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高到三低：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城市？

一陣子沒寫建築筆記了，會想寫一篇是因為這陣子台北巨蛋的消息，柯文哲市長說如果遠雄三月底前沒通過安檢，不排除拆蛋。

 

可能會拆，也可能不拆，但是拆或不拆，後面有沒有對於整個城市建築的思考。

 

我很喜歡閱讀日本的建築，不只是閱讀建築和建築史的書，也喜歡在日本各地欣賞建築家的作品。走過東京的不同角落，可以看到丹下健三、安藤忠雄、伊東豐雄、黑川紀章、隈研吾……等不同世代建築師的作品。

現代建築在日本發揮地淋漓盡致，我的意思指的是日本人接受現代的建築之後，不僅可以學著西方人蓋相同樣式的建築，還可以吸收建築理論、藝術和概念之後，反芻、轉化，結合自身的想法，並且在世界的建築界大放異彩。

 

丹下健三、楨文彥、安藤忠雄、妹島和世接連地獲得普立茲建築獎，不單說明了他們熟稔於現代的建築形式，還透過自身的思考，反饋、影響西方的建築。

三低主義

 

社會學者三浦展(之前有一本《下流社會》在台灣很紅)和建築家隈研吾以對話的形式出版了《三低主義》，討論從三高到三低的社會如何發展，書中言及的並非擇偶條件，而是透過建築看見社會，並且思考社會型態所反應的建築形式。

 

三高當然不是時下的用語，男生的三高指的是高、富、帥(或是高學歷、高所得、高身高的說法)，而女生則是白、富、美。關於健康的危險狀況，則是高血脂、高膽固醇、高血糖。

 

三浦展言簡意賅地指出以往都市和建築的思考：

 

以「偉大」為課題，所以是「高壓的」。到了近代，就變成「高層」的建築是好的。一到後現代，在思想上「高尚」的建築，也受到歡迎。

如果我們不希望建築是偉大、高層、高尚的、是必須要抬頭往上看的建築，那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甚麼樣的建築呢？低層、低姿勢、低二氧化碳、低成本則是比較好的選擇。

 

汽車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釋昭慧搭的高馬力、高價、高油耗的賓士能夠換成低價、低成本、低油耗的車子，也比較符合這個時代的精神。

 

我們如果用比較學術一點的字眼，就是「進步主義」的結束，在物質生產上，不求大規模的擴張；在經濟發展上，不求GDP的高速成長；在政治人物的選擇上，不求英明的領袖，總統或總理每天搭公車上下班也很好；在食物生產上，不仰賴大規模的養殖與長途運輸，回歸到當令與當季的食材。

從三高到三低

建築上，像是101那樣高大又巍峨的大樓，令人望之卻步，象徵著城市的「進步」嗎？頂新就是用黑心油換取入主101的經營權，這是我們要的「進步」嗎？

從日本戰後建築的發展來說，第一代的大師丹下健三的建築反映當時經濟與技術高度成長的概念，大規模的都市計畫隨著收入大量增加、孳生。 當 世界設計會議(World Design Conference)1960年五月於東京召開，不少的工業設計者和建築師齊聚東京，討論「二十世紀的整體形象」(Total Image for the 20^th Century)。

東京大學教授丹下健三和他的年輕弟子們，包括：菊竹清訓、槙文彥、大高正人和黑川紀章，這群建築師青出於藍，成為日本建築史上舉足輕重的「代謝派」(Metabolism)。

「代謝派」企圖從日式的建築想法中推演出一個普世的概念，為未來社會提出願景。他們的想法多少受到當時科技高速進步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是從看不見的原子到無窮盡宇宙發展過程之中的小階段，必須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不斷變遷與「進步」的社會，一代一代的延伸與成長就是「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是面對時代變遷的正面態度，當人類的需求變化，「都市與建築，將不斷地因技術進步而演化、發展更新以及『新陳代謝』」。建築要隨著時代的演化更新居住的單元和方式，而都市景觀、都市的基礎設施也必須隨著社會與經濟情況的不同提供人類的需求，這是日本戰後最重要建築運動「代謝派」的由來，在建築史上，代謝派在當時也是唯一一個非歐美地區所發起的建築運動，一個對於建築與設計不一樣的聲音。

 

然而，「代謝派」的很多建築雖然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在泡沫經濟後，很多卻因為不敷時代的發展而被拆除、代謝掉了。

 

建築反映時代，時代也反映建築，能夠感受到新的時代趨向的是安藤忠雄，他不屬於丹下大師的弟子，以自修的方式出道，不再強調高大的建築、昂貴的材質，而是採用倉庫或是工廠素材的清水混凝土，並且回收利用舊的建築，使他們重生，像是東京上野的國際童書博物館或是表參道的同潤會公寓。

回收舊建築再利用本身就是一種「低」的概念，檢視自己的需求，不在浪費過多的資源。在「低」的反省下，連戰後建築師第二代的黑川紀章所蓋的國立新美術館也是重建舊的陸軍營舍，改造成新的建築。

在城市當中需要甚麼樣的建築呢？美國的大都市二次大戰之後也經歷了生與死(至今也還沒活過來)，珍‧雅各有名的著作《美國大都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之中指出建立都市地景亂中有序的視覺秩序（而非死守單調重複的幾何秩序），並且在既有的城市基礎奠定城市自我重建的具體策略（而非夷平式的另起爐灶），並且思考都市計畫和都市更新在行政組織的結構問題。

我們的城市還需要高樓大廈嗎？或是我們利用原有的空間加以改造就可以了呢？

馬英九和郝龍斌不斷地摧毀台北市的人文景觀，透過夷平式的都市更新是最為粗暴且不注重人文和城市歷史的方式。像是以往我高中時候常去的光華商場，在橋下的舊書攤中找書是一種類似尋寶的快樂；還有小時候曾經去過的台北圓環則是吃滷肉和雞肉捲最有味道的地方，都在不注重城市紋理的更新中消失了。

 

光在那裏就快樂的街區

 

高價、高姿勢、高風險三高的城市不是宜居和可愛的城市，如果按照三浦展和隈研吾的「三低」：低風險、低姿勢、低依存的都市具體是甚麼呢？

 

舉例來說：街道的居民依鄰里互助的精神清潔自己的環境、在自家前整理一個小花園、到附近就可以買到當日手作的豆腐和郊區農場所種植的蔬菜。透過腳踏車、公車就可以來往工作的場所與上學的學校，而不用靠名貴的私家車送到校門前。視線所及不是抬頭向上看的大樓，而是不具壓迫性而且每間風格互異的房子。

 

「光在那裏就快樂的街區」是從小現象打造建築、從情感層面思考空間，只靠鋪設平整的馬路或是蓋大樓無法滿足這樣的想法。

 

建築的低或小，不是尺寸上的，而是富田玲子的著作《小建築》所說的：「『小建築』的意涵，並非指規模或尺寸小的建築，而是與人的天生五感能夠互動、感知、延伸的建築。或者說是與我們身心相容的建築，而不是令人覺得渺小、感到孤立不安的建築。」(陳永興譯)

如果大巨蛋無法通過安檢，就拆了吧！以前我在光復國小就學時，每天會經過巨蛋前的那塊地，沒有甚麼高聳的建築，看得到城市的藍天，當時的信義計畫區，還有一些綠油油的稻田。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台北蓋了很多房子，但是勞工的薪資還是相同，很多人還是買不起房。所以，蓋了那麼多房子，民眾的生活和所得有比較好嗎？如果沒有，我們是否需要不同的建築和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