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翅與花椒：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 (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 A Sweet-Sour Memoir of Eating in China)

西方有句俗諺﹕「We are what we eat（人如其食）」。

如果按照廣東菜色那種甚麼都吃的習慣，以形補形，「以胃治胃，以心歸心，以血導血，以骨入骨，以髓補髓，以皮治皮。」來點猴腦、牛百頁、豬血、兔頭、雞爪等這些動物的各式器官，從內臟到外皮、從頭到腳，天上飛的只有飛機不吃、地上爬的只有汽車不吃、海裡游的只有船不吃，剩下的甚麼都吃，那廣東人基本上就像各種動物。

或許西方俗諺中的這句話主要在於從食物來看文化，吃甚麼東西、或是不吃甚麼其實是觀察一個文化很重要的面向。在 Mary Douglas的 "Abominations of Leviticus"的研究中，探討宗教對於可食/不可食動物之間的關係；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Good to Eat: Riddle of Food and Culture則從唯物的角度觀察飲食和文化，舉例來說：印度社會將牛視為神聖的動物，不吃牛主要在於留著牠們對人類更有益處。

哈里斯的想法之中多少還帶點西方中心主義的思考，畢竟像中國菜甚麼都吃的飲食文化之中，祭拜祖先的牲禮或是不用來祭拜的動物，基本上都是可以下肚的食物。

有時候太習慣於日常的生活習慣，異文化的觀察者才能將一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找出差異，理出頭緒。《魚翅與花椒》是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以食物觀察中國文化的觸角。

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人，牛津長大、在劍橋取得文學的學士，然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漢學的碩士。扶霞不是一個無法接受異國食物的人，從小到大的異國飲食文化經驗，從蘇丹、土耳其、西西里、伊朗、日本等國的留學生都增加扶霞對於食物的包容性。

然而，當他有機會到中國時，對於中國的食物還是花了好一番功夫之後才能適應。先到香港、台北，之後到成都、甘肅、青海、長沙、韶山、北京、杭州、揚州等，透過食物了解中國，了解差異，也試著了解差異背後的文化邏輯。

說也奇怪，在國外到處充斥著中國餐館，而且中國食物在國外的食用率可能和日本的壽司或是義大利的披薩一樣，都很受到外國人的歡迎。然而，在國外中國餐館的菜色不外乎是左宗棠雞、河粉、炒飯、烤鴨……等外國人能夠接受的中國食物。
 

多一點華人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廣東人)，可能會有廣東的茶樓，點心、燒臘，但是除此之外，想找到一些不錯的上海菜、四川菜或是湖南菜館則是付之闕如。故外國人雖然在日常飲食當中加入了一些中國菜式，但對於中國菜還是相當的陌生。

扶霞在四川大學學習中文的時候，出於對食物的好奇，除了在大街小巷之中享用成都的餐館，學完中文之後，還註冊為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的學生，了解中國菜的烹調過程，進而探索其中的文化差異。

雖然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甚麼都吃感到驚駭，但是中國人卻對西方的生冷食物感到不適。中國人經常以「生」、「熟」劃分人、我之間的界線，「生蕃」和「熟蕃」用以區分文明/野蠻之間的區別，「生人」、「熟人」區分親疏遠近、「生食」和「熟食」則是文明人和野蠻人之間的烹煮方式。

至於刀工、調味和火候就牽涉到中國菜烹飪的核心，中國菜不用刀叉，故上菜的鴨、雞或是蹄膀，以筷子夾起的力道就可以分開或是切成一口的大小。

而調味或許就是川菜之中的核心，如果說川菜只有「辣」字可以形容的話，不免太過貧乏。扶霞指出川菜的美妙之處在於：「先明快地使用辣油喚醒你的味蕾，用帶刺痛的花椒刺激你的舌頭和嘴唇，用帶辣的甜味輕撫你的胃口，再用炒過的乾辣椒電擊你，最後用甜酸味緩和一下之後，再用滋補的湯品緩和下來。」

至於火候，說起來雖然只是烹調時掌握熱度的時間和程度，但不同的食材對於油和水的反應不同，靠經驗觀察油與水的顏色，在適當的時間將食材下鍋，使得不同的食材都能在火之中融合出色、香、味的均衡。

完全地融入異國的飲食並不容易，尤其扶霞在90年代初期到成都時，整個城市可以讓外國人感到「舒服」的飲食場所並不多，她只有改變自己的想法，嘗試以當地人的想法吃下食物、感受食物、體會食物。

脆腸、海蔘或是鮑魚，這類帶著彈性又有嚼勁，且吃下時帶著黏液的食物。如果翻譯成英文是軟骨的(gristly)、滑溜的(slithery)、黏滑的(slimy)和濃膠質的(gloopy)，這些在英文當中並不是用來形容好吃食物的形容詞。當扶霞開心地接待從英國來拜訪她的父母，開心地點著兔耳朵、鵝腸、毛肚、牛喉管，她的父母禮貌性地(卻帶著怪異的表情)咬著大腸時，她才體會到自己已經可以理解到這類食物的美妙之處。

