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 讀《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

走在風尖浪頭上

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擔任台灣的總統，然而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讓整體的執政都抹上陰影，使我們無法公平地評斷這八年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的風風雨雨，統獨意識形態的紛爭都讓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迷惑。

但是，當時間過去之後，我們回顧這八年的歷史，對於台灣文化和主體意識的建立有甚麼貢獻呢？在立法院藍大於綠的八年，能夠積極的透過政策主導台灣的教育，並且有所建樹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由資深的教育記者韓國棟所撰寫，詳細的評述2004年到2008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任內的政績、爭議、理念……等。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杜正勝開始關心歷史教育，提出「同心圓史觀」，2000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年擔任教育部部長，是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知名度最高、爭議也最多。

 

我對教育政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我嘗試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杜正勝部長那幾年的歲月。從2002年到2006年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由杜正勝老師所指導。

反課綱

2015年教育部部長室被反課綱的學生佔領，在那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段感想：

教育部的部長室是我碩士班時常去的地方，那時杜正勝老師是部長，每次只要跟老師面談時，就得到部長室。我記得那時沒有拒馬，也沒有擋住學生的蛇籠，也沒有警察與學生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

有時假日找老師面談，老師通常都還會在部長室，面對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假日總少不了抗爭人潮，但當時都不是衝著教育部來的。假日我穿越抗議的人潮，走進沒甚麼防備的教育部，警衛只有一個人，通報了一下，我便進入了教育部。

記憶中，除了在部長室跟老師聊論文外，我都會趁機問一下老師的人生規劃，為什麼會走上政治這條路。老師的答案總讓我收穫很多，這些也都成為我思考人生的啟示。

杜老師常說：「如果要找出五個和當下社會最有關係的系所，歷史系可以排得進去。」當時我還懵懵懂懂，最近課綱的問題，總算讓我瞭解了。

歷史與現實之間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

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以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杜老師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歷史學家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中，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但是同時也在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他個人的處境有甚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與權力是缺乏的。現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台灣要走中國的路嗎？還是我們要尋找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能夠讓民主自由根植於人心的台灣之路？

到台灣之路

台灣的國民不應該享有根植於本土的教育嗎？不應該走台灣自己的道路嗎？身為台灣人，到台灣的路有點崎嶇，杜正勝的到台灣之路也走過一段很長的歲月才找尋到。透過資深記者韓國棟的訪問，《走在風尖浪頭上》這本書一開始從杜老師的生長、教育、文化養成開始說起。

從小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在領袖高於一切，反攻大陸的復國夢中，杜正勝從小學、初中到台南師範，教育中沒有台灣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他喜歡讀中國歷史、文學，對中國文化有所嚮往，後來讀到台大歷史系、所，都是因為對於中國文化有好感。

因為公費留學到英國，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民主的思想，並且能閱讀國民黨所禁止的消息，九○年代又能親自前往中國考察，他的中國情懷逐漸破滅，以往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主義者，開始思考自己的立足點何在，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甚麼樣的歷史教育？

九○年代中期，提出所謂的「同心圓史觀」，由近而遠、從今及古，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地方，然後理解台灣與周邊的國家、台灣與世界的關係，是一套認識自己生存處境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這套想法落實在後來的課綱中，經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成為深植台灣子弟們心中的想法。

從大中國思想到台灣意識，杜老師花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難怪他會說：「我是台灣人，但到『台灣』之路卻繞了一大圈。」

學問與做事之間

尋獲了到台灣的道路，但是台灣的教育與思想還是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除非透過政策的改變，不然沒有辦法大規模的翻轉。或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杜老師上台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根據1929年在中國時所訂的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的常識都會告訴我們這是已經過時的教育宗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嗎？還是我們應該根植於台灣，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呢？

 

國民黨主政下的教育部長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的建樹，但是，2000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都在提轉型正義的時候，歷任的教育部長也無法做出改變台灣的教育方針。因為五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受到影響，成為改變的阻力，沒有勇氣是無法改變現狀，沒有帶著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無法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

以往都遵循的教育宗旨，杜老師一上台後就推行了四大教育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其實，這四個主軸正是台灣所需的教育政策，但是以往的教育部部長不敢做，或是被「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套住，無法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國民的教育該往哪個方向走，自然綁手綁腳，無法從這個緊箍咒當中解放出來。

