觀的年代

日俄戰爭的勝利，有如奇蹟一般。司馬遼太郎認為當時的日本人，憑藉著智慧和勇氣，適時地抓住時代的機會，才讓日本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

樂觀的氣氛與時代讓人相信未來會更加美好，或許與現在的日本恰好相反。時代與個人之間，就有如坂上之雲的隱喻所指涉的：

登高，坡頂自有青天，倘若正有一朵白雲閃耀於其上，那就望著雲爬坡吧！

時代與國家所能提供的就是給予國民樂觀進取的心態，有這樣的心態，即可登上高處。

 

《筷子：文化與烹調的歷史》(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第一次知道王晴佳老師對於筷子的文化史有興趣是2011年在復旦大學的文史講堂，那時有幸參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合辦的第一屆的夏季研修班。

王先生以往的著作圍繞在史學史和理論，當我聽完演講時，好奇地向王老師提問：一個出入於史學理論的學者為什麼會開始研究物質和飲食文化，而且像王老師如此精熟於史學理論的學者，研究物質文化和其他學者有何不同？

王老師當時說了一些，但其實答案都在這本剛出版的《筷子》中。

以往中國、日本的歷史學者也對筷子做過一些研究，但都僅限於筷子的考證、筷子的小故事或是甚麼時候開始使用筷子這類問題，沒有對筷子進行文化史的思考，也沒有對於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筷子文化圈」進行宏觀的瞭解。而且，竟然到現在沒有一本英文著作在討論筷子。

我們熟悉的筷子究竟甚麼時候上了餐桌呢？應該是戰國時代，春秋時代的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門徒，其實都還是坐在地下用手抓來吃。春秋時代雖然有象牙做的「象著」，但並不是主要的食用工具。

越南、韓國和日本的飲食習慣都受到筷子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東亞是「漢字文化圈」，其實「漢字」的傳播只限於識字的人群，筷子在東亞的傳播範圍與階層更廣。

筷子、刀叉與手食的習慣構成世界飲食文化「如何吃」的三大傳統。中國人一開始使用筷子，多半和熱食的習慣有關，夾熱食和湯裡的食物必須使用筷子，但是以往筷子的使用方式是「公筷」，把食物夾到自己的碗裡，之後用湯匙吃。

有趣的一點在於日本人吃冷食，照理說可以用手吃，但是日本人接受了中國文化後，手食和筷子的吃法共存於日本文化中。

筷子的使用方式也使得中國菜都是一口一口吃的大小，因為把刀子和叉子拿上桌是相當野蠻的。

一開始筷子雖然由貴族傳播到平民，但是平民也改變了筷子文化。本來貴族將筷子夾到碗中，放下筷子，然後以匙吃飯(韓國人還維持這樣的飲食習慣)；但平民或許覺得這樣過於麻煩，所以直接用筷子夾菜也夾飯。

使用筷子的習慣也跟中國飲食的主食改變有關，宋代開始吃黏質米，所以筷子使用起來比較方便，加速了筷子的傳播。

筷子成為進食的唯一工具，而湯匙退居成盛湯的配角其實已經是明代的事了。

筷子不僅是進食的工具，也是成雙成對吉祥的象徵和定情的禮物。司馬相如送給卓文君的信物就是筷子。

《咏著詩》中：

少小青春老來黃，每結同心配成雙。莫道此中滋味好，甘苦來時要共嚐。

筷子在明代之後也有「快生兒子」之意，贈與新婚夫妻以求得子嗣。

筷子不僅是吃飯的工具，也是飲食、文化和歷史的見證者，近來歷史學界思考東亞儒學、東亞意象或是東亞……的研究，都沒有筷子來得普及。藏於民間、隨手可得的筷子的確是研究東亞文化很好的切入點。

從三高到三低：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城市？

一陣子沒寫建築筆記了，會想寫一篇是因為這陣子台北巨蛋的消息，柯文哲市長說如果遠雄三月底前沒通過安檢，不排除拆蛋。

 

可能會拆，也可能不拆，但是拆或不拆，後面有沒有對於整個城市建築的思考。

 

