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2013年傅斯年講座

「他是我在當世最佩服的人之一。」

邢義田老師在2013年傅斯年講座的第三場即將結束的問答時間如此說著。

2013年的傅斯年講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先生。

講題以「古史研究與古代史學」為主題，時間分別為：

演講：古代史學革命

時間：12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時(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座談：古史探索四十年

時間：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備註：第1場演講「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已於10月22日史語所「85周年所慶演講會」舉行。

第一次參加傅斯年講座是得到「傅斯年獎學金」的時候，那一年的講座由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擔綱，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專家，當時幫我寫推薦信的人就是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

和杜老師接觸以來，他從故宮博物院院長到教育部部長，我們很少在杜老師史語所的辦公室面談或是聊天，都是在故宮博物院或是教育部長室裡，以往和杜老師見面，除了討論我的修課、學業和論文，或請老師幫我寫推薦信，很多時候我都會向杜老師請教人生的選擇與決定。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從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杜老師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歷史學家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之中，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但是同時也在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個人的處境有甚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是缺乏的。從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杜老師也結合一些當時青壯年的歷史學家，成立《新史學》雜誌，除了是一本雜誌以外，也是一種史學的轉變，以杜老師的比喻來說，宛如人體的骨骼和血肉，二者缺一不可，以前的研究較為注重骨架，之後的研究則強調在血肉、心靈的部分。

走進新世紀，杜老師先是任職於故宮博物院院長4年，後又於教育部擔任部長4年，離開史學界已逾一段日子。以往我曾經問他，卸任公職之後想寫些甚麼？

從這次的傅斯年講座，我多少得到一些答案了。

杜老師的演講從清末明初的知識份子的古代史研究開始，當西風東漸，大清帝國搖搖欲墜，在這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知識分子的抉擇是什麼？一個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如何出處進退？知識份子所研究的學問如何與時代互動呢？

研究國粹、古學的章太炎，所研究的雖是古代史，其具體關懷卻是現實的，在〈與李鴻章書〉中寫道：「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敝，而斯以古之道術振之。」因為當下動盪的時局，面對外來的敵人，想要從歷史經驗之中尋求方法以幫助百姓。

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學」已經不只是以往的經、史、子、集，也不是知識分子用來科舉考試的利祿晉升之階，與外國人接觸之後，年輕一輩負笈國外，發現舊的學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對待古代史和古學都要有不一樣的態度，超越既有的格局。

國學的研究從墨守舊有的學問至王國維的「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視野已經打開，學問的路也就更廣，到胡適時以歷史的眼光理解舊有的學問，強調中立的眼光，而且以往的國故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國醜，毛子水就認為以往通經致用會妨礙學術的發展。

國學的研究者本想透過國學以振興民生、強國保種，但是當國學的界線打開之後，以往的知識無法理解當下的現實，只有超越過去的想法、放開自己的眼界，才能夠過用新的方法理解當下，甚至透過新的知識了解過去，以新的眼光看過去，發現過去的歷史似乎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王國維以及一路上支持他的羅振玉，創造了研究古學的新方法，開啟了新的史學研究取徑。王國維的《殷墟書契考釋》、《殷商貞卜文字考》等作品以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原有的文獻相互參照，並且以「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相補正、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開創了新的方法，也為後來傅斯年的史學革命立下了基礎。

清末明初研究古學和古史的研究者們，所研究者古、其精神卻根植於當下，時代的變動之中，他們的出處進退也是個有趣的課題，在杜老師的演講之中，分析每個人的政治取向，章太炎從維新派轉到革命派；劉師培從革命派轉向帝制，而王國維的政治傾向也轉變了好幾遍，有時僅在數年之間就轉向，最後留著辮子投湖，徒留感概。

關鍵的時刻，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是甚麼？他們似乎也沒有一定的傾向，忽而往左、瞬而向右，快速變動的時代中，政治局勢也瞬息萬變，知識分子在當下也很難做出將來不會後悔的決定，章太炎也寫過很多「匡謬」的文章，糾正自己的錯誤，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

