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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3日 星期一

學術書評這檔事

香港所出版的新一期《九州學林》刊出我對曾藍瑩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的書評。讀博士這幾年也寫了六篇學術書評,分別是:
 
 

 
 

 
〈評Kenneth Dean, Ritual Alliance of the Putian Plain. Leiden: Brill, 2011〉,《歷史人類學學刊》9:1 (2011:4): 105-108
 

 
從羅馬史、明清史、中國古代史、藝術史,讀的書就就像我對食物的興趣一般雜食,但每一本書的方法、理論或是材料卻都可以應用在我的博士論文上。
 
寫學術書評這檔事從以往在台大史研所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與討論」就開始練習。後來聽到有些老師說寫學術書評就像劃地盤,將自己的區域標示出來,其實我覺得就是確定自己的知識領域。
 
我喜歡在不同的斷代、區域和學科之中讀不同的書,雖然每個學科都有不同的方法論,這樣亂讀可能會像西毒歐陽鋒那樣走火入魔,但是卻讓人興味盎然。
 
有些書出版了沒人評,可能是寫得太好了,完全沒有缺點需要指教;也可能是沒有影響力,所以沒有人在乎。
 
前幾年考學科考(comprehensive review)的期間,考的書單幾百本書,老師們為了掌握讀書的進度,都要我定期交書評的報告,在報告當中老師通常只要知道幾個問題:這本書在講甚麼?長處在哪?短處在哪?對這個領域的認識增加了多少?每本書兩、三百頁,在兩、三頁的報告當中具體而微地說這些問題,其實也是凝鍊自己對一本書的掌握,也是寫學術書評的關鍵。
 
寫的每一篇書評其實都是帶著感激的心情,因為他們在每個領域之中又推進了一些,像是我所評論的Kenneth DeanLi Feng老師,他們都是我的博士委員之一,從他們的著作之中都受益良多。
 
在畢業前我似乎應該停止寫學術書評了(或許需要用英文寫一篇),國外有些期刊根本不接收博士候選人的投稿,因為博士候選人根本沒有任何的學術成就,怎麼可以對學有專精的學者的專著指三道四、提出改進的意見呢!
 
雖然我不怕提出意見,但還是多花點時間在自己的論文上,如果將來有機會能夠出版學術的專書,也希望有很多人可以對我指三道四。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觀點獨具的通史著作:李峰老師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漢學研究通訊》5月號(33卷第2)刊出我對李峰老師新書的書評,純粹是簡單的介紹,沒有太深入的分析其中的每個主題。

〈評Li Feng, 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6 pp.

李峰教授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是一本結合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重要著作,本書嘗試將早期中國的歷史放在一個比較的脈絡中思考國家形成、文字起源、官僚組織、諸子百家、帝國的創造等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問題。

李峰教授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職教授,專長於西周歷史與考古,學術成就集中、日、美等專長,先於中國西北大學考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於日本東京大學修習博士課程,後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本書的導論大致勾勒了早期中國文明發生的自然環境與氣候狀況,作者於本章特別介紹「早期中國」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起源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疑古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到1930年代馬克思史學引進中國,早期中國的研究不僅是現代歷史學的一部分,更是引領史學革命的火車頭。
 