除此之外，她也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旅行，從四川、湖南、福建、北京到香港，不過一省一地之隔，對於一個已經熟悉四川話的外國人而言，不管是語言或是食物，彷彿到了另一個國度。

從食物或許可以看出當地人的個性與民風，扶霞認為川菜中總是帶著一絲絲甜甜的體貼，悠閒、好客且迷人，而湘菜的辣則直接、強烈且具侵略性，就和湖南人的直率態度一般。

能夠感受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文化，以當地人的角度看世界，並不代表完全讚同當地人的作法，扶霞以食物理解中國的文化與社會，她深愛中國的食物，卻也從食物的浪費、排場和汙染看到中國當代的問題。

書中的字裡行間，扶霞經常透露出90年代初期她剛到成都時的美好歲月，相對於2000年之後拔地而起的大樓，原有的老成都只在回憶中，鋪張且浪費的文化、貧富加劇的社會現象、一擲千金的飲食習慣。

杯盤狼藉、誇張的食材、華麗俗艷的場地似乎使她更加懷念在四川的第一年，蛋炒飯、炒青菜、魚香茄子、回鍋肉，在路邊沒有招牌的小店中，一些簡單的菜色就能讓她體會到中國菜的美好，也就是這樣簡單且溫暖的回憶讓她想寫一本關於川菜、關於中華飲食和關於中華文化的書。

11年夏天的成都

11年的夏天在成都的文殊院與四川大學都住上一段時間，一次是參加Buddhism in China的活動；另一個則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四川大學合辦的「第一屆兩岸歷史研習營—巴蜀文化」，從不同的角落觀察這個城市。

成都的市區以人民南北路為中軸線，中心的天府廣場是成都的中心，文殊院在剛過天府廣場往北不久的文殊院街上，新建不久的成都地鐵也設有文殊院一站。從歷史上來看，現今原址上的唐代妙圓塔院毀於明朝末年，目前文殊院的規制主要是康熙三十六(1697)年由地方士紳所建。整體的建築規整，從正門進入的天王殿，依序是三大土殿、大雄寶殿、說法堂和藏經樓，另外還設有鐘樓與鼓樓，兩側的齋堂和客堂提供食宿所需。

文殊院的建築之間主次分明，周邊植栽的樹木蔭蔽，即使是夏日也相當的陰涼，在其中散步時，悠閒的小貓於其中或臥或睡，不同顏色的貓還在不同地方聚集，藏經樓前都是純白且花色潔淨的貓，最具有靈氣。從藏經閣邊的小路往裡走，是一片樹林，接著就是我們住的上客堂賓館。賓館的設備雖然簡單，但該有的設備都有，且樸素乾淨，每天早上到齋堂吃素菜，有時也與僧眾們一同用餐，體驗禪院生活。





在繁擾的市中心旁，一轉進文殊院街就有寧靜的感覺，頗有都市禪林之味，我在晚餐之後，休息一段時間則繞著文殊院慢跑，或是跑進近年來規劃的文殊坊，文殊坊的範圍東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順橋街，西至人民中路，規模約三十公頃，規劃大致以旅遊觀光為主，集合了飲食和文化的相關產業，雖然其中所販賣的商品並不吸引我，但整體的街廓則相當的整齊，比起這樣規整重建後的街道，我更喜歡往文殊院的另一面，這裡的街道尚未重整，沿著文殊院的長牆，周邊的矮房子和狹窄的街道，樹蔭從長牆透出來，三輪車駛過，居民於其中生活著，頗有庶民的感覺。

八月中之後，我到了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東門旁的紅瓦賓館居住，由於二十多天沒下雨，雖然已到八月下旬，天氣燥熱，尚比七月於文殊院住時更加難耐，望江校區在市中心，緊鄰府南河畔，由於是川大的老校區，樹木已經種植了很久，林蔭鬱鬱，晚間在分組與綜合討論之後，我在十點多出去慢跑，附近的居民也會在此散步，由於校區緊鄰鬧區，我從幽靜的東面經過南面，到了北面就是繁華的酒店、卡拉OK和特種營業場所，我穿越擁擠的人群再轉回紅瓦賓館。

在史語所與川大合辦的研習營當中，以區域文化為主題，同學與老師所關心的在於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問題，中國這樣廣土眾民的國家，什麼是普遍的存在，什麼是地域性的特色，普遍性的制度、想法與理念在地方視野中會有什麼變化，同樣一種制度，在不同的地方由於實踐上的差異即會產生不同。

中國不同地方的人來四川總會說成都生活的步調特別悠閒、較為閒散，與北京那種凝重的政治中心不同，也與上海那種以金融為中心的商業功利氣息不一樣，如何感受到地域文化或是認同的差異，這種感覺性的體會，摸不著、看不到，卻存在人與人的關係和認同中。