我很喜歡閱讀日本的建築，不只是閱讀建築和建築史的書，也喜歡在日本各地欣賞建築家的作品。走過東京的不同角落，可以看到丹下健三、安藤忠雄、伊東豐雄、黑川紀章、隈研吾……等不同世代建築師的作品。

現代建築在日本發揮地淋漓盡致，我的意思指的是日本人接受現代的建築之後，不僅可以學著西方人蓋相同樣式的建築，還可以吸收建築理論、藝術和概念之後，反芻、轉化，結合自身的想法，並且在世界的建築界大放異彩。

 

丹下健三、楨文彥、安藤忠雄、妹島和世接連地獲得普立茲建築獎，不單說明了他們熟稔於現代的建築形式，還透過自身的思考，反饋、影響西方的建築。

三低主義

 

社會學者三浦展(之前有一本《下流社會》在台灣很紅)和建築家隈研吾以對話的形式出版了《三低主義》，討論從三高到三低的社會如何發展，書中言及的並非擇偶條件，而是透過建築看見社會，並且思考社會型態所反應的建築形式。

 

三高當然不是時下的用語，男生的三高指的是高、富、帥(或是高學歷、高所得、高身高的說法)，而女生則是白、富、美。關於健康的危險狀況，則是高血脂、高膽固醇、高血糖。

 

三浦展言簡意賅地指出以往都市和建築的思考：

 

以「偉大」為課題，所以是「高壓的」。到了近代，就變成「高層」的建築是好的。一到後現代，在思想上「高尚」的建築，也受到歡迎。

如果我們不希望建築是偉大、高層、高尚的、是必須要抬頭往上看的建築，那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甚麼樣的建築呢？低層、低姿勢、低二氧化碳、低成本則是比較好的選擇。

 

汽車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釋昭慧搭的高馬力、高價、高油耗的賓士能夠換成低價、低成本、低油耗的車子，也比較符合這個時代的精神。

 

我們如果用比較學術一點的字眼，就是「進步主義」的結束，在物質生產上，不求大規模的擴張；在經濟發展上，不求GDP的高速成長；在政治人物的選擇上，不求英明的領袖，總統或總理每天搭公車上下班也很好；在食物生產上，不仰賴大規模的養殖與長途運輸，回歸到當令與當季的食材。

從三高到三低

建築上，像是101那樣高大又巍峨的大樓，令人望之卻步，象徵著城市的「進步」嗎？頂新就是用黑心油換取入主101的經營權，這是我們要的「進步」嗎？

從日本戰後建築的發展來說，第一代的大師丹下健三的建築反映當時經濟與技術高度成長的概念，大規模的都市計畫隨著收入大量增加、孳生。 當 世界設計會議(World Design Conference)1960年五月於東京召開，不少的工業設計者和建築師齊聚東京，討論「二十世紀的整體形象」(Total Image for the 20^th Century)。

東京大學教授丹下健三和他的年輕弟子們，包括：菊竹清訓、槙文彥、大高正人和黑川紀章，這群建築師青出於藍，成為日本建築史上舉足輕重的「代謝派」(Metabolism)。

「代謝派」企圖從日式的建築想法中推演出一個普世的概念，為未來社會提出願景。他們的想法多少受到當時科技高速進步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是從看不見的原子到無窮盡宇宙發展過程之中的小階段，必須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不斷變遷與「進步」的社會，一代一代的延伸與成長就是「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是面對時代變遷的正面態度，當人類的需求變化，「都市與建築，將不斷地因技術進步而演化、發展更新以及『新陳代謝』」。建築要隨著時代的演化更新居住的單元和方式，而都市景觀、都市的基礎設施也必須隨著社會與經濟情況的不同提供人類的需求，這是日本戰後最重要建築運動「代謝派」的由來，在建築史上，代謝派在當時也是唯一一個非歐美地區所發起的建築運動，一個對於建築與設計不一樣的聲音。

 

然而，「代謝派」的很多建築雖然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在泡沫經濟後，很多卻因為不敷時代的發展而被拆除、代謝掉了。

