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故事：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

二十一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很多考古學家和學者認為是里耶秦簡。

去年年底由武漢大學所出版的《簡帛》第八輯刊載業師葉山(Robin Yates)所撰寫的 〈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中文版是我在2012年10月底所翻譯的，當時老師準備去參加「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主題圍繞在秦簡牘研究，特別是里耶秦簡。

新史料的出現往往在意料之外，里耶在哪？在里耶秦簡出現之前，一般人可能很難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里耶也因為這批秦簡讀的出現而大為出名，處於湖南省極西的里耶，現在受龍山縣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所管轄，為少數民族生活的地方。

即使現在，交通也極為不便，離當地的縣城一百多公里，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的里耶，在2002年發現超過4萬枚的簡讀，引起學者的震撼。2003年的簡報和2007年的考古發掘報告主要是針對物質文化遺存，文字的部分直到2012年的1月才出版，由陳偉所主編的《里耶秦簡牘校釋》 第一卷，是第五、六、八層的2552枚簡牘的復原和釋讀，而在九到十七層，由城壕所出土的簡讀則超過三萬八千枚，將於其後的四卷發表。

現在的里耶是湖北、湖南和重慶的交界，處於湖南的邊區、是三不管地帶。然而，從秦帝國歷史的發展來看，里耶是秦帝國擴展過程相當重要的一步，當秦征服巴、蜀之後，往東向長江流域的楚國發展，處於巴、楚交界的里耶是帝國版圖擴張的第一個接觸點。里耶秦簡為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 至秦二世元年(前 209 )所留下的紀錄，當時的里耶隸屬於洞庭郡遷陵縣。

新的史料將改變我們對於過去的認識，以往對於古代地方行政的資料相當缺乏，超過四萬枚的簡牘將使我們對於古代地方、社會、民族、郵驛等不同層面的社會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地方政府的檔案與文書，一直是中國歷史學者所關心的材料，以往只有清代的地方檔案留存下來，里耶秦簡珍貴之處就在於提供兩千年前地方行政的第一手資料，可能連司馬遷都不知道的材料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葉老師的這篇論文本來在2012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帝國之前—早期秦國歷史和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http://www.columbia.edu/cu/seminars/EarlyChina/Qin-Conference/QIN-Program.html)上發表，其後修定稿在2012年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古代庶民社會」(http://proj3.sinica.edu.tw/~icosas/03_01_ch.php)上發表，三稿則於同年武漢的「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467)發表。

葉山(Robin D.S. Yates)撰、胡川安譯，〈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簡帛》第八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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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故事：評Li Feng and David Branner, eds.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約莫一個月前，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迎接一位特別的客人。一般來說，能到聯合國大會演講的人幾乎都是重要國家的總統或是政要。

 

迎來這位客人的原因在於一年前，巴基斯坦的15歲女孩瑪拉拉(Malala Yousafzai)因為提倡女童受教育慘遭塔利班組織的槍擊。今年二月馬拉拉痊癒出院，在英國重返學校，這次的演講主要是提倡女性受教育的權利。

每年的9月8日是國際掃盲日，目前聯合國主要的工作在於增加識字率和婦女受教育的權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國際社會為增強婦女的能力，確保小學和中學階段的女童和男童不會成為新一代青年文盲。他強調，識字改變婦女的生活，也改變她們的家庭、社區和社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想帶著啟蒙時代以來的樂觀想法，是否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呢？讀寫能力的傳播是否在一開始就帶著教育的理想？是否可以改善人與世界的關係？

或許我們可以回到早期社會觀察這個問題，理解讀寫能力如何開始？如何傳播？不同階層的人如何使用文字？

在這一期的《早期中國史研究》之中，我評介了李峰老師和David Branner所編輯的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這本2011年出版的書集合了北美優秀的學者，跨學科的對於早期中國的書寫與識字率提出觀點新穎的看法。

 

在早期的歷史之中，不管是希羅文明或是早期中國，文字一開始總是掌握在少數的菁英手中。由上而下、中心到邊緣、男性到女性，文字的歷史無法顛覆父權的觀點，是一種壟斷的能力、權力的工具和控制的手段。

從文字的發明到帝國時代，國家透過文字與書寫控制平民，但同時，只有當平民和女性掌握文字之後，他們才能夠發聲，具備反抗國家的能力。

全文連結：

http://www.academia.edu/4379672/EMCH_1-9_Li_Feng_and_David_Branner_eds._Writing_and_Literacy_in_Early_China_

 