在解釋地域之間的差異時，我們傾向是因為地理、氣候所型塑的空間而造成文化的差異，「蜀士它日有興起者，當可與東南諸子頡頏，此亦山川之氣，久而必昌，機固如此耳。」這是清末時人的觀察，在民初時也有知識分子形容四川說：「無不與黃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揚子江下游三河系絕不相混，如別辟一新天地。」、「負有一獨立國的資格」。這樣的想法固然有他的道理，卻不免有地理決定的論調。

地理、氣候決定了先天的條件，後天人類的主動性也在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就像一個人一樣，區域文化的認同也由和其他地方的互動而來，人是在與別人互動當中而認識自己，逐漸形成個人的特殊性，區域文化也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互動和比較中逐漸理解到本身的獨特性，沒有比較如何知道差異：「巴蜀以文章盛，談者謂司馬相如後，文學彬彬比齊魯，此或經術然耳；若其文章，則楚騷外無倫比也。」

從生活上的條件來說，這次北方來參加的同學與阿斗的「樂不思蜀」不同，到了成都總有樂不思返的感覺，說成都綠意盎然、生氣蓬勃，茶館多，在茶館邊喝茶邊打麻將，或是在戲院當中看川劇、喝茶、嗑瓜子。說到四川的歷史，除了明末張獻忠所造成的動盪外，也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中日戰爭時日本人也打不進四川，一派悠閒，其來有自。

Skinner的遺產

William Skinner於60年代提出關於中國市場的理論影響甚大，是一個典範性的作品，理論提出後學者不管是反對或是認同，都得面對它所帶來的問題。Skinner的傳統中國農村市場模式區分基層市場(standard market)、中間市場(intermediate market) 和中心市場(central market)，在這樣的架構中，再細緻的區分出八個層級的「市場」將城市與鄉村聯繫起來。Skinner的想法中，基層市場是農村居民交換日常生活所需的場所，也是農產品往上面層級市場流動的出發點；中間市場顧名思義則是在最高層次的城市與下面的市場之間扮演中間交換的角色；中心市場則是整個區域之中具備政治與戰略角色地位的城市，在市場交換中是整個大區域的中心。

Skinner的理論影響甚距，在他之後的相關研究已不計其數，他將市場的概念帶進了漢學界，提供學者們不同的視野。多年來，學者所批評的有一部分在於Skinner的理論太過完美，傳統中國市場的結構是否如此均衡？質疑這個問題則必須問Skinner的理論基礎何來，也就是他的材料、他的田野經驗。

Skinner在1949年與1950年初曾在四川做過三個月的田野，當時正值國共內戰的末期，1950年1月共軍進入了Skinner當時從事田野的地點：成都附近的三聖鄉。共軍進城後要求Skinner限期離開，按照Skinner的說法，當時他的田野材料和照片都被解放軍沒收。於是，一個完美的理論缺乏了材料，無法驗證。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令人意外，Skinner死後，其後人在他的研究室發現了將近三百頁的田野資料和七卷的膠卷，從膠卷保存的狀態來看，這些檔案應該是有意的保存而非無意的忘記，Skinner為什麼刻意的隱藏這些資料？

Skinner的後人、華盛頓大學和四川大學現在打算出版這批資料，出版了以後將可以理解Skinner的材料是否可以支持他的理論，也可以進一步的理解他為什麼隱藏這批材料。

「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的第四天，在李孝悌老師「地方視野的明清士大夫」的演講後，我們聽了四川大學李德英教授用Steven Harrell在川大演講的Power Point介紹了Skinner這個令人感興趣的遺產以及參觀Skinner當初做田野的地方。



從Skinner當初的照片當中，三聖鄉當時還是一片一片的水塘，李德英教授提醒我們在2002年以前，這裡還保留了部分以往的景象，在02年之後，建商開始築起高樓，目前這裡矗立著一棟一棟的公寓大廈，處於成都三環之外，整個區域歸劃成「城鄉一體化」的示範區，「城鄉一體化」就是在快速城市化的當下，將大量累積的資本再投資在農業與鄉村上，按照官方的說法是將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整體，要統籌謀劃，以發展出兩者互惠的一個體系，在三聖鄉這邊的發展，主要將這邊建設為花市，販賣盆栽和花卉，周邊種植荷花，散佈著一些以農家菜為主的餐廳，發展成為成都市民假日遊憩的場所。

從川大老師得知，這個地方地景的變化是最近因為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才迅速改變，由Skinner當初農村經濟的交換集市轉變為以旅遊經濟為主的消費文化，如果Skinner的田野筆記發表了，三百頁的田野筆記和七卷底片，呈現了中共建政時期的四川農村經濟，2011年的夏天，在城鄉一體化的當代，兩者間的差距，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以理解其間的變化。Skinner當初不想發表的田野材料的再利用，應該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遺產。