 

台灣的教育部長很多都是學者出生，但是作學問與做事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能夠把理想付諸實際需要的不只是想法，更多的是策略、組織和方法。以往和杜老師聊天時，他提到做學問與做事的人，有些人只能作學問，但一做實事就無法成功，不管在人和還是領導統御方面都出了問題；而有些能做事，學問卻做的一蹋糊塗，擔任過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就是做學問和做事都很成功的人物，杜老師也是如此！

評價

從杜老師開始擔任部長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或許我們能夠比較持平的檢視那段時間所發生的歷史。在那四年中，新聞媒體對於杜老師具有相當的敵意，極盡醜化之能事，但即使面對不友善的媒體，他也在那段風雨歲月中撐下來了，從2004年到2008年做滿且做好自己的職務。

 

韓國棟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為我們詳實的記錄、評價那段時間的歷史，透過豐富的材料、流暢的文筆、多角度的詮釋，展現了杜正勝這個人，以及台灣因為他的努力而變得不一樣。

 

在那四年受教育的孩子也漸長大，成為2014年318學運和2015年反課綱的主角。我不敢說杜老師是這些運動後面最大的功臣，因為參加學運、並且投下選票的每一位國民都是台灣的主人。但是作為一個將「台灣主體」、「民主人權」視為教育主軸的部長，他在教育部的這個位子上，盡了一份相當大的力。

 

公民自決！台灣與魁北克

世界公民島雜誌四月號的主題:

2015年將會是台灣的「國是會議年」。

去年的九合一選舉，太陽花世代用選票改變了台灣。今年，我們希望讓改變持續下去—4月號《世界公民島雜誌》，希望能集結100位世界公民鳥的世界經驗，召喚台灣青年的行動力，舉辦一個青年版，網路版，持續版的「國是會議」：

 

1. 假如你受邀參加國是會議，你想帶來哪些攸關台灣未來20~30年發展的議題?(如：綠能、高等教育、12年國教…)

2. 請問你為什麼想討論這個議題，並說明它對台灣未來的重要性。

3. 你現在所處的國家，如何建構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字數：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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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雜誌刪減了不少，把我跟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擺在一起:

全文刊登在公民島雜誌的網站上: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立法院牆上的噴漆標語，記憶鮮明地烙印在所有台灣人民的心中。去年四月的太陽花運動，年輕人站上了政治的最前線，並且透過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翻轉了台灣的政治版圖。

 

但年輕人的努力還不夠，除了走上街頭、透過選票制裁，下一步還得推動制度性的改革，才能使民主真正落實於台灣的政治制度。以公民為主體的政府就是人民得以自決，台灣曾經受到不同殖民帝國的侵略、荼毒，外來政權決定著人民的未來，無法表達自身的意願。

 

影響台灣未來的因素千頭萬緒，不管是永續發展、人才培育或是技術革新都相當關鍵，但在推動這些政策時，必須將權利交還給公民，而非政客們的獨裁、黑箱決定，落實公民參與的制度則是民主的基礎。

選舉對台灣人民並不陌生，但是人民缺乏對於公共政策的直接參與。國家未來的重要方向應該透過專家陳訴利弊得失，舉辦公聽會廣納意見之後，訴諸直接的民意，以公民自決的方式決定。

 

公民自決不只決定未來的台灣是否走向獨立、或是統一，公民自決是人民意志的展現、是以人民為主體、追尋自我的過程，也是深化民主的實踐。

魁北克的經驗

去年十月蘇格蘭行使了人民的權利，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大英聯合王國之中，投票結果45%:55%，獨派人士的獨立夢暫時被打破，有待來日再加油。

19年前的10月份，全世界所關注的是另外一場公投，當時魁北克公民進行了第二次的公民投票，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或是獨立舉行了公投。在1995年的10月30號，支持獨立的以49.42%的公民決定脫離加拿大，50.58%的選民反對，相差的人數僅在六萬人。

 

蘇格蘭與魁北克兩個「次國家」(sub-national state)展現出強烈的國家認同，魁北克的省長庫里亞(Philippe Couillard)認為是民主過程中「健康」的緊張(“healthy” tension)關係。透過公投和人民自決再次肯定了民主制度，將國家的主體交還給人民。