文字的故事：日星鑄字行與《萬物》

電腦普及的當下，已經很難想像以往沒有電腦打字的時代。

 記憶中，小學的時候看到學校辦公室有一台像棋盤式的字盤，上面充滿著一個一個的鉛字，打字員奮力地尋找每個字，以使手寫的字能夠轉化成一個一個工整的印刷字體。

 技術性的東西很容易被淘汰，當更加快速、更為便捷的使用方式發明，舊的技術很容易為人所忘記，電腦排版取代鉛字印刷也是如此。

 然而，台北市太原街的巷子中，還保留著尚未被時代洪流所淹沒的鑄字行，保留早期的鉛字活版印刷。後火車站的太原路，在這裡仍保有早期台北街頭的感覺。小巷不起眼的樓房之中，走進去成排成排的櫃子裝滿密密麻麻的鉛字。其中有超過12萬個漢字，還有英文字體與常用符號。

電腦文書處理的時代，保留過去的技術並不容易。活版印刷的原理其實很簡單，在鉛字上墨後轉印於紙上，其實和印章的原理相同。每本書中的每一頁組合之後印刷，印完之後拆解，重新熔鑄，可以拿到另一本書上重複使用。

 《夢溪筆談》紀載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說明活字印刷與以往雕版印刷的不同：

 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

若只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本，則極為神速。

舊日鑄字行的原理基本上與畢昇所發明的相同，只是採用的是鉛活字。

 台北的鑄字行以往主要在萬華和後火車站，大型的鑄字廠還有上百名的員工。隨著電腦發展出文書處理的系統，造成鑄字行大量的倒閉。

 民國90年，台灣最大的中南鑄字行關門，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時代結束之後，日星鑄字行還留下來的原因主要是對於舊時代的不捨和文字的眷戀與愛惜。

 鑄字先以300度和360度的高溫將鉛融化成鉛液，再覆蓋銅模，接著快速冷卻成銀白的鉛字。鉛字放在成排成排的架上，必須按照書稿從成千上萬的字當中挑出所需的字，速度和精確性是工作必備的要求。

從文字的角度，探尋中國文化，或許可以勾連更深一層意涵，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在第一章之中將漢字的系統視為中國文化之根本。

 作者分析《華手經》石刻中的一部分文字說明每個漢字之間的關係，具有五個由簡而繁的層面所構成的系統，包含：元素、模件、單元、序列、總集。彼此之間的關係為，單獨的漢字，連貫的文本、而後形成所有的漢字。

漢字的基本元素為筆劃，雖然每個字都方方正正不盡相同，但其中的組成元素並不多，變化有限，遵照一定的規律，西方的字母橫向排列就可以組成無數的單詞。透過文字類型的不同，雷德侯闡述歐洲人與中國人在表音與表意兩種類型文字上的不同文化要求，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思考：「漢字是中國保持文化一體性和政治體制穩定的最有力的工具。」

雷德侯抓住了中國文化中模件化和大規模生產的特性，所謂的「模件」即是一個一個標準化的零件，零件每個都相同，但組合起來就可以創造出無窮的變化。「永」字的一點、一橫、一豎、一豎鈎和四種不同的斜向筆劃是標準化的零件，青銅器的裝飾風格也是如此，秦始皇兵馬俑的製作也是一個一個零件所構成的無窮變化、建築的斗拱、開間到整個庭園、院落、皇城都是一個一個固定的零件所形成。

活字印刷當然也是模件化與大規模生產的實例，從整個中國文化來說，印刷術有其技術性的根源，印章與印刷之間是個有趣的關聯性，印章很明顯的就是印刷的元素。

原理雖然簡單，但由於中國文字的特性，不是字母文字，如果以中文進行篇幅較長的寫作，按照錢存訓的說法，必須使用數以千計且不同的漢字，印刷時每個字需要幾個活字，較常用的甚至需要20個以上，一套漢文活字中至少需要準備20萬個活字。

相較於拉丁字母的文字，包含大寫、小寫、數字以及其他的符號在內，大約在100個符號上下。漢字活字存放時必須按照一定的次序，對於識字程度較低的工匠，這樣的工作需要技術的熟練。

錢存訓對於活字印刷的評價，認為中華文化雖然創造了活字印刷，但由於文字的特性，使得活字印刷難以取得長足的進步。相較於西方發展出打字機，中文只有等到電腦的文書處理發展之後，才可以快速的處理訊息的傳遞。

文字的故事：小學之道與識字率

去年年末時幫業師葉山先生(Robin Yates)翻譯其發表於研討會「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秦簡牘研究」的文章〈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研究〉，對於里耶秦簡的資料有更深的認識。

放假的時候，將里耶秦簡當中與我論文有關的資料收集了一下，順便看看其中有甚麼有趣的材料。里耶秦簡之中有不少的「習字簡」，即是學習寫字的簡，在紙張尚未普及之前，中國古代書籍的編成應當是以竹簡和帛書為載體，其中又以竹簡為主。

從習字簡當中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歷史問題，包含書寫工具和書寫材料等問題，錢存訓的《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Writing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堪稱是這方面研究的經典。

