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

天地人



NHK在2009年播放的大河劇《天地人》,以日本戰國時代越後上杉家家老直江兼續為主角的故事,直江兼續在戰國的武將中並不是最有名氣的一個,他不是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這種雄才大略、一統天下的君主,也不是織田信長、伊達政宗、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這些亂世當中的大名,這些大名在NHK的歷史劇當中分別有不同的呈現,如「天與地」以上杉謙信為主角(1969)、「獨眼龍政宗」以伊達政宗為主角(1987),另外還拍過「信玄」(1992)和「秀吉」(1996),「天地人」則是以一個大名的家老為角度觀察這個風起雲湧、英雄匯聚的時代。

劇本是根據火坂雅志的小說「天地人」改編而拍,這個小說家的創作生涯開始主要以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小說為主,後來對於史實掌握較為嫻熟之後,開始寫戰國時代的歷史小說,然而,其中的主角都不是戰國時代的大名,以獲得吉川英治文學獎的《全宗》而言,描寫的是豐臣秀吉的參謀;《虎之城》則是戰國時代著名的築城高手藤堂高虎。由此可以看到他觀察戰國時代的角度,並不是從那些俯瞰全局的大人物,而是在上與下之間的中層人物,這些人物穿梭於不同的階層,除此之外,還來往於各個領地之間,可以說是戰國時代最為活躍的階層。最上層的統治者,由於身份地位不適合直接面對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或是無法和人民溝通,Cultural broker文化中介者就成為必要的溝通者。火坂雅志以這樣的角度觀察戰國時代的歷史使得整個時代的歷史更加的生動與立體。



在這齣電視劇中,他將這個時代描繪成以「利」為核心的時代,即只管利益而忽視人情義理,相對之下,以上杉謙信為核心的上杉一家則以「義」為其人生的圭臬,重視承諾、義理與人情,在戰國聞名的領主中,上杉謙信是個幾乎沒有敗蹟的戰將,然而,他不是為了領土擴張而戰,而是當強凌弱、眾暴寡或是毀約棄義時才會出手,即使戰勝也不會擴張自己的領土。以上當然都是電視劇中的呈現。在這樣一個領主統治下的地方,直江兼緒以輔佐上杉謙信養子上杉景勝的身份進入了歷史舞台。

整齣戲的核心在於直江兼續輔佐上杉景勝的過程為核心,上杉景勝作為上杉謙信在越後(今新潟縣)的繼承者,直江兼緒輔佐領主的君臣之義,其時的天下霸主豐臣秀吉欲延攬其為左右手,直江兼續因其忠義仍選擇在上杉景勝身旁,這樣的選擇反而讓豐臣秀吉更加的惜才,尊重兼續的決定。在這樣的故事主線中,旁及直江兼續與阿船的兒女之情、與石田三成的朋友之情、與初音若有似無的禁斷之情,將整齣戲的血肉透過情義靈活的呈現出來。



作為這樣一個設定的主角,妻夫木聰飾演直江兼續的確是很好的選擇,同時具備稚氣與真誠的面容,所說的話與伴演的角色之間相當貼切;相對之下,在史書上記載的上杉景勝則是沉默寡言,不擅言辭,只有在直江兼續面前才能打開心房、暢所欲言,北村一輝演過的角色亦正亦邪,他演過《醫龍》、《壞人們》、和《夜王》等,可以木訥,也可以是飾演牛郎的巧言令色的角色,在這齣戲中由於過度沉默,板著一張臉,也難以說他演得好或壞;阿部寬飾演的上杉謙信,大概我看了太多他搞笑的片子,像《Trick三部曲》和《不結婚的男人》,總覺得他不大適合飾演這種滿口仁義道德的角色。