 

人民的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魁北克透過兩次的獨立公投表達強烈自主的意願，促使加拿大聯邦下放實質的權力。在語言政策上，講法語的魁北克人不希望被周邊的英語族群稀釋掉自己的文化，所以立法確保法語是魁北克官方的唯一語言；在移民問題上，本來由聯邦控制移民的篩選，新移民不一定能符合魁北克社會的需求，所以魁北克省有權決定自己的移民條件，由魁北克省對於移民的條件進行篩選，加拿大聯邦只是行政上的認可。

其餘的像是教育、財政權力和健保，大部分也在省政府的管轄，除了有些省際之間的問題，需要聯邦加以協調的部分，聯邦才具有權力干預。

 

魁北克人透過公民自決的模式，爭取自身的權益與認同，雖然沒有成為一個獨立於加拿大之外的國家，但在爭取獨立的幾十年時間之中，獲得了自主的權力；加拿大聯邦也透過權力的下放，在聯邦制之中尋求彈性，換得加拿大的統一。有得有捨，但是如果沒有透過爭取，權力與權利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吧！

 

對於爭取自主的台灣人，落實民主制度，應該透過制度的建立，達成公民自決的目標，延續太陽花運動「反獨裁」的薪火。

全文連結:

http://www.wisland.cc/Main.php?stat=a_p61pmx3&mid=56

我們一家都是靠爸族：鳩山家族與戰後日本的政治舞台

靠爸族

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台北市、桃園市或是台灣的政壇上都有靠爸族的議題，主因在於政治世家長期壟斷資源，讓缺乏背景的參選人無法獲得機會。

政壇的靠爸族並不只有台灣才有，在東亞政治的發展上，靠爸族是一個常態的現象。日本戰後的政壇上，不只靠爸，靠祖父、外祖父的比比皆是。靠爸族們繼承父祖輩的餘蔭，雖然是天之驕子，但能夠繼承，並且延續上一代的影響，造化則在個人。

現在的首相安倍晉三，其外祖父岸信介是戰後推動日本經濟復甦的重要人物，也推動了1964年的東京奧運；秉持著外祖父的政治軌跡，安倍現在的使命也在經濟的復興和2020的東京奧運。

距今約六年前，2009年的八月底，長期執政的自民黨遭到民主黨的強烈挑戰，由鳩山由紀夫所領導的民主黨在議會之中取得306個席次，成為日本的執政黨。鳩山總裁無法預料民主黨會拿下這麼好的成績，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多推薦一些候選人。

鳩山由紀父畢業於東京大學，在美國的史丹佛大學取得工學博士，其後於東京工業大學任職助理教授，學有專精。本想在學術界發揮所長，但顯赫的家世使其改變跑道，投身政界。

鳩山由紀夫於2009年的秋天取代麻生太郎為日本首相。鳩山與麻生也是一段祖父的對決，超過半個世紀以前，吉田茂(麻生的外祖父)和鳩山一郎(鳩山由紀夫的祖父)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政壇的兩大勢力。

鳩山一郎與吉田茂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在美軍的託管之下，天皇成為國家的象徵，沒有實質的政治影響力。戰後的日本開始進行民主的實踐，此時的政壇上群龍無首，形成多黨派的局面。

在1946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由黨成為日本第一大黨，第一任總裁鳩山一郎準備進行組閣。然而，日本此時正遭受美國老大哥的監管，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總司令部竟然宣布鳩山一郎的當選無效，勸進吉田茂組閣。

鳩山一郎與吉田茂兩者的差異就在於親美與「不那麼」親美。鳩山一郎擁有民氣，但也是個民族主義者，在1945年於《朝日新聞》之中發表文章譴責美軍在廣島、長崎所投下的原子彈，違反了國際公約之中的屠殺平民罪。鳩山一郎更指出美國有責任為戰後的日本贖罪。

當時盟軍公布所謂的「公職追放令」，要禁止戰犯出任公職，但指控誰是戰犯的權力卻落在美國手上。接管日本的美軍不容許鳩山這樣的人上任，以鳩山在戰前支持軍國主義為由，解除其擔任公職的權利。