「地方」史與「地方」文化—寫在「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之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歷史研習營已經將近二十年之久，由當時還在史語所的人類學組主任杜正勝老師開始，以前鎖定的是國內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希望能打破校際之間的限制，從不同的主題討論歷史研究的方法、課題與視野，由杜老師所寫的研習營宗旨，讀來仍覺得相當有生命力：「學術所以能生生不息，不斷增進，方法是很重要的，但學術精神更為重要，歷史研習營毋寧更重於學術精神的陶冶，方法以至於其他更具體的技藝，透過研習，自然會獲得。」

八月中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國的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合辦了「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兩岸之間歷史學界的正式與非正式交流已經是常態了，大學與大學之間暑期的學生往來，或是教授互訪、教學也已經相當頻繁，史語所掌握相當多的資源，名聲又如此響亮，組織性的舉辦兩岸之間的活動，再加上我的專業也是四川古代史，躬逢其盛，根據網頁上的計劃宗旨：「一在培養台灣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前往中國大陸作田野調查的興趣與習慣，並希望透過實際的田野考察和地方視角，對文獻有深刻而新鮮的體認與解讀。二在促進兩岸文史科系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深入而密集的知識交流與激盪。」參加的成員是台灣與中國籍於本地或在國外攻讀文史相關的博士生與年輕教師。

我感興趣的一點在於史語所為什麼選擇地方史、地方文化作為第一屆兩岸歷史研習營的主題。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是傅斯年當初設立史語所的精神所在，要歷史學家不只窮盡文獻材料，還得透過田野的工作獲取材料，不管是地方檔案、碑銘石刻或是考古的物質材料。由於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歷史學者雖然想將觸角擴大，實際上仍只能仰賴文字史料，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古代史那些亟需考古材料的研究者在台灣的凋零，或是在台灣的很多歷史研究者，選擇思想史作為研究的方向。



上個世紀八○年代以前，由於中國的封閉，國際上研究中國的學者大多前往台灣學習中文或進行田野研究，隨著中國的開放，學者們自然轉向中國，沒有甚麼裡由一定得到台灣來，我們沒有了地利，自然需要方法和視野上的不同，或是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史，在修杜正勝老師的「新社會史研讀」時，第一堂課讀溝口雄山的〈日本人為什麼研究中國〉開始，反省中國史研究在台灣的意義。

杜老師的問題當然是大哉問，也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他要我們放在心中。當我在去年一整年當中，修習了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的課，在冬季班的課程當中，一對一的reading course使我們可以更深刻的討論一些問題，他對於我想研究早期的地方史感到興趣，畢竟歐美漢學界的中國地方史由於史料的侷限，集中在宋代以下的近世中國，丁老師長期研究道教、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和中國地方史，並且在台灣與福建進行田野調查。透過修這堂課的機會，我閱讀了丁老師的新書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藉此寫了一篇書評，將刊登在今年11月出版的《歷史人類學學刊》。丁老師在這本書中為讀者呈現的是一個是多層次的空間與歷史交互的圖像，他透過GIS(地理資訊系統)，將莆田地區的文化地理加以標記，透過一層一層的地圖顯示出這個地區文化的堆疊與相互關係。



中國地方史的研究隨著研究視角的不同、方法論的差異和各地檔案、資料的公布，不管是在西方的漢學界或是在中國，都出版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一個村落、一個城市或是擴大到整個中國南方都可以算是一個「地方」，「地方」相對於「空間」在於「地方」具有文化與歷史的概念，歷史的過程當中造成每個「地方」的生活經驗產生差距，在各式各樣的歷史因素下，在不同的地方產生不同的文化與生活經驗。

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

在西方學界，1980年代James L. Watson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一個村落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在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這樣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GIS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


「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

課程內容

第一天 8 月 18 日（週四）
全天辦理報到（入住四川大學賓館）
歡迎晚宴、說明程序、學員分組

第二天 8 月 19 日（週五）

開幕儀式

主題一：器物中的歷史

第一講／古蜀探秘：三星堆考古發掘親歷記
　　　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第二講／巴比倫尼亞傳說時代的史料學
　　　王獻華（劍橋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系）

考察三星堆

第三天 8 月 20 日（週六）

主題二：圖像與歷史

第三講／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黃進興（中研院史語所）
第四講／作為一種史學研究對象的晚唐五代節度使墓葬
　　　陸揚（堪薩斯大學歷史系）

考察王建墓、金沙文物

第四天 8 月 21 日（週日）

主題三：宗教與醫學

第五講／「祝由」醫學與道教的關係
　　　林富士（中研院史語所）
第六講／中國古代醫學思維方式及治療理念
　　　蔡進（成都蔡氏中醫館）
第七講／地方視野中的明清士大夫
　　　李孝悌（中研院史語所）

考察三聖鄉——
　　　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做田野調查的地方

第五天 8 月 22 日（週一）

考察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

考察青城山道教

體驗川劇

第六天 8 月 23 日（週二）

主題四：清代四川的州縣治理與地方社會

第八講／政務或司法：從南部縣檔案看清代州縣審斷
　　　里贊（四川大學法學院）
第九講／清代四川移民會館崇祀中的地方認同
　　　王東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考察洛帶客家聚落（王叔岷家鄉）