第一章到第三章說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在世界史上的意義。198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的考古發現,中國的考古學家與西方學界相互接觸,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看法出現更多的解釋,作者在本書中討論了考古學界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最新的看法,也連帶地討論酋邦(Chiefdom)、國家形成、夏文化的問題和二里崗商文化的擴張等問題,檢討了傳統的歷史文獻,也討論了西方人類學、考古學界關於早期國家的相關問題。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論述晚商王朝的政治、宗教與文字的使用,透過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到1937年在安陽的發掘,以及50年代以來在中國不同地方的考古發現,對於商代的歷史已經有更清楚的認識。除此之外,本書也介紹與晚商王朝同一時期的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等地方青銅文化。晚商不僅具備燦爛的青銅文化,還是第一個留下文字紀錄的王朝,甲骨文所留下的紀錄讓學者們更加瞭解商王朝的宗教、社會和政治。
第六章和第七章則分析西周國家的發展過程、宗教特色和官僚組織,也是本書最為精彩的一部份。立基於作者的兩本專著《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和《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本章綜合了傳世文獻、青銅銘文和物質材料,反駁以往對於西周國家「封建」體制的解釋,提出西周的國家型態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城市國家」和「領土國家」,為「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周王委任親族管理所形成的「邑制國家」網絡統合了西周的政治權力、社會組織和地緣結構等不同層面,而西周的官僚組織與階層也在商代國家的基礎上,發展出結構更為成熟的政府。
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析西周國家崩潰之後,春秋和戰國的社會如何從混亂之中整合,以至於秦帝國的形成,其中包含春秋的霸主政治、華夏意識的認同和戰國所形成的領土國家,此一時期的戰爭型態也與以往不同,國家以郡縣制直接控制小農,並透過法律制度、爵制和官僚制度構築絕對的王權。隨著時代所興起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理念與主張,本書的重點不在於諸子百家哲學的異同,而是分析他們面對戰國亂世所提出的想法,強調其社會性。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以三章的篇幅討論了漢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知識分子與物質文化的發展。透過新發現的張家山和銀雀山漢簡,更為具體地瞭解漢代的法律制度和地方政府組織,漢代知識分子雖然時常批評秦代的政策,但是政府組織與法律仍然沿襲秦代。漢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是大土地制度的形成與豪族的興起,在思想與文化界則是獨尊儒學,並且成為利祿之階,成為中國文化史的重要課題,而儒學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在漢代的物質文化之中見到。
「早期中國」作為研究的時間斷限,從文明起源以至東漢滅亡的公元220年,李峰認為這段時間縱使在東亞大陸上有不同的區域文明,但都可以視為這塊大陸上的內在發展過程,而且這段歷史的主要材料來自考古學,也仰賴古文字學的方法(5-6)。「早期中國」的概念最早源自日本學界與北美學界,不同於中國學界以朝代的斷代方法,李峰本書應該使用更長的篇幅說明「早期中國」在不同學術脈絡中的適用性,而且本書似乎強調中國文明本身的連續性與同質性,而忽略早期東亞大陸之上所存在的其他文化以及地區之間的差異性。
 
歐美學界以往對於中國古代史的寫作多以合著的方式,具體成果展現在《劍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與《劍橋中國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的出版,然而兩本書的不同作者之間,不僅觀點不同,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的新資料太多,而且早期中國的研究被劃分為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史等不同學門,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書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作者熟稔出土的古文字與物質材料,也瞭解傳世文獻,同時深入西方的考古學理論,故可以在更寬廣的視角之中,重新檢討中國文明。如果本書可以增加結論的部分,說明早期中國對於中國文明的影響與貢獻,將會使本書更完整。


 

2013年9月11日 星期三

文字的故事:評Li Feng and David Branner, eds.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約莫一個月前,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迎接一位特別的客人。一般來說,能到聯合國大會演講的人幾乎都是重要國家的總統或是政要。
 
迎來這位客人的原因在於一年前,巴基斯坦的15歲女孩瑪拉拉(Malala Yousafzai)因為提倡女童受教育慘遭塔利班組織的槍擊。今年二月馬拉拉痊癒出院,在英國重返學校,這次的演講主要是提倡女性受教育的權利。
每年的98是國際掃盲日,目前聯合國主要的工作在於增加識字率和婦女受教育的權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國際社會為增強婦女的能力,確保小學和中學階段的女童和男童不會成為新一代青年文盲。他強調,識字改變婦女的生活,也改變她們的家庭、社區和社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想帶著啟蒙時代以來的樂觀想法,是否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呢?讀寫能力的傳播是否在一開始就帶著教育的理想?是否可以改善人與世界的關係?