事實上，鳩山一郎在戰前不但沒有支持軍國主義，還因為與支持軍國主義的東條英機反目才離開政壇。鳩山一郎在戰前的日本政壇活耀，尊皇、自由主義和反軍國主義是其所支持的信念。

鳩山家族

如果說到靠爸族，鳩山一郎也算是其中之一，他的爸爸鳩山和夫原本是幕府的武士，出身岡山藩，是第一代的公費留學生，赴美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士，又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

學有專長之後回國，鳩山和夫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也出任眾議員和議長的職務。當時適逢北海道的開發，鳩山和夫在北海道買了大片土地(炒地皮、官商勾結?)，其曾孫鳩山由紀夫也是因為鳩山和夫奠定下的基礎，在北海道參選並且出任眾議員。

現在北海道的栗山町有鳩山川、鳩山池，甚至還有鳩山神社，都是鳩山家族在當時所奠定下的基礎。從眾議院退休下來的鳩山和夫，後來擔任早稻田大學的校長，從政治界到教育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

鳩山和夫的兩個兒子，一郎從政；秀夫則是在東京大學擔任教授，分別繼承他在政治和教育界的衣缽。一郎歷任數屆眾議員和大臣，對於日本的政治，其心目中的理想是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國民享有言論、集會等各種自由。

然而，鳩山一郎在日本走向太平洋戰爭的過程，發現世道與他的理想越來越遠，特別是東條英機掌權時，大量管制言論自由，當時與他具有共同想法的「政友會」成員選擇退隱，而「政友會」在戰後組成「同交會」，也就是二次戰後自由黨的骨幹。

自由民主黨的成立

鳩山一郎在1946年由於美國的勢力被迫離開政壇，由親美的吉田茂組閣，完成了親美的「和平憲法」。當時吉田茂還跟鳩山一郎保證只要他能重回政壇，將會交出首相的寶座。

鳩山一郎透過CIA和各種關係，疏通美國政界，使其能夠重返政壇，但是，當他回來時，吉田茂對於當初的諾言卻不履行。鳩山一郎也不是省油的燈，自由黨內的鳩山派與吉田派產生鬥爭，最後的導火線在吉田茂於1953年2月28日回答社會黨議員質詢時爆粗口(巴該野鹿)時而使吉田內閣陷入危機。

社會黨提出不信任案，當時所有的在野議員全部支持不信任案，而自由黨內的鳩山派也無故缺席，使得不信任案成立。之後的發展是自由黨內的鳩山派另外成立民主黨，在1955年的選舉之中，民主黨與社會黨成立聯合內閣，趕走了執政的自由黨，鳩山一郎奪回當初即將到手的首相寶座。

然而，民主黨自知與左派的社會黨在觀念與政策上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於是，民主黨與自由黨在兩方大老的協調之下合作，1955年底成立了自由民主黨，成為執政黨。

1955年所形成的〈五五體制〉執政了38年，直到1993年夏天的細川護熙上台為止。鳩山一郎成為自民黨的首任總裁，並且擔任日本的第52、53、54任的首相。

然而，五十多年後，由鳩山一郎的孫子由紀夫在2009年擔任的第93任的日本首相，卻不是祖父當時所成立的自民黨，而是按照自己理想在1998年所成立的民主黨。

由紀夫一開始加入政壇的時候也是以自民黨的眾議員浮出檯面，但是在1993年自民黨敗選之後，日本進入多黨政治時期，由紀夫聯合多個政黨成立了民主黨，並且在2009年的大選獲得勝選。

當時的民主黨在眾議院五百多個席次之中贏得超過三百席的位置，可以說是民主黨的大勝利，也可以說是鳩山由紀夫個人的成功，民主黨從創黨的經費到黨綱可以說都是貫徹其個人意志。

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執行總是存在著衝突，還有很多無法預期的意外，鳩山由紀夫的首相寶座八個月之後就因為在沖繩美軍基地的衝突爭議之中下台，並且在2013年宣布離開自己所創立的民主黨，離開政壇，過自己想過的人生。

鳩山會館

去年年底有機會到東京的鳩山會館參觀，是鳩山和夫於明治24年(1891)所購買且居住的房子。在大正三年(1924)年由鳩山一郎的好友，活耀於大正和昭和時期的建築師岡田信一郎所設計。