第七天 8 月 24 日（週三）

主題五：學術與詩文中的蜀文化

第十講／杜甫詩中的成都風物
　　　景蜀慧（中山大學歷史系）
第十一講／轉型而異調：近代蜀中學人的經史之辯
　　　劉復生（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考察武侯祠、杜甫草堂

第八天 8 月 25 日（週四）

考察崇州罨畫池、陸遊祠和文廟

圓桌討論

第九天 8 月 26 日（週五）

主題六：近代成都的文化生活

自行考察成都少城生活區
自行考察成都茶館文化

綜合討論
　　　黃進興、羅志田、王璦玲、李孝悌

晚宴

第十天 8 月 27 日（週六）

賦歸

尋屍啟示

6月15日在長河壩因車禍翻落大渡河，
身高1.68米，年齡30歲，中長頭髮，
偏瘦，知道者請盡快聯絡。
酬金為5000元

從成都離開往康定的車上，在雅安離開了高速公路，這裡是以前漢藏之間交換的重要地點，對於藏民來說，茶是彌補蔬菜不足的重要飲品，雅安的山丘上布滿著一片一片的茶園。我們被告知今天至少要八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到達康定，午飯在雅安用過之後，開始了綿延不絕的山路，路基本上沿著大渡河而開，時而向上爬行，時而往下繞行。

一路上的路大部分並沒有柏油鋪面，舊的路的路基有些已經消失在大渡河中，新的路還沒修建完成，由於前一晚大雨過後，淤泥的路面十分難以行駛，車速往往都低於四十公里，巔頗至下午四點，我們在瀘定橋下車休息了一下，瀘定橋這個共軍長征神話當中具有象徵性作用的地點，所謂的二十二勇士在此地冒著敵人蔣介石軍隊密集射出的子彈，匍匐前進，鋪設橋板，英勇的跨過大渡河，在抵抗國民黨軍隊的戰役當中起著關鍵作用。不過，就我和同行在美國教書的中國裔教授聊天後的講法，則覺得蔣介石軍隊當時對於康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控制力，在此的大部分是些據山為王的土匪，而不是擁有美國精良武器的國民黨軍隊，共軍充其量只是險勝了土匪。然而，國族神話的創造則得把這段歷史當中的共軍寫得可歌可泣、英勇神武。



過了瀘定橋之後，車子行駛了一陣子，漸漸的停了下來，我以為是塞車，在恍恍惚惚中睡著了，一個多小時後轉醒了過來，發現除了天色變暗之外，車子完全沒有行動的跡象，原來是路面過於狹窄，僅提供單向行駛，兩個小時交替一次，我下車在大渡河邊散步，泥黃色的河水湍急的流著，突然注意到旁邊電線桿上的「尋屍啟示」，心裡以為是什麼活僵屍復活或是鄉野奇譚般的佚事，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因為發生車禍導致落水，家屬大概知道落水者無法活著回來，轉而尋求屍體，在這則啟事的下面則是另一則大同小異的「尋人啟事」，我想起擅長描寫死亡與屍體的駱以軍，很符合當下的詭譎氣氛：

在一周刊當中連載的〈海堤〉有著這樣一段：退潮以後，海堤斜坡下的水泥平台便堆疊著一球一球刺豚的屍體，有的難堪的纏繞在一團浸過黑色機油的漁網上；有的四五只挨擠成一團，灰色的背脊、乳白的肚腹、怒目圓睜、髮刺直豎，乍看直覺想起某類草叢中會黏住你衣服的刺溝漿果，待蹲在堤上細細的端詳又覺得那些死去的刺豚，鼓著鰓翻著白眼的模樣，挺向窩湊在一塊的人的臉，有的睡眠不足，有的猶有不甘，有的慈眉善目，有的滿面於思……各有各的表情。

〈時間之屋〉：河的上游，從橋的那邊，漂來一只一只狗的屍體，黑狗黃狗花狗白狗，浮在碧艷艷的河流上，它們雙眼暴突，嘴齒張開，肚子像充飽氣的球囊翻向天空，四肢僵直的張爪而伸。列隊漂下的死狗至少有千只之多，除了有些在漩流處打個轉，其他的都平和規矩的順流漂下。





我望著大排長龍的車隊，旁邊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矗立著，只有河邊有點空隙作為路基，大大小小的車子，從卡車、遊覽車、小貨車到賓士的轎車，車上的人不耐煩的在路邊等候著，旁邊的居民開始做起生意，提供家中的廁所以供急需的人方便，天空灰濛濛的一片，車子漸漸的動了起來，依然緩慢，過了晚上七點之後，天色已經完全的暗了，雨勢也大了起來，車子前方的大卡車突然停了下來，車上的人下來說車子壞了，剛好擋在車道的中間，後面的車子完全無法動彈，過了十分鐘之後，後面車子的人開始不耐煩，紛紛下車，披著雨衣，胡亂的指揮了起來，在前後兩台大車之間，穿插著不同行駛方向的小車，情況越來越混亂，指揮的人還開始打起架來。