或許這些知識分子的改變就和他們當時所獲得的大量知識一樣，學習了很多新知識，自然會改變以往對於學術的看法，或更改自己的政治傾向。個人的學術研究和身處的時代有關，也和個人獨特的人生際遇若合符節，王國維在1904年就寫下：「宇宙人生之問題，其解釋無論出於本國或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

演講之後的座談，我問了一個問題，杜老師是否透過研究這些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瞭解他們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選擇，以安頓自己過往的選擇與人生。

杜老師說我的問題有褒有貶，似乎暗示他的現實關懷會影響其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承認其研究當中所具備的現實意義和自身關懷，但仍是以史料為基礎、經得起檢驗的研究，而不單純只是個人的感性抒發，或許這就是歷史學家該有的態度吧！

演講最後幾張的Power Point或許說明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挑戰時也是相當的迷惘，史家是能獨坐於書齋之中的「寂寞蠹魚」，抑或能繼往開來呢？

※演講筆記，轉載或分享請告知。

The Wall 賣捌所

八月中的一個午後，從中壢往宜蘭的路上，烈日當頭，穿過雪山隧道後，來到宜蘭市。宜蘭市雖然是一縣的首都，但幾萬人的小城，從火車站離開之後不久就是稻田。

火車站旁的街道還帶著一些商業氣氛，走進巷弄之後就是一排的小房子，在火車站旁的康樂路，由以前的日式房舍所改建的咖啡廳The Wall 賣捌所，是一間沒有特別注意就容易忽略的房子，在矮小的房舍中並不特別。

甚麼是賣捌所？相當於日本時代的菸酒公賣局，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實施菸草的專賣，統一管理菸草的販賣和種植，賣捌人相當於中盤或是批發商，在每一個「菸草賣捌區」設一個類似管理所的「賣捌所」。

The Wall 賣捌所的前身是「宜蘭菸酒賣捌所」，1945年終戰之後，台灣在國民黨的殖民統治下將這間日式房舍交由水利局管理，成為公務人員的宿舍。近來在宜蘭縣政府的古蹟維護與保存下，將其原有的建築結構加強，在不損壞原有的狀態下，交由The Wall咖啡館經營，使古蹟再生。

來宜蘭的目的不是遊山玩水，享受小鎮與鄉村風情，而是專程與我小時候的家教賴老師敘舊，The Wall 賣捌所成為我們聊天一下午的安靜所在。賴軍維老師目前是宜蘭大學應用外文系的副教授，從事的研究為法國十七、八世紀文學與思想，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法國十八世紀情色文學的研究，薩德侯爵的文學是其專長。

賴老師是我小學三四年級時的家教老師，當時父母親忙於事業，同時也關心我的學業和童年的人格發展，他們請家教除了指導我的學業之外，也希望請一個大學生跟我聊聊天，可以學習英文，也可以閱讀各式各樣的讀物。

幸運的我找到了一個喜歡文學的大學生，賴老師當時是中央大學法文系的學生，平日除了督促我的功課之外，也學習英文，讀唐詩和宋詞，後來國小高年級時我到台北就讀，賴老師則是大學畢業之後，服了兵役。我們之間暫時的斷了聯絡。

如果說我的小學生活有甚麼值得紀念的事情，應該就是在家裡那間大書房之中，和賴老師一起學習的日子，假日時偶爾他還會帶我到中央大學走走，在他住的房子泡咖啡，感覺一下大學的生活。

當我上了大學，在政治大學讀歷史系時，賴老師透過網路的搜尋和我連絡上了，將近十年的時間，他服完兵役，赴法讀書，通過了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在巴黎第四大學攻讀博士。