或許我們可以回到早期社會觀察這個問題,理解讀寫能力如何開始?如何傳播?不同階層的人如何使用文字?
在這一期的《早期中國史研究》之中,我評介了李峰老師和David Branner所編輯的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這本2011年出版的書集合了北美優秀的學者,跨學科的對於早期中國的書寫與識字率提出觀點新穎的看法。
 
在早期的歷史之中,不管是希羅文明或是早期中國,文字一開始總是掌握在少數的菁英手中。由上而下、中心到邊緣、男性到女性,文字的歷史無法顛覆父權的觀點,是一種壟斷的能力、權力的工具和控制的手段。

從文字的發明到帝國時代,國家透過文字與書寫控制平民,但同時,只有當平民和女性掌握文字之後,他們才能夠發聲,具備反抗國家的能力。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評 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胡川安,評 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新史學》23:2(2012:6),頁243-250

    全文下載: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23-2-1.pdf

2011年12月3日 星期六

評 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本篇是根據我自己的原稿,因為尚未收到《歷史人類學學刊》當卷出版的文章,不知其是否有刪節,如有差異,以《歷史人類學學刊》為主。

〈評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ume One: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ds〉,《歷史人類學學刊》9:1 (2011:4)

胡川安 麥基爾大學博士候選人(McGill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西方漢學中的中國地方史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時代的不同、觀察角度的轉變、方法論的探討和不同檔案、地方資料的公布,相應的出版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近年來由於西方與中國學者的頻繁接觸,在研究方法與取徑上,雙方都產生了一些對於中國地方史的新思考,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與鄭振滿教授的新作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提供了不少新穎的觀點。丁荷生教授是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講座教授、利氏講座(Lee Chair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教授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長期研究道教、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並且在台灣與福建進行田野調查。

本書針對莆田地區民間信仰做全面性的調查與分析,第一卷是調查的摘要與分析架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The God Return由丁荷生執筆,針對文化大革命之後,莆田平原民間宗教復興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歷史性與理論性的研究,在這一卷中並且摘要在田野調查中的發現,第一卷的第二部分是由鄭振滿撰寫,主要透過碑銘分析莆田地區的宗族和宗教。本文主要是針對卷一由丁荷生所撰寫的部分,原因在於第二部分由鄭振滿教授所撰寫的部分已在《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四卷第一期出版,而且丁荷生教授的這一部分可以單獨的成為一個分析的主體,其架構本質上就是一本專書,分析這個部分不會使本文討論的方向過於分散。

在本書中,丁荷生為讀者呈現的是一個是多層次的空間與歷史交互的圖像,他透過GIS(地理資訊系統),將莆田地區的文化地理加以標記,透過一層一層的地圖顯示出這個地區文化的堆疊與相互關係。導論之後的第二章討論目前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狀與限制,西方人類學家在七○年代以結構人類學的取向,將中國的宗教視為一個系統,這樣的研究方式在八○年代之後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當下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況處於一種曖昧的狀態,大多數的大學系所將之設置在「民俗研究」的領域,此乃因為傳統宗教在馬列思想中被認為是「封建迷信」,而「民俗研究」則將這些傳統文化放入了國族進步史觀的框架中。作者提倡的是將民間宗教視為一種社會的和每天生活經驗習習相關的研究,瞭解這些儀式和其背後的組織必須由下而上的從民間獲取資料。