信長由吉川晃司飾演,其實吉川晃司是以搖滾歌手為人所熟知,最紅的時期在九○年代,兩千年參與〈漂流街〉的演出,才逐漸在螢幕上為人所熟知,信長由他擔綱,大概是想要展現出一代梟雄、不拘小節、任性而為的感覺,信長就是要帶點狂妄,視世事為浮雲,即使本能寺之變時,也能放下一切;相較之下,豐臣秀吉則是在個性上完全相反的角色,巧言令色,以言辭與智巧奪得天下,由笹野高史這個年逾六十的老演員飾演,他能正,也能邪,正反派皆得心應手,將豐臣秀吉能屈能伸的個性表現的相當稱職。在劇中與直江兼續為好友,也是豐臣秀吉的重臣石田三成,因為據考證他是個鼻骨細長的美男子,所以找小栗旬出演這個角色。不管是妻夫木聰、阿部寬還是小栗旬,都是當紅的一線影星,由於這些歷史人物大家都太過熟悉,誰出演哪個角色都是話題,大河劇也會透過選角加以製造新聞,這些明星也都以參加演出為榮,在這樣一個良性循環下,大河劇除了本身的收視率高之外,作為一個國營的單位,它也成功的將歷史教育普及化,創造出共同的歷史紀憶。



上杉一家在戰國時代決定勝負的關原之戰當中其實是輸家,但NHK的取材不會只是選擇勝者為王的角度。在關原之戰那一集當中,石田三成望著天感嘆,為什麼才一天,原本勝券在握的氣勢完全的流失,面對這樣的局勢,一切皆在天,人只能把成敗交由天,從NHK所拍攝的歷史劇中,大部分是輸家,日本人重視英雄,不只是勝利者,而是在歷史的過程裡、人生的抉擇中,展現什麼樣的態度。其實能以這樣的角度看台灣目前最熱門的《賽德克‧巴萊》,如果我們不只有以原住民為角度的電影,也有以日本人為視角的電視劇,或是各式各樣不同角度的歷史呈現,像小說或是漫畫,如此對於一個歷史事件的認識,才會更加的豐富。

以人情而論,上杉家當然不可能都是以「義」與「愛」為人生信條的忠臣烈士,其他的人也不全都是唯「利」是圖的亂臣賊子,歷史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擺蕩。以「義」為信條,將之訴諸文字,並加以標榜,不也是在亂世當中生存的一種「利」嗎?上杉以清流自居,以「義」之名明哲保身,相對的,伊達、德川、北条、毛利當然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在亂世之中,選擇最適合的生存之道,不過如此。索性,大河劇給我們不同的歷史呈現,以不同的立場,為了不同的目的,不是「義」與「利」的正邪之戰,沒有對與錯的問題,一切不過是求生以立命之道。

2011年10月2日 星期日

11年九月的蒙特婁



回到了蒙特婁,開始Comprehensive review, 按照繳交給老師的書單一本一本的讀下來,一邊想著未來的論文,搜集材料,思考適當的理論架構以建立起骨架。從開始讀書的那一刻,就是朝向畢業前進一步。然而,讀書作為一種工作,當下所生活的位置,走過的地方與國家,似乎也默默的影響著我,陪伴著我一起穿梭時空。

記起剛到蒙特婁時,生活上還會注意到生活環境的差異,那時學了半年的法文,結束了和妳在巴黎幸福的生活,在蒙特婁一開始注意到兩個以法文為主城市的差異,也帶著心中永恆的參照點:台灣,作為比較的起點。在蒙特婁兩年後,雖然現在也會注意到一些文化差異,熟悉的街景,瞭解了生活的步調,一切似乎如此的自然。關於蒙特婁的生活札記也漸漸的少了,就好像以前在台北時,不會特別注意到生活上的細節。



然而,我真的融入了這個社會嗎?似乎也沒有,一開學看到校門口每天繞來繞去的抗議,學校的職員似乎抗議退休金的削減,我沒有太關切他們抗議的議題,只希望他們不要影響到獎學金進入我戶頭的時間,學校當局似乎不大想溝通與協調這件事,在網頁上還是掛著最近QS的世界大學評比:「McGill has placed first in Canada and among the top 25 universities globally for the eighth consecutive year in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cGill is ranked 17th worldwide, up from 19th in 2010」,看來似乎有點粉飾太平,畢竟,如果評比有如此好的成績,是不是代表員工的抗議就不具正當性呢?