建築風格類似英式的莊園建築，或許是呼應鳩山一郎喜好英國民主制度的想法。在內部的設計上則是兼具和風與洋風，既有日本人習慣的和式空間，也有適合招待外國人的宴會廳、花園。

其中的窗戶也可以看到日式廟宇的五重塔與西方彩繪玻璃的結合，庭園之中種植的是鳩山一郎所喜歡的玫瑰花。在日式造景之外，也鋪上適合英式下午茶的草皮。

這座洋風的宅邸在東京已經將近一個世紀，導覽以「戰後日本政治舞台的原點」為主軸，將鳩山家在政治上的發展、茁壯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自民黨與國民黨

鳩山一郎所創立的自民黨，長期壟斷戰後日本的政黨政治，形成一黨長期執政的情形。從表面來看似乎與國民黨相似，但內在的組成過程確有很大的差異。

單就從靠爸的這一點而言，鳩山家族每一代都繼承了「維新」與「改造」的想法。幕府末年，身為岡山藩四子的鳩山和夫從美國學習了當時世界最新的政治與法學知識，回到日本投身政治與教育；鳩山一郎則是在戰後秉持著代議政治的理想，創建了自民黨；鳩山由紀夫不滿自民黨的體制，建立了民主黨並且獲取政權，最後因為理念不合選擇離開自己創立的民主黨。

鳩山家代代之間既有繼承，又有創新，但鳩山由紀夫從來不諱言其父祖對他的影響與金錢上的贊助，與自稱都靠自己的連勝文不同。

最後，或許可以引用李敖的一句話：「連勝文、邱吉爾都是靠爸族，但是邱吉爾靠爸做了首相，表現得很好。靠爸並不可恥，重點在於不承認自己靠爸，還說都是自己賺的，這才比較可恥。」

扭曲的台灣印象：北京 台灣街和台灣會館

北京前門的狄斯奈

夏末秋初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制度與權力--第八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會後在這個造訪數次的城市之中遊走，嘗試尋找那些陌生之中的熟悉感。然而，即使曾經去過的地方，也顯得陌生，這個城市的變化永遠比我想像的快，但是這個變化卻是朝向庸俗性、商業性和政治性兼具的質變，前門外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就是這樣的例子。

北京的前門處於城市的中軸線上，明清時期是皇城最為熱鬧的商業街，存在超過八世紀以上，以往稱為「大柵欄」，為皇城最重要的商業區，晚上為了怕小偷進入行竊，入夜之後在胡同的兩端以柳條編織的大門鎖起來，由此得名。

大柵欄的胡同如今已經拆得差不多了，代之而起的不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而是彷彿電影布景的仿古建築，既然要仿古，為什麼要拆掉舊有的胡同呢？

我本來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經過北京友人的解釋之後才恍然大悟，如果是保護舊有的建築，還得使用古法重修，尋找原本的材料，才不致於破壞整體的協調。但是共產黨不搞保護這一套，直接拆遷、打掉重建。而且，拆建可以領一筆錢、重建也可以再領一筆。

重建之後的胡同當然不是迎接舊有的居民，而是在商業與利益掛帥的前提下，與開發商、百貨業者和握有決定權的政治幹部進行重新分配，所以前門大街上數百間的仿古四合院之中，沒有居民，只有星巴克、Zara、Uniqlo……等跨國企業，還有紀念品的商店與一條仿民國時代的「老」電車。

前門比較像是狄斯耐樂園的購物中心，而仿古的電車則是遊園車。

在前門大街的兩旁，曲徑不探幽，曲徑探往一些更為可笑的「假」場所，「假」是因為本來不存在歷史、現實之中，而是服務於當下政治、商業利益而創造出來的「假」。

但是，甚麼才是現在北京的「真」呢？可能也很難找出來，這就像是布希亞所謂的「擬仿物」，本來是模仿實物的複製品，然而「擬仿」的東西卻比實物更代表真實。

怎麼說呢？在前門的這些「假」胡同，雖然是胡同的複製品，但是來此觀光的人潮卻真實地反映當下中國的商業、旅遊與經濟掛帥的實質。

台灣會館

在前門步行街旁的胡同，創造出來一條「台灣街」，兩年前我到北京時，曾在前門看到一個廣告，上面寫著「1、2、3遊台灣，前門有個阿里山。」當時我滿心疑惑的不知道這個廣告在說甚麼，兩年後再次踏上前門，終於知道這是甚麼意思了。