 

建築反映時代，時代也反映建築，能夠感受到新的時代趨向的是安藤忠雄，他不屬於丹下大師的弟子，以自修的方式出道，不再強調高大的建築、昂貴的材質，而是採用倉庫或是工廠素材的清水混凝土，並且回收利用舊的建築，使他們重生，像是東京上野的國際童書博物館或是表參道的同潤會公寓。

回收舊建築再利用本身就是一種「低」的概念，檢視自己的需求，不在浪費過多的資源。在「低」的反省下，連戰後建築師第二代的黑川紀章所蓋的國立新美術館也是重建舊的陸軍營舍，改造成新的建築。

在城市當中需要甚麼樣的建築呢？美國的大都市二次大戰之後也經歷了生與死(至今也還沒活過來)，珍‧雅各有名的著作《美國大都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之中指出建立都市地景亂中有序的視覺秩序（而非死守單調重複的幾何秩序），並且在既有的城市基礎奠定城市自我重建的具體策略（而非夷平式的另起爐灶），並且思考都市計畫和都市更新在行政組織的結構問題。

我們的城市還需要高樓大廈嗎？或是我們利用原有的空間加以改造就可以了呢？

馬英九和郝龍斌不斷地摧毀台北市的人文景觀，透過夷平式的都市更新是最為粗暴且不注重人文和城市歷史的方式。像是以往我高中時候常去的光華商場，在橋下的舊書攤中找書是一種類似尋寶的快樂；還有小時候曾經去過的台北圓環則是吃滷肉和雞肉捲最有味道的地方，都在不注重城市紋理的更新中消失了。

 

光在那裏就快樂的街區

 

高價、高姿勢、高風險三高的城市不是宜居和可愛的城市，如果按照三浦展和隈研吾的「三低」：低風險、低姿勢、低依存的都市具體是甚麼呢？

 

舉例來說：街道的居民依鄰里互助的精神清潔自己的環境、在自家前整理一個小花園、到附近就可以買到當日手作的豆腐和郊區農場所種植的蔬菜。透過腳踏車、公車就可以來往工作的場所與上學的學校，而不用靠名貴的私家車送到校門前。視線所及不是抬頭向上看的大樓，而是不具壓迫性而且每間風格互異的房子。

 

「光在那裏就快樂的街區」是從小現象打造建築、從情感層面思考空間，只靠鋪設平整的馬路或是蓋大樓無法滿足這樣的想法。

 

建築的低或小，不是尺寸上的，而是富田玲子的著作《小建築》所說的：「『小建築』的意涵，並非指規模或尺寸小的建築，而是與人的天生五感能夠互動、感知、延伸的建築。或者說是與我們身心相容的建築，而不是令人覺得渺小、感到孤立不安的建築。」(陳永興譯)

如果大巨蛋無法通過安檢，就拆了吧！以前我在光復國小就學時，每天會經過巨蛋前的那塊地，沒有甚麼高聳的建築，看得到城市的藍天，當時的信義計畫區，還有一些綠油油的稻田。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台北蓋了很多房子，但是勞工的薪資還是相同，很多人還是買不起房。所以，蓋了那麼多房子，民眾的生活和所得有比較好嗎？如果沒有，我們是否需要不同的建築和思考呢？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飲食對話：讀《飲食全球化：跟著麥當勞，深入東亞街頭》

美食大國的淪陷？

以前在巴黎時，每個禮拜幾乎都會到不同街角的小酒館用餐，偶爾特別的日子就會奢侈一下到有星星的餐廳光顧。畢竟，已經住在這個美食之都，怎麼可以入寶山卻空手而回呢！

然而，令我驚訝之處在於，不管是街角的小酒館，或是有星星的餐廳，裡面當然有不少操著法語的當地人，也不乏講著日語和英語的外國人士。但是，象徵美式文化的麥當勞之中卻幾乎都是法國人。