在晚間的川藏公路上，車燈再多也無法照亮大山的闇黑，雨聲、人聲與焦躁的心情，如果這時旁邊的落石滑落，大概只能和家人說再見，而且一進到藏區，行動電話就無法直播國際，國際電話也無法直撥行動電話，從早上八點出來，交通的時間已經超過十二個小時，比飛到美國還花時間。晚間九點後，警察來了，將完全糾結的交通漸漸打開，十一點我們終於抵達康定，從無垠的山路出來，周圍充滿著樓房，餐廳、卡拉OK、和紀念品商店還在營業，夜間的康定有種超現實的感覺，入住的四星旅館，門僮穿著大紅雙排扣的制服更顯出一種魔幻寫實般的氛圍。

從平地進入高原、漢區進入藏區，屏蔽掉的國際電話，十多個小時的交通時間宛如到了另一個時空。

紅塵浪裡難修行

「紅塵浪裡難修行」這個標題是柳立言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當中以法律史的角度解讀宋代僧人犯罪的問題，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宋代整體市場的變化，導致了寺院的營利，而使僧眾克服不了物質的誘惑，再加上寺院管理制度的鬆弛，導致僧人犯罪的案件相對增加。本來僧眾也是一般人，雖然有心向善修佛，然而外界的刺激，花花世界，凡心不動也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轉型，開始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的資本主義，寺廟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現象和新問題，在此之前，佛教是封建主義當中的迷信，是馬克思所說的「麻醉人民的鴉片」，當政府的管制較為鬆弛時，被打倒的寺廟開始重修，加入了旅遊經濟與文化消費的因素，相關的佛教文化旅遊經濟興起，再加上中國努力申請聯合國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申請世遺成功，吸引的觀光人潮也就隨之增加，經濟的收益也就更加的豐厚。



從上海結束了2011「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Summer Seminar之後到了成都，參與了今年的Buddhism in China 2011，今年的主題是「峨眉山與四川佛教」，從成都離開後，我們到了樂山，住在峨眉山的山腳下，隔天我興致高昂的想上峨眉金頂和山上的古剎，車子帶我們進了黃灣停車場，門票一張一百五，採用條碼式的刷卡，進去時還會「歡迎光臨」，機器制式化的發出聲音，從這裡還要搭上一個半小時的車，再走上兩個小時的路，才能登上三千多公尺的金頂，四面十光普賢金像峨眉山金頂，這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金佛是銅鑄鎦金工藝佛像造像，通高48米，總重量達660噸，由台座和十方普賢像組成，像高42米，重350噸。

我和參加的兩個朋友聊天，一個是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學修讀中國佛教，另外一個則對峨眉山較為熟悉，他的論文打算討論佛教在當下中國商品化的過程，當看到這樣龐大的建築時，令我們訝異的不是他的巨大，而是它的新穎，沿途上來的寺廟每間都有他的歷史，但每間當中的塑像與建築都不是原來的建築，整體的建築相當的制式化，雖然仿古，卻沒有特色，因為大部分的建築都是文革之後重新修繕，為了搞經濟，發展峨眉山的旅遊特色，佛教成為最好招徠客人、搞文化經濟的一個賣點，所以沿途上除了新修的佛寺外，每隔幾步路就有販賣紀念品的地方。



對於這樣極度旅遊化和商品化的地方，在我的看法當中是旅遊風景區，而不應該是宗教聖地，它不是出家人可以清靜自在的場所，當我在青城山時，一個道士一邊販賣著紀念商品，一邊眼睛關心著電腦螢幕當中股票市場的漲跌狀況，即使作為一個假道士也不是很盡責的表演著；在不少的佛寺中，我也看到僧侶們拿著手機大喇喇的在木魚前聊天，有觀光客進去時才意興闌珊的敲個幾下，並且喊著要捐獻。



紅塵俗世的干擾或許和政府的政策有關，尤其像中國政府如此強力的介入宗教事務，以旅遊為主，讓宗教成為輔助經濟發展的策略，這樣發展策略在我們於大佛禪院拜訪峨眉山佛教協會時得到了證實，接待我們的廟方代表先說明了峨眉山寺廟整體的發展狀況，由於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僧人編成農耕隊，文革之後，成立了峨眉山宗教協會管理所有的人事、物權，基本上整體都還隸屬於國家。從他的介紹中，我很好奇的問他兩個問題：

「文革對於整個峨眉山宗教發展的影響，在文革之前和之後，存在著什麼樣的斷裂以及延續。」

另外我還問他：

「當今中國政府在峨眉山佛教發展的影響力量。」

他誠實的回答這個問題：「文革對佛教的影響真的很大，雖然當初的一些老和尚還活著，但是四、五十歲這個世代則整體上消失，峨眉山的佛教團體之間以往可能還有宗派之間的差別，現在大致上歸於一統，原因在於都歸政府管理。而關於政府在峨眉山佛教發展的影響，其實是相當大的，或是說佔據著指導作用，八○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佛教可以吸引遊客，提升經濟成長，發展地方事業，佛教的主要導向即是加速經濟成長，當今政府的指導方針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佛教的任務也就是順應政府，歸化人心。」