近來在中國的報導中指出：

北京前門頗有「台」味，帶有台灣元素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分別啟用，二者兼具商業與文化交流功能。

台灣會館位在市中心的崇文區，始建於一八九○年，曾經是台灣民眾赴北京求學、趕考與經商的落腳處，設置有展示區、會議區，作為兩岸民間往來的交流平台。

前門的台灣「主題文化公園」核心建築是「台灣會館」，旁邊還販賣著台灣的烏龍茶、工藝品、小吃，廣場的中央還有一個「阿里山廣場」，陳列著阿里山小火車和一棵假神木。據說以後還會在此建造「台灣老街」，讓來北京旅遊的民眾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台灣風情。

在以往的知識之中，我本來不知道「台灣會館」的存在，只知道以往明清時代，各省在北京的同鄉，像是官僚、縉紳或是赴京考試的士人會聚集在同鄉的會館之中。在京會館的大小，多少反映了一省的地位。

「台灣會館」的地位在明清時代的北京不是很重要，台灣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康熙派施琅入侵台灣之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開始施行科舉制度。

清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一為童試、二為鄉試、三為會試和殿試，只有在鄉試裡中舉的才有機會到北京參加考試。

然而，台灣孤懸海外，讀書識字的人本來就不多，而且「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是很感興趣，從康熙到嘉慶的一百三十多年間，台灣舉人進京並考中進士的不過三人。

為了加強統治的正當性，證明中央也有照顧台灣人，清廷還增加保障名額吸引台灣人，但是反而讓中國其他省分的人跑到台灣來冒籍頂替，假冒台灣人的身分到北京赴考。從同治到光緒的八十多年，台灣與中國的往來逐漸增加，出現30多名的進士。

在清廷統治台灣的200多年中，台灣是對於科舉制度最不感興趣的地方，由於進京趕考的士人不多，所以台灣人在北京也不需要一個會館加以集會。當時台灣道的巡撫劉璈提請修建會館，還被閩浙總督斥責浪費。

中國官員的心態可見一般，台灣會館的建立直到清代末期，由於清廷開始注重海上的防禦，台灣的地位至為關鍵，台灣會館在1893年才得以建立。然而，隔年的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人在台灣實施現代化的教育，科舉制度在台灣停辦，台灣會館在北京也漸次的遭到廢棄。

總體來說，台灣會館並沒有達到以往明清兩代各省會館的功能，因為台灣人在京的人數本來就不多，廢棄的台灣會館被改建成民居，在北京當地人的記憶之中，也不存在著「台灣會館」的印象。

「台灣會館」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實行一種軟性的、商業的、文化的統戰策略。新修成的會館之中分成台灣會館、雲間會館、福德禪林和地下多功能會議廳。其中以紅磚砌成的道路，據說是展現台灣建築的特色，在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築加上了閩南的騎樓、拱牆，在街頭上大幅的宣傳海報描繪著鹿港老街(這大概是羅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鎮的關係)、三峽老街。

會館東門的門頭仿照媽祖廟的設計風格，北側立了一個五人的銅像，在前面的石刻文字上面寫著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之中被迫與日本簽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汪春源等五人上書，反對割讓台灣。

從台灣街的門口進來之後，走過上萬坪的廣場與街道，經過阿里山廣場，耳邊飄來「阿里山姑娘」的歌，還有一些賣烏龍茶的店家與鄧麗君音樂生活館，再走到「台灣會館」前和「五人上書」的銅像，不禁令我訕笑，同時也覺得哀傷。

只要舉一個類比就可以知道前門的台灣街，在台灣有個物化「九族」的「文化村」，原住民族當然不只九族，他們不一定喜歡載歌載舞、也不一定喜歡穿著鮮豔的衣服、不騎山豬、不獵人頭。然而，我們透過偏狹的眼光，將原住民的「文化」固定化、觀光化或是商業化，讓原住民的「文化」是可以透過買一張票去欣賞、觀看的，這和我們到動物園看珍奇異獸沒甚麼不一樣。