從數據來看，法國人最愛的用餐地點應該就是麥當勞，將近一千兩百家的分店，每天用餐的人數一百多萬人，營業額的成長也是歐洲最快的，美食大國法國怎麼會容許麥當勞這種美式速食的代表長驅直入。

就算政府官員與知識分子們都批評麥當勞所帶來的美食文化與象徵，但是數字會說話，法國人的確很愛麥當勞，為什麼呢？

或許我們以為法國人都很懂得品味美食，創造出飲食的藝術與美感，也創造出無數的大廚，我們或許也會想像他們每天都是「慢食運動」的實踐者，但是多數的法國人缺乏這樣的閒情雅致。他們大部分的人生活也為錢而忙碌，根本無暇花費太多精力在用餐這件事之上。

麥當勞在法國也有不同的經營策略，法國麥當勞的執行長不把自己定位為速食，從一開始，就將麥當勞作為法國家庭的用餐場所，不只是體驗快速，而是帶給家庭歡樂的地方。的確，法式料理的餐廳適合熱戀中的情侶、體驗浪漫的一餐，但並不適合全家人用餐。

法國的咖啡店適合哲學家或是學生，適合輕聲地聊天、安靜地讀書，但是如果普通的年輕人只想打屁，輕鬆的在下課之後買個點心吃的時候呢？一般的年輕人不會走到Ladurée買馬卡龍，而是到麥當勞買個漢堡或是蘋果派，在麥當勞輕鬆明亮的環境之中坐一下。

2005年，法國各大城市都發生大規模的暴動，數千輛車子被燒毀，商店與餐廳也遭到破壞，然而幾乎所有的麥當勞都平安度過，因為他們是孩子們與青少年平常聚集的場所，也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給失業的年輕人，麥當勞法國的執行長指出：「我們幫助吸納那些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教他們早上起床、記得洗手，微笑面對顧客。」很多貧困的社區，麥當勞是他們工作的重要選擇。

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麥當勞其實幫助法國政府很大的忙，尤其在失業率高漲的當下，聘用大量的法國勞工，而且麥當勞的原料，超過四分之三都從法國而來，已經很難說他是本土或是外資企業。

東亞的金色拱門

橫掃法國的麥當勞，如何與東亞社會接觸呢？飲食習慣與文化都與麥當勞不同的東亞國家，遇到這個美式文化的象徵會如何反應呢？

或許我們得先了解麥當勞以及其所代表的象徵與文化，麥當勞不只是一間速食餐廳，他所代表的還是一種生產模式、社會型態和文化象徵，有些人相信，由美國所輸出的麥當勞代表著一種「美帝」對於各國文化的入侵與改變。

而飲食這種每個文化都大相逕庭的行為，則是族群之間區別你我很重要的工具，我們常說「XX人吃甚麼，而我們不吃。」多少有著分別他者和我者之間的不同，當麥當勞進入世界各地，也代表著我們感染美國的文化風俗，或是對於飲食傳統的拋棄。

當全世界由電子通訊、媒體和網路所聯繫，大家逐漸過著相同的生活方式，快節奏的音樂(MTV)、微軟或是麥金塔的電腦系統(Microsoft or Macintoch)和麥當勞(McDonald’s)所代表的3M文化似乎主宰著大家的生活。每個地方的文化、生活經驗都相同，每個地方的品味因為全球性的飲食或是商品而被改變。

但真的是如此嗎？是我們被麥當勞所改變，還是麥當勞進入不同社會之後，針對不同社會的需求，進而改變自身的企業文化呢？詹姆士‧華森所編輯的《飲食全球化：跟著麥當勞，深入東亞街頭》(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即是從飲食分析「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微妙的辯證。

麥當勞的確是個好的切入點，管理學大師可能會分析麥當勞的經營策略，金融分析師則會分析麥當勞的營收狀況和財務報表，這些數據都很重要，但是缺乏「人」的味道在裡面。

甚麼是「人」的味道？就是顧客走進店裡前所預期的感覺、店員與顧客接觸的方式、坐下來感受周邊空間的感覺、離開之後所留下的回憶。這些感覺與體驗很難化約成數據，卻是生活當中的重要感受。