其實我也不想太深究這個問題,九月的蒙特婁溫度十分舒適,在樹葉轉紅、大雪覆蓋這個城市之前,仍然綠意盎然,空氣清新,我常常詫異那些在學校前面的大樓沒有什麼人在清洗,卻如此乾淨。學校後方的皇家山作為這個美麗校園的背景,一切宛若風景畫一般,我常慢跑到山上的大十字架或是觀景台,俯瞰這個城市,這樣的距離似乎是我和這個社會的距離,是不是要關心社會議題好像不大重要。

我的人際網絡裡,指導老師一個是蘇格蘭人,在牛津讀完大學,接著在柏克萊和哈佛大學拿到碩士與博士,在哈佛教書教了一陣子才來到McGill,教育他的張光直、楊聯陞和Benjamin Schwartz先生的族群背景也挺複雜的;另外一個委員則是在荷蘭出生,在台灣成長到青少年的美國人,他的中文與台語都比我好,會跟我介紹台灣寺廟之間的差別和華南沿海不同地區的民間文化。其實教導我的老師都不是當地的魁北克人,也不是加拿大人,他們在世界各地的網絡似乎都比在當地強。至於同學呢?國際學生和加拿大各地來此處就學的人似乎是我遇到上比例最多的,有時會遇到一些魁北克同學,他們則是在中國待過好幾年,有的娶了中國老婆,或是講了一口好的中文,有時不免開始狐疑自己生活在何處。

對於我來說,來到蒙特婁讀書,也是流浪與旅行的開始,在這裡每次不到一個半月就會離開,當妳在巴黎時,一有假期就到巴黎與妳相聚。如果有個長周末,也會飛到紐約和在那邊工作的姐姐相見,畢竟,我們一家四口上次團圓的時候似乎已經是三年多前了,不是我回台灣時她沒空回來;不然就是我在世界某個角落時她回到台灣,與家人相聚的時間,總是在各式各樣的地點,有一次和媽媽在哥本哈根,我從巴黎飛過去找她,有一次則是爸媽與我在香港參加會議。除此之外,暑假或寒假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旅行,Summer school、會議或是考古田野,北京、上海與四川等地。或是飛巴黎和蒙特婁時,在東京停留順便做個小旅行。





作為故鄉的台灣,在英法語夾雜的蒙特婁求學,聯繫手足之情的紐約,與妳享受流動饗宴的巴黎,來往於中國各地之間,以及作為遊憩後花園的日本。當在世界各地來來去去時,從羈旅的地方回到台北,這個熟悉的城市,似乎已經有點陌生,誠品湧入了大量的人群、永康街逛街時參雜著各式各樣語言、東區已經不是我生活的空間,如果不是妳,可能暫時不會回到這裡。當我走進故鄉,發現有種失落的鄉情,或許是家鄉已經改變,也或許是自己已經改變,到哪邊都有種隔閡。

站在皇家山上的觀景台,遠處的聖羅倫斯河,河的右岸是綿延的北美大平原,左岸則是我身處的蒙特婁島,此時我想到的參照點還是台北,鍾文音《在河左岸》的敘述主角是從南部遷移到台北的「移民」,她在時間與空間中以女性敏銳的角度觀察遷徙,敘事宛若河水的流動,其中的隱喻彷彿如希臘哲人所說的:「人不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在小說中還夾雜著來往於巴黎、紐約和大溪地,遷徙所造成對於認同的焦慮,除了是個人的家族史,也是城市的歷史,或是整個時代的心態。就如同奈波爾小說中的主題,對於在地球上不同地方飄游的人,一直在尋找歸屬,也一直無法尋獲。這些人在所生活的國家是外來者,在自己的國家似乎又帶點隔閡。胡晴舫,穿梭來往於不同地方的旅人,在〈盡頭〉當中有種對於這種存在方式的感悟:

旅行的時候,總有那麼一刻,你以為,你再也回不去那個你熟悉的世界了。……你知道你被遺落了。如同那些在旅行中被用盡或視為無用累贅的物件,被丟落在旅途中程。沒有人會記得究竟是棄在哪一個城市,就算想起城市,也無從找起。
旅程繼續,你卻靜止在一個毫無輕重的角落,無聲無息的腐爛消失。
奇怪的是,每每都是這種應該是心痛害怕的時候,我的內心深處卻有一種終於平靜的感覺了。
他說,「等一等。」我於是一個人站在偌大蒼穹之下,視線以內不見人煙,只有無窮盡的玉米田,混雜大片的黃色向日葵。風,寂寥。雲朵顯得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