改革開放，以服務旅遊為主，結果有好也有壞，往好處想是普及佛教；往壞處想則是佛教的庸俗化、商品化與去神聖化，服從中央政府的政策 。修道之人，不管是任何宗教，多多少少都要禁絕欲望的誘惑，以超越部分的人性，以完成與達到靈性的境界，故能體會凡人所不能領悟的層次，當今的佛教不是站在一個超越的層次，而是服從政府的指示，無法成為俗世的超脫，只能是政策的輔助工具。在上位著都只能順應政府、接受指示，無法清靜修行，其他的人也只能在紅塵浪裡飄搖。

2011 Mount Emei and Buddhism in Sichuan Itinerary
July 1 - July 15

Date Activity
July 1 – arrive at Chengdu
July 2 – Orientation and seminar
July 3 – Zhaojue Temple 昭覺寺 and Manjusri Temple 文殊院
July 4 – Du Fu’s Cottage 杜甫草堂, Zhuge Liang Shrine 諸葛亮武侯祠, Qingyang Abbey 青羊宮
July 5 – Mount Qincheng 青城山
July 6 – Great Buddha at Leshan 樂山大佛, to Mount Emei 峨眉山: Baoguo Temple 報國寺
July 7 – Mount Emei: Qingyin Pavillion 清音閣, Wannian Temple 萬年寺 and others
July 8 – Mount Emei: Hong Chuanping 洪春坪, Golden Summit 金頂
July 9 – return to Chengdu
July 10 – to Kangding 康定, Nyingma Jingang Temple 紅教金剛寺
July 11 – Geluk Anjue Temple 黃教安覺寺 , Kagyu Nanwu Temple 白教南無寺
July 12 – return to Chengdu, visit Luding Bridge 瀘定橋
July 13 – Dazu Grottoes 大足石刻
July 14 – to Chongqing 重慶: Huayan Temple 華岩寺and Luohan Temple 羅漢寺
July 15 – departure from Chongqing

10年冬天的成都

到了成都將近工作了四天，兩天在做地表調查，兩天則是從事鑽探的工作，星期六放了一天假，假期前一天，大家準備到成都過一夜，隔天可以去金沙博物館和熊貓基地。

下了工之後，洗了個澡，我們一行人在郫縣搭上今年才通車的動車(當地人都稱之為高鐵)前往成都，這條線從成都到青城山，以往郫縣到成都需要花上一個多小時，通車之後只要二十幾分，四川在08年的汶川地震後，國家提供大量的重建基金，從事大量的基礎建設，到成都車站之後，還可以轉乘今年才通車的地鐵，這條新通的地鐵一號線以人民南北路這一貫穿成都市區的大路為軸，連結成都火車的南北站。





我們住的青年旅館「驢友記」就離文殊院站不遠，驢友是大陸對背包客的稱呼，應該是背包客都帶著一個大包在身上的原因吧!旅館的裝潢也以中國式的窗櫿搭配紅磚，配上木質的桌倚，整體的設計帶點前衛的中國風，我們十一個人，包下一間六人房和五人房，房間整齊清潔，是一件清爽的青年旅館。

在過去這一周的時間裡，我們吃住都在郫縣，都在鄰近的小餐館吃四川當地的菜餚，經常上桌的有魚香肉絲、宮保雞丁、水煮肉和麻婆豆腐這些常見的川菜，只是鹹味和辣味都大大的增加，每天都吃這些東西，一周下來不免覺得有些膩，他們一群外國人就決定今晚到成都的桐梓林路上，這條外國餐廳最多的地方找尋一些熟悉的味道，我們選了一家具有美式和墨西哥風味的餐廳，到的時候已經十點多，早已飢腸轆轆，點了一下漢飽、三明治或是墨西哥捲餅之類的東西，配著啤酒，將一個星期的辛勞漸漸的釋放出來。



由於大家平日八點就出門從事地表調查或是鑽探的工作，下午大約六點才回旅館，洗個澡就準備休息，並沒有空認識一起工作的伙伴，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研究區域從南美、中美、中亞到中國各地的考古研究生，討論彼此之間的工作情況，也發點生活與工作上的牢騷，有的則聊對於中國的感覺，各式各樣不同的話題，英文、中文交錯著溝通。