華森所編輯的這本書，透過北京、香港、台北、首爾和東京等東亞五個城市對於麥當勞的不同反應與接受，分析顧客的消費行為，以了解麥當勞在地化的過程。

第一次讀詹姆士‧華森的文章是在丁荷生(Kenneth Dean)老師Chinese Popular Culture的課上，華森作為社會文化人類學家，主要的研究範圍是中國的民間宗教，最早的田野在香港的新界，以天后媽祖的信仰為主題。

在華森1980年代末期重回香港的時候，受訪對象帶著華森到他意想不到的地方用餐，以往都是到茶樓或是吃廣東料理，這次對方卻說：「我們換個新地方吧！孩子們想吃別的。」吃得卻是麥當勞。

「孩子們想吃」應該是麥當勞在地化很重要的關鍵之一，吸引兒童或是年輕人，是麥當勞在東亞社會成功的關鍵。亞洲社會對於兒童的重視，使他們會在兒童希望的地方慶生，與美國在家庭幫小孩慶生的模式不同，不少家長選擇在麥當勞幫兒童慶生，而麥當勞也創新地順應在地的作法。

但是，麥當勞也不一定只是順應當地社會，不只「在地化」，他們也透過宣傳改變當地民眾的飲食習慣。本來東亞的民眾(除了日本以外)並不習慣排隊，也不習慣吃完飯自己清理桌子，排隊本來就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然」反應(特別是在中國)，而麥當勞很會教育消費者遵守紀律，改變消費者的飲食習慣。

衛生的廁所與明亮的用餐環境，也是麥當勞帶給東亞飲食文化的重要改變，年輕的一代和中產階級已經熟悉這樣的用餐環境，除非其他的餐廳也符合這樣的衛生條件，不然很難受到新一代的青睞。

比較東亞麥當勞與美國的差異時，有一點經常受到大家的關注:美國麥當勞的消費者大部分都是開車，使用得來速車道，但在東亞的麥當勞，則成為另類打發時間的地方。

經過統計，東亞顧客的用餐時間比起美國的長很多，很多顧客利用麥當勞的明亮環境，在這裡聊天、聚會，有的學生甚至在這裡讀書，這是一般餐廳無法提供的空間，也是麥當勞在東亞成功的原因之一。

或許對於年輕的一代而言，麥當勞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一部分，已經很難區分外來與本土的差別。但是，麥當勞的飲食造成全球飲食文化的同質化嗎？麥當勞進入東亞市場會造成「傳統飲食」式微嗎？

事情也非如此簡單，當美式速食進入之後，本土食物面對危機，也開始強調自身的特性，但是加入了速食的成分以應付現代化的社會。從吳燕和的研究中可以發現，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早期，台灣本土的食品業也加入速食的營業模式，在明亮的餐廳之中，販賣炒飯、蒸餃、春捲、虱目魚等台式小吃。

麥當勞進入東亞社會，在不同的社會產生不同的反應和影響，兩者相互影響，「全球化」和「在地化」兩者之間不是事物的兩極，反而產生了一種「混和」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響。

如果只為了簡單、快速的結束一餐，會隨便找個吃飯的地方解決，不管是麥當勞或是便當，都是速食的一種。「麥當勞是吃東西的地方，但不是餐廳。」但是，如果我要與太太渡過一個美好的夜晚，「沒有酒，沒有人與食物間的心靈體驗，沒有這些飲食的對話」，怎麼能算餐廳呢！法國美食大師賈克‧皮塞(Jacques Puisais)如此說著。

觀點獨具的通史著作：李峰老師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漢學研究通訊》5月號(33卷第2期)刊出我對李峰老師新書的書評，純粹是簡單的介紹，沒有太深入的分析其中的每個主題。

〈評Li Feng, 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6 pp.