大學再續前緣，之後我們斷斷續續的聯絡，有時是他在誠品演講後，我們在誠品旁的咖啡廳；有時我到宜蘭找他，在大學旁的簡餐店小聚。今年的七月底他來參加我的婚宴，我們相約我回加拿大之前在宜蘭一聚。

我的留學生涯是從巴黎開始，當時知道即將赴蒙特婁讀書，雖然是英語學校，但卻在法語城市之中，加上妳當時在巴黎留學，於是我在巴黎上了半年的法文課，我們倆在巴黎度過一段相當美好的時光。

由於有這段在法國短期學習語言的經驗，我們的談話從巴黎開始，賴老師在法國七年，對於巴黎的留學生涯很有感觸，法國的學費雖然低廉，但所能提供的服務就和學費一樣少，要求學校提供好的圖書設備、居住環境和學習空間也只能是癡人說夢。在這樣的學習環境當中，學生只能在有限的資源中主動的學習。

我有幸的能夠在巴黎和加拿大的法語區都待上一段時間，雖然在巴黎只是短短的半年，但和妳以及留學生朋友們的談話之中，感受到歐洲與新世界的差別，如同賴老師所說的，法國宛如沒落的貴族，只能緬懷著過去的光榮，對於未來，他們能夠掌握的不多，靠著祖產過日子；新世界的環境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在加拿大，至少還是個開放的社會，接納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及文化。

從法國、加拿大，我們回到了所處的台灣，談到台灣的學術界，賴老師談到了一個年輕的老師在這樣的體制之中如何生存與生活，如何調適自己的抱負與實際，如何思考自己的未來與當下。

這次的見面，覺得我和賴老師能夠更加深入的理解彼此，以前他是大學生時，我只是小學生，處在啟蒙的狀態；當我開始一步一步的攻讀學位時，他投入學界，組成家庭，除了是開啟我蒙昧的老師，也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我寶貴的借鏡和建言，亦師亦友。

會場外的第四屆漢學會議

在颱風陰影下召開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沒有順延，除了一些風雨之外，順利的開始與結束了。三天的場次我主要參加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古代庶民社會」的專題，我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和現任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Robin Yates (葉山)教授都參加了這個專題。葉老師與杜老師是舊識，以前他在哈佛大學任教時，杜老師當時前去燕京社當訪問學者，曾在哈佛互相交流學問。

史語所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老師幾乎都是葉老師的舊識，或者是以前他在哈佛的學生，葉老師年逾六十，對於學術的熱情始終相當高昂，整個暑假在亞洲不同的地方交流與訪問，平日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office hour時求教，談的大部分也是讀書計畫，很少有機會可以像這次在會議的空檔時，或是午間用餐時，聊點他對台灣和中國的看法。

在我碩士班的讀書過程中(2002-2006)，當時杜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與教育部部長，那幾年，杜老師幾乎沒有發表過中國古代史的論文。一般外界的人還認為他是從事台灣史研究，而不知道他長期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古代史，杜老師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嘗試從本質的角度和思考結構性的大問題。

歷史研究者離不開當下的情境，現實與研究者的課題之間，存在著微妙的互動與辯證，杜老師的雜文集《走過關鍵十年》和《古典與現實之間》，可以看見身處當代的研究者，如何思考歷史與我們自身的關係，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如何在變動的時代中，思考自己的研究課題。

杜老師在這次研討會中發表〈帝制初期基層社會所見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其結束了八年的公職生涯之後再度動筆書寫中國歷史。我曾經問過杜老師他歷經了人生的不同階段後，接下來對於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會有甚麼樣不同的思考，他覺得他不會再寫以前那樣的文章，指的是在學術圈當中對於一些議題的實證研究，那不是他現在所關心的，在歷經政治圈的洗禮與實際參與公職的過程之中，使他對於政治有更為深刻的看法，現在對於文化本質性的課題更加關注，人生歷經了不同階段，所見所聞也都使他改變了一些看法。這篇文章還沒完成，具體的成果也還在書寫之中，很期待之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