北京前門的「台灣文化街」也是如此，台灣文化成為了一個一個具體的符號與商品，可以被觀賞、可以被購買、消費，成為一種靜止的、古物式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呈現變成一種「博物館」式的古物存在。

「台灣街」的核心就是「台灣會館」，在滿是台灣符號的商品與陳列中，「台灣會館」強調的是台灣與中國的連結。對於中國而言，台灣的歷史只有一種書寫方式，就是強調與中國的連結，但是就台灣的歷史來說，這塊本來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從荷蘭、鄭氏、清帝國、日本帝國到國民黨的殖民，在島上形成自身的文化系統，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也只是台灣的一部分。

如果從北京當地的發展來看，北京成功的獲得奧運舉辦權之後，前門的老胡同一一被拆除，商業化的利益侵蝕整個北京，原本的民宅被拆除，當地的居民被遷走，代之而起的「台灣街」以一種觀光化、旅遊化與商業化的方式重新連結起台灣與中國，多少展現中國消費台灣的方式是如此平庸且膚淺。

馬英九與鄭克塽：讀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的《中華鄰國：台灣閾境性》

比較歷史下的台灣

黑格爾曾經指出「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同時馬克思還補充，「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馬英九逐漸將台灣推向鬧劇的邊緣，回顧台灣歷史，第一次的悲劇出現在甚麼時候呢？

17世紀中期，東亞海域上的霸主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小王朝，死後由兒子鄭經繼任其位，由於清軍在華南沿海步步進逼，鄭經逐漸放棄閩南各島嶼，將兵力全面撤退至台灣和澎湖。除了軍隊以外，官員、縉紳和遺老也隨鄭經入台。

繼荷蘭人殖民台灣之後，鄭氏在台灣也建立殖民政權。雖然鄭成功仍然遙奉明朝的正朔，但是鄭經已經逐漸的「在地化」，在台灣成立自己的王國，由1669年鄭經寫給滿清官員率泰的書信之中就可以看到：「曩歲思明(鄭成功稱廈門為思明)之役……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鄭經不再有反清復明的想法，不再禮遇明朝的遺老、王室，認為清已經取代明代的正統，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的小王國。

從當時的國際文書之中，也基本上承認東寧王國的獨立性，鄭經以台灣西部為根據地，控制東亞從日本到東南亞的海域，英屬東印度公司給他的文書也都以「陛下」(Your Majesty)稱呼。

對於東寧王朝獨立性最主要的威脅還是來自對岸的清帝國，當康熙皇帝逐漸穩定中國的局勢，平定三藩之亂之後，逐漸豎立了本身的正統性，但是，對岸這個東寧王國，曾經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只有加以征服，改朝換代的工作才算徹底完成。

鄭經的繼任者鄭克塽，自知不敵清帝國的武力，曾經寫兩封降書給康熙，表達了當初反清復明的錯誤，承認清政府已經代表代表中國的天命，東寧王國願意回歸中國。

相似的例子也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節節敗退，最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到了台北，本來是控制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最後統治權只剩台、澎、金、馬，蔣介石也在台北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了。」

蔣介石雖然想要反攻大陸，但是出於自身的能力不足與國際條件的因素，終其一生只能坐困台灣，死後也無法入土為安，一具無法腐爛的屍體安置於小島台灣。蔣氏王朝的繼承人蔣經國知道無法回到他們的中國，只好推動本土化，並且開始建設台灣。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1949年建政之後，歷經了一連串的混亂與左傾運動，以恐怖統治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然而，在國際上仍然無法取得認同，直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國際上中國的合法政權由共產中國所取得。

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言，嚴苛的處境還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更加困難，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國家自信心也跟著成長，普遍相信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和歷史上的盛世一般。

回顧歷史，當清帝國的康熙盛世時，台灣島內也分成中國派與台灣派。前者覺得應該與這個大國統一，後者則是覺得應該努力發展台灣，反思現代的台灣，基本上也可以分成這兩派。弔詭的是，不管是鄭氏的東寧王朝或是蔣氏政權，原本都相信自己代表中國的正統，明朝被關外的「野蠻人」所取代，中華民國則是被厭棄中國文化的共產黨所打敗。

歷史可否比較？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畢竟，時空環境的轉換、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使得比較之中的變數太多，無法簡單的進行比較，高格孚所使用的方法，以他的話來說，是「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東寧王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具體的相似性展現在：