李峰教授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是一本結合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重要著作，本書嘗試將早期中國的歷史放在一個比較的脈絡中思考國家形成、文字起源、官僚組織、諸子百家、帝國的創造等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問題。

李峰教授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職教授，專長於西周歷史與考古，學術成就集中、日、美等專長，先於中國西北大學考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於日本東京大學修習博士課程，後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本書的導論大致勾勒了早期中國文明發生的自然環境與氣候狀況，作者於本章特別介紹「早期中國」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起源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疑古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到1930年代馬克思史學引進中國，早期中國的研究不僅是現代歷史學的一部分，更是引領史學革命的火車頭。

 

第一章到第三章說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在世界史上的意義。198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的考古發現，中國的考古學家與西方學界相互接觸，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看法出現更多的解釋，作者在本書中討論了考古學界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最新的看法，也連帶地討論酋邦(Chiefdom)、國家形成、夏文化的問題和二里崗商文化的擴張等問題，檢討了傳統的歷史文獻，也討論了西方人類學、考古學界關於早期國家的相關問題。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論述晚商王朝的政治、宗教與文字的使用，透過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到1937年在安陽的發掘，以及50年代以來在中國不同地方的考古發現，對於商代的歷史已經有更清楚的認識。除此之外，本書也介紹與晚商王朝同一時期的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等地方青銅文化。晚商不僅具備燦爛的青銅文化，還是第一個留下文字紀錄的王朝，甲骨文所留下的紀錄讓學者們更加瞭解商王朝的宗教、社會和政治。

第六章和第七章則分析西周國家的發展過程、宗教特色和官僚組織，也是本書最為精彩的一部份。立基於作者的兩本專著《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和《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本章綜合了傳世文獻、青銅銘文和物質材料，反駁以往對於西周國家「封建」體制的解釋，提出西周的國家型態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城市國家」和「領土國家」，為「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周王委任親族管理所形成的「邑制國家」網絡統合了西周的政治權力、社會組織和地緣結構等不同層面，而西周的官僚組織與階層也在商代國家的基礎上，發展出結構更為成熟的政府。

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析西周國家崩潰之後，春秋和戰國的社會如何從混亂之中整合，以至於秦帝國的形成，其中包含春秋的霸主政治、華夏意識的認同和戰國所形成的領土國家，此一時期的戰爭型態也與以往不同，國家以郡縣制直接控制小農，並透過法律制度、爵制和官僚制度構築絕對的王權。隨著時代所興起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理念與主張，本書的重點不在於諸子百家哲學的異同，而是分析他們面對戰國亂世所提出的想法，強調其社會性。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以三章的篇幅討論了漢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知識分子與物質文化的發展。透過新發現的張家山和銀雀山漢簡，更為具體地瞭解漢代的法律制度和地方政府組織，漢代知識分子雖然時常批評秦代的政策，但是政府組織與法律仍然沿襲秦代。漢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是大土地制度的形成與豪族的興起，在思想與文化界則是獨尊儒學，並且成為利祿之階，成為中國文化史的重要課題，而儒學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在漢代的物質文化之中見到。

「早期中國」作為研究的時間斷限，從文明起源以至東漢滅亡的公元220年，李峰認為這段時間縱使在東亞大陸上有不同的區域文明，但都可以視為這塊大陸上的內在發展過程，而且這段歷史的主要材料來自考古學，也仰賴古文字學的方法(頁5-6)。「早期中國」的概念最早源自日本學界與北美學界，不同於中國學界以朝代的斷代方法，李峰本書應該使用更長的篇幅說明「早期中國」在不同學術脈絡中的適用性，而且本書似乎強調中國文明本身的連續性與同質性，而忽略早期東亞大陸之上所存在的其他文化以及地區之間的差異性。

 

歐美學界以往對於中國古代史的寫作多以合著的方式，具體成果展現在《劍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與《劍橋中國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的出版，然而兩本書的不同作者之間，不僅觀點不同，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的新資料太多，而且早期中國的研究被劃分為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史等不同學門，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書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作者熟稔出土的古文字與物質材料，也瞭解傳世文獻，同時深入西方的考古學理論，故可以在更寬廣的視角之中，重新檢討中國文明。如果本書可以增加結論的部分，說明早期中國對於中國文明的影響與貢獻，將會使本書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