至於如何學習書寫和識字率等則又牽涉到複雜的社會議題。在簡牘中，關於文字的學習，從居延所出土的漢簡中保存了不少當時駐紮在邊地士兵所留下的學習紀錄，在同一條竹簡上重複的練習一個筆畫或是一個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的居延漢簡是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 Bergman)於1930年於額濟納河流域所發現，在一萬多枚簡之中，包含了漢代軍事、政治、法律、教育、曆法和日常生活的資料。這批簡牘隨著對日戰爭，從北京、香港到美國，於1965年運至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史語所的文物陳列館從去年的10月27日起在居延漢簡的展覽區特別展出「小學之道—從漢簡看漢代識字教育」。趁著新年過年回台之際，參觀了這次的展覽。漢代的「小學」，即是識字與啟蒙的教育，主要學習的為《倉頡》和《急就》篇，兼及算術九九術。

由於新出土的竹簡，使我們較為具體的理解當時習字的方法。按展覽的說法是：「先從用手控制毛筆，穩定的寫出橫、豎、點、撇和轉折等筆畫，或從簡單的單字開始練習。習字簡當中有不少重複書寫某些筆畫，應是進行運筆或筆畫的練習。」

去年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時，在「古代基層社會」的分項下，主要以秦漢帝國為斷代，有兩篇文章針對著古代識字率討論。一篇是邢義田老師的〈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篇之一〉；另外一篇是京都大學富谷至的〈庶民識字能力與文字傳達的效用〉。

識字率的問題在古代社會之中很難精確的分析，究竟占人口百分比的多少不好估計。而且識字率的定義也有一定的困難，現代的標準主要是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具有「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讀寫能力」，可以稱為識字。顯然這也是很廣泛而不精確的定義。

 

由於不同文字、語言與文化，對於日常所需的要求不同，再加上生活地區的不同，故識字的標準也就各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義讀寫能力的要求，鄉村為能閱讀和使用1500個中文字，工人和城市居民則為2000個中文字。

思考中國古代讀寫能力時，由於文獻難徵，無法精確的算出識字的程度，思考必須從質性的角度加以觀察，在李峰和David Branner於2011年所編輯出版的《早期中國的讀寫能力》(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其中的11 篇論文分別從不同的方向分析中國文字初始時期讀寫能力所涉及的問題，包括：

識字率所需的環境以及中國文字發明的時期。
早期中國的人以甚麼方法學習文字以及影響學習過程的相關因素。
目前對於識字的相關證據以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環境。
不同地區、階級、性別、和職業的讀寫程度。

從文字發明到戰國時期，讀寫能力主要掌控在上層階級之中。戰國以下，部分的下層階級才獲得讀寫能力的機會。在書中，我的指導老師葉山先生所發表的〈卒、史與女性：戰國秦漢時期下層社會的讀寫能力〉(Soldiers, Scribes, and Women: Literacy among the Lower Orders in Early China)和和李安敦(Anthony Barbieir-Law)的〈工匠的識字率：秦漢男女工匠的書寫使用〉(Craftsman’s Literacy: Uses of Writing by Male and Female Artisans in Qin and Han China)。從新出土的材料思考下層階級以及女性如何掌握文字的過程。

下層人民為什麼可以學習文字？教授文字的機構何在？對於我們現在的人而言，生活在有國民教育的國家之中，習字似乎是天經地義之事，七歲入學，由國家負擔教育的責任。

 而在秦漢帝國初期，文字的習得主要的原因在於國家統治的需求。按照葉山老師的說法，由於戰國末期全民皆兵的制度，國家必須登錄所有的人民，定期繳交戶籍的資料，為了統治的需求，國家需要大量擁有讀寫能力的官僚。

 除此之外，服兵役的男子有可能負擔書寫報告的責任或是繳交報告給予上級的長官，閱讀軍情的報告或是命令也是必須的義務。

從出土的簡牘資料中，可以看見除了正式的官方文件之外，還有士兵的私人書信，出於一班平民之手，顯示他們掌握了一定的讀寫能力。

至於女性呢？從漢代出土的法律文書之中，除了律令的條文之外，也可以看見判例，這些判例為我們提供了下層女性生活的一些蛛絲馬跡。在張家山所出土的法律文書中，指出在公元前197年，有一位叫做「符」的女性奴隸，從其戶籍所註冊的地方逃了出來，於新的居住之處向官府登記了名字和財產，但是沒有說明她擅自逃跑的事實，擅自逃離的奴隸在當時是不被允許的非法行為。

我們雖然不知道她為何逃跑，是出於奴隸主人的虐待或是想往更好的地方發展，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她瞭解如何書寫自己的名字，也知道自己的財產有多少。葉老師更進一步地指出，逃跑的女性知道國家法律的漏洞，隱匿自己擅自逃跑的事實，在新的落腳處謊報自己的身分，嘗試抵抗國家所加諸的壓制。

新出土的木牘為我們開啟了秦漢帝國的一扇窗，瞭解以往所不知的下層社會和女性生活，也為讀寫能力的問題提供更豐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