第三章提供莆田地區儀式的發展和歷史的背景,在早期文獻裡,莆田地區在中國文獻當中,他們是百越的一部分,在這個地區所發現的很多神祇都與漢人和當地居民的長期抗爭有關,呈現交融與混雜的情況。莆田地區的村落與空間分布大致和灌溉系統的發展、聚落的環境限制、宗族與宗教組織等因素相關。在宗族組織發展,並且得到大規模莆田地區的土地控制之前,主要由佛教組織控制。從宋代晚期、明代早期至明代中期,隨著莆田地區的人考取舉人與進士的人數日益增加,宗族組織在莆田平原的南部發展起來。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並不一定和行政區劃一致,它與灌溉系統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跨村落的儀式聯盟—七境—發 展於明代中期,由於水資源分配的問題,從16世紀開始,寺廟聯盟逐漸取代宗族之間的聯盟,因為他們能更為有效的動員當地群眾對於水利系統的管理,新形式的儀式聯盟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並在莆田地區擴張,目前總共有153個地區的儀式聯盟,在此之中,較高位階的寺廟開始發展,統轄數目不一而同的村落與儀式組織。不同的歷史事件對於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從十五世紀以至十六世紀,海盜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侵擾,三一教運動、清代的沿海肅清政策和一條鞭法。從晚清、民國建立以至於中共建政,國家權力不同程度對莆田地區寺廟聯盟產生不同的影響,但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續下來。

第四章到第六章描述當代莆田平原的儀式、儀式專家與信仰的神祇,所有的神祇在農曆新年這一個月期間慶祝與祭祀,搭配音樂與戲劇的演出,這些儀式由不同的儀式專家主持,在元宵的祭祀和神祇的生日當中,道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佛教的僧侶在莆田的私人與公共的儀式當中也相當重要;三一教,這個結合儒家的道德觀、道教的內丹與佛教的靜坐沉思的信仰在莆田和鄰近地區有超過一千座的寺廟,由於三一教的融合特質,使得它增加莆田地區文化的豐富與層次性。從調查中發現,在莆田地區有超過1500個神祇,由這些神祇在莆田地區的分布,可以瞭解其中所蘊藏的歷史和文化層次,有些神祇信仰廣泛的分布在莆田地區,有些則集中於特定地區。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紹莆田平原的佛寺、道觀與其它的寺廟和其功用,這些寺院在當代成為莆田地區的文化中心,並且在政治與經濟的決定當中伴演重要的角色。每個村落當中都有它們管理寺廟的委員會,由這個組織決定資金的籌募、慶典的籌備與組織動員群眾。透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中,將在莆田地區所發現的宗族標記在地圖上,並與不同的儀式和宗教組織的地圖相互比較,可以理解到宗族與相鄰寺廟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九章提供了一個研究莆田地區海外移民的理論架構,作者透過修改Skinner和最近全球化的理論,將莆田放在多重的跨國家網絡中,不同的結點 (node)將這些網絡聯繫起來,這些結點有可能是一個村落、一個社會組織、一個宗族、一個宗教團體或是一個人。透過這些複雜且互相連繫的網路,莆田平原的歷史是一幅活動且有機的圖像,可以避免地方歷史掉入國族國家階序性的敘事當中。

莆田的儀式是在王朝國家與現代國家的行政區劃過程中發展起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不同的文化力量都曾滲透進莆田平原,包括佛教、道教、三一教或是士大夫倡導的理學。作者在結論的部分認為莆田地區的歷史本質就是混合(hybrid),必須要透過不同的分析架構才能將歷史的豐富性展現出來。作者將這本書中所提到的多層次的時間與空間條件,與莆田地區的儀式做一個理論性的總結,這些在莆田的儀式,透過不同的觀點與空間的分析,不但將主動性賦予了研究的客體,也開展了不同的地方史論述。

從儀式、宗教與民間文化開始,作為理解地方文化的視角。1980年代James L. Watson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然而,在科大衛的模式中,認為地方社會主動且積極的參與王朝國家的建構,研究中國的地區歷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思考方式雖然以下至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將地方置於王朝國家的一部分來思考,仍以當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對象,地方的主體性仍舊無法彰顯。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莆田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如同丁荷生在這本書所示範的,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上述所說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GIS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

2011年7月6日 星期三

評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




胡川安

〈評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Unity, Diversity and Empire〉,《新史學》22:2 (2011:6)


全文下載: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22-2-review.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