他們都是被非法政府推翻之中國大陸政權的合法繼承者。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比起文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誰才是正統繼承者在政權的競爭上是更為重要的。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面對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台灣力量之弱化，捍衛島上政府主權與競逐政治正當性這兩個目標，開始與另兩項政治價值有所抵觸—保護大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促進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強權。與中國的重新結盟遂成為可能的選項，因此造成了兩個時代的島嶼政權內部的分裂。

高格孚長期關心台灣問題，畢業於法國政治學院(Science Po)，其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轉變，曾經長達五年的時間在台灣學習中文、工作和研究，法文的博士論文超過800頁，其濃縮版曾經以《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一書在台灣出版。

作者認為由中國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已經居住了半個世紀以上，建立起和中國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逐漸認同這塊土地，但是對於外省人而言，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產生邏輯的錯亂，到底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文化上的中華，相互之間的混淆使他們產生認同的焦慮。

高格孚畢業之後，在法國教授台灣政治，也成為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處的主任，是法國學術界中非常了解台灣狀況的人，甚至《中華鄰國》是他本人以繁體中文書寫而成。

高格孚的《中華鄰國》一書有感於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節節敗退，把中國視為台灣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救星，打壓國內的民主、獻媚於中共，警察蠻橫，台灣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當下，高格孚嘗試從比較歷史的立場思考台灣問題。

鄭氏王國的東寧政權為清帝國所消滅，具有相似歷史處境的台灣是否也是如此呢？高格孚並不這麼悲觀，他認為不一定得走向中國，因為當下台灣所具有的優勢、也是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差異，台灣所具有的民主社會、公民論壇、政黨輪替，再加上國際局勢也已經大不相同，這些發展方向正是台灣社會得以生存下去的優勢。

馬英九不是鄭克塽，當清兵入侵台灣時，鄭克塽只有十二歲，無法決定台灣的未來，只能任由週圍的朝臣擺布；然而，馬英九主導了所有的政策，他壓制台灣民主的發展、抑制公民權力、獻媚中國的態度使有利台灣的國際局勢轉為不利，使二十一世紀台灣生存的優勢逐漸喪失。

閾境性 liminality

從歷史的比較出發，高格孚嘗試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閾境性」，這是從人類學當中liminality借用過來的概念，我們可以簡單說這是一種中介的狀態或時期，以人生的階段來說，類似青少年時期，既非兒童，也不是成人，是一種模糊、曖昧的中間狀態。

以「閾境性」比喻台灣的地位，承認台灣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華文化，但台灣並不是中華文化的邊緣，卻是可以觀察中華文化的一個地方。台灣與中華文化親近，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但是又夠遠，保持其獨立性、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可以站在較為中立的距離觀察中華文化，這就是高格孚所謂的「中華鄰國」。

高格孚嘗試從歷史與現實尋找台灣的定位，為台灣找到一個在文化上和主權上的空間，但是只從兩岸的關係思考台灣或許過於簡單，從鄭氏王朝到蔣氏政權，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之中，台灣的文化已經不只與中華文化親近，台灣文化的基盤是原住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結合，經歷荷蘭、東寧王國、清帝國、日本時代，戰後蔣氏殖民政權入台，帶著大批的外省人，而新世代的台灣之子很多是東南亞新住民的後代，如果說台灣處於一個中介地帶，其中不只有中華文化，而是東亞海域上的中間地帶，不是中國、不是日本、也不是東南亞，這種特殊性就是台灣本身。

高格孚學術簡歷

2011-2012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科會客座副教授
2010-2012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研究員
                    歐洲臺灣學會執行委員（2008-2012）
2007-2009   法國高等教育部與臺灣國科會「臺法前鋒科學計畫」（FoS）人文社會科學小組召集人
2005-2009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臺灣研究小組」研究群召集人
2005-           法國里昂大學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Lyon）副教授兼東亞學院研究員
2004-2005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者
2002-2005   法國河榭大學（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中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

2002，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ed.)， Armonk: M.E. Sharpe Publishers
2004，《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Taipei: 允晨文化
2008，出日文版《臺湾外省人の現在―変容する国家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Tokyo: 風響社

另發表60餘篇與臺灣相關之英文、法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