隔天外國朋友們都到金沙博物館和熊貓基地，由於金沙博物館尚未建成時，我就 有個難得的機會，在成都考古所的帶領下，得以參觀這個遺址，這次我更想到市中心看看成都近來的發展。成都地鐵目前的規模有兩條線，分為南北向和東西向，交叉點是人民廣場，也是成都最繁忙商業區。人民廣場上豎立著毛主席的大雕像，旁邊就是象徵著與他理念完全相反的星巴客與麥當勞，由此往春熙路走去，是一條充滿商店的行人步行街，百貨公司公司與各式各樣的商店林立，規模上超過台北的東區，台北前陣子才在為第一家UNIQLO風靡時，據說光在成都，它就開了四家。不過，成都也和很多中國其他的地方一樣，到處都可看到台灣的餐廳和百貨公司，內部的裝潢也十分相似(應該是說台灣模仿日本，再把這套方式移植到中國)，我在這裡買了一BEARD PAPA'S的泡芙，逛逛商場，有種忘了自己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的感覺。





在星巴客買咖啡時，我順手拿了一本Chengdoo雜誌(http://www.chengdoo-magazine.com/)，一本以英文編輯的雜誌，閱讀對象主要是居住在成都的外國人，其中介紹外國人在成都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問題，也分享一些彼此在成都的生活經驗，雜誌免費贈送，內容編輯的並不出色，令我感到訝異的是，在這裡居住的外國人已經可以支撐起來一本雜誌，免費贈送則表示成都以外國人為經營對象的餐廳、酒吧這些廣告主，覺得刊登廣告在這樣的雜誌上是有利可圖的。對於這些外國人來說，進出這些酒吧、吃他們所熟悉的食物、逛一些跨國都可以看得見的商店，到中國除了看到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說中文的人以外，世界還有什麼差距嗎？

成都平原考古調查

10年的冬天結束在中國的四川，跨越了半個地球，在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坐上飛機，從紐約轉機到了北京，在北京待了兩天，又飛到了成都，在郫縣從事這一季的考古田野，上次來四川，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下了雙流機場，我無法想起過去的機場，不管是機場的建築或是機場外的道路和景觀，一切似乎都在快速的變化中。

這次參與考古學田野的老師大部分是在北美認教中國考古學，包括哈佛大學的Rowan Flad、McGill的Gwen Bennett外，還有台灣大學的陳伯偵，學生有的以中國考古學為研究的對象，有一些則是從來沒來過中國的研究生，包括在哈佛大學研究秘魯考古、McGill大學研究極地考古、華盛頓大學研究瑪雅考古和在哈薩克研究中亞考古的博士生。





這項計劃進行了將近五年，今年是最後一年，主要的目的在瞭解成都平原古代社會複雜化的過程，三星堆文明打破了東亞社會單一起源的假設，古代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地理的概念，其下存在著不同的文明與文化，瞭解不同文明在東亞大陸上的社會複雜化，將有助於瞭解古代中國文化圈形成與彼此之間互動的關係。我們以成都平原所發現的九個新石器時代城址之中的郫縣古城遺址開始，以周邊300平方公里作為調查的區域，進行地表調查和試驗性的鑽探。



地表調查顧名思義就是在地表上搜集以往人類的遺存，主要是以陶器為主，透過地表調查，從陶片和相關遺物的密集度的分析，可以大致的知道地表下是否可能有重要的遺址；鑽探則是以圓筒狀的鑽頭，系統性的在所選定的地方，每隔25公尺進行鑽探，從地表往下鑽探至生土層，觀察與紀錄鑽探出來的土質、土色和遺物。透過不同的方式搜集資料和不同的科學分析，嘗試理解成都平原新石器至漢代的聚落分布狀況。



上次我來四川時，整個計劃還未開始，今年來得時候，計劃已經是最後一年了，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時，潮濕又寒冷，出門時氣溫總是不超過五度，冬日四川的霧氣經常阻擋著視線，有時能見度不超過10公尺。在田間的地表調查，露水經常沾濕了褲腳，即使穿著防水的鞋子，冰冷的水也會順著褲腳滲入襪子，有時還會不小心踏進水溝，經常得等到將近中午時，氣溫才會慢慢的回升。

在田野中行走時，經常會遇到好奇的農民，他們對於一群外國人踏入他們的土地感到特別，我常聽到這樣的問題：「你們來這幹什麼？」別人教我們的答案要回答：「我們來看土。」有些農民會接著問：「看土是為了啥？」我會回答：「搞研究。」還有人不死心的接著問：「做研究是為了什麼？」到這時我已經說不下了，隨便說：「要出書阿!」這時農民才放心的說：「原來不是為了徵田徵地阿。」農民說出了他最關心的事，也就不再問下去了。



另外一種問法就是：「你們來這做啥？」如果我們回答：「做考古。」一般的說法就是：「我們這裡沒有古董，你們找不到寶貝的。」我想這是很自然的想法，把考古等同於挖寶貝，那些能在古物市場或藝術品拍賣會上能賣到高價的東西，然而，我們尋找的只是一些破碎的陶片，想知道它們在地表上分布的密集程度，當他們看到我們在找什麼時，看著看著覺得無趣就離開了。一群外地人沒來由的就闖入他們的生活，在他們的土地上東翻翻西找找，的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有些當地居民還會聚集在一起，嚷嚷著說：「我從來都沒看過老外，跟我拍個照吧！」我想這將成為他們生活過程中的一些新鮮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