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馬英九與鄭克塽:讀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的《中華鄰國:台灣閾境性》


比較歷史下的台灣

黑格爾曾經指出「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同時馬克思還補充,「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馬英九逐漸將台灣推向鬧劇的邊緣,回顧台灣歷史,第一次的悲劇出現在甚麼時候呢?

17世紀中期,東亞海域上的霸主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小王朝,死後由兒子鄭經繼任其位,由於清軍在華南沿海步步進逼,鄭經逐漸放棄閩南各島嶼,將兵力全面撤退至台灣和澎湖。除了軍隊以外,官員、縉紳和遺老也隨鄭經入台。

繼荷蘭人殖民台灣之後,鄭氏在台灣也建立殖民政權。雖然鄭成功仍然遙奉明朝的正朔,但是鄭經已經逐漸的「在地化」,在台灣成立自己的王國,由1669年鄭經寫給滿清官員率泰的書信之中就可以看到:「曩歲思明(鄭成功稱廈門為思明)之役……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鄭經不再有反清復明的想法,不再禮遇明朝的遺老、王室,認為清已經取代明代的正統,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的小王國。
從當時的國際文書之中,也基本上承認東寧王國的獨立性,鄭經以台灣西部為根據地,控制東亞從日本到東南亞的海域,英屬東印度公司給他的文書也都以「陛下」(Your Majesty)稱呼。

對於東寧王朝獨立性最主要的威脅還是來自對岸的清帝國,當康熙皇帝逐漸穩定中國的局勢,平定三藩之亂之後,逐漸豎立了本身的正統性,但是,對岸這個東寧王國,曾經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只有加以征服,改朝換代的工作才算徹底完成。
鄭經的繼任者鄭克塽,自知不敵清帝國的武力,曾經寫兩封降書給康熙,表達了當初反清復明的錯誤,承認清政府已經代表代表中國的天命,東寧王國願意回歸中國。

相似的例子也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節節敗退,最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到了台北,本來是控制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最後統治權只剩台、澎、金、馬,蔣介石也在台北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了。」
蔣介石雖然想要反攻大陸,但是出於自身的能力不足與國際條件的因素,終其一生只能坐困台灣,死後也無法入土為安,一具無法腐爛的屍體安置於小島台灣。蔣氏王朝的繼承人蔣經國知道無法回到他們的中國,只好推動本土化,並且開始建設台灣。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1949年建政之後,歷經了一連串的混亂與左傾運動,以恐怖統治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然而,在國際上仍然無法取得認同,直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國際上中國的合法政權由共產中國所取得。
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言,嚴苛的處境還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更加困難,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國家自信心也跟著成長,普遍相信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和歷史上的盛世一般。

回顧歷史,當清帝國的康熙盛世時,台灣島內也分成中國派與台灣派。前者覺得應該與這個大國統一,後者則是覺得應該努力發展台灣,反思現代的台灣,基本上也可以分成這兩派。弔詭的是,不管是鄭氏的東寧王朝或是蔣氏政權,原本都相信自己代表中國的正統,明朝被關外的「野蠻人」所取代,中華民國則是被厭棄中國文化的共產黨所打敗。

歷史可否比較?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畢竟,時空環境的轉換、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使得比較之中的變數太多,無法簡單的進行比較,高格孚所使用的方法,以他的話來說,是「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東寧王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具體的相似性展現在:

他們都是被非法政府推翻之中國大陸政權的合法繼承者。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比起文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誰才是正統繼承者在政權的競爭上是更為重要的。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面對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台灣力量之弱化,捍衛島上政府主權與競逐政治正當性這兩個目標,開始與另兩項政治價值有所抵觸保護大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促進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強權。與中國的重新結盟遂成為可能的選項,因此造成了兩個時代的島嶼政權內部的分裂。
高格孚長期關心台灣問題,畢業於法國政治學院(Science Po),其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轉變,曾經長達五年的時間在台灣學習中文、工作和研究,法文的博士論文超過800頁,其濃縮版曾經以《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一書在台灣出版。

作者認為由中國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已經居住了半個世紀以上,建立起和中國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逐漸認同這塊土地,但是對於外省人而言,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產生邏輯的錯亂,到底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文化上的中華,相互之間的混淆使他們產生認同的焦慮。
高格孚畢業之後,在法國教授台灣政治,也成為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處的主任,是法國學術界中非常了解台灣狀況的人,甚至《中華鄰國》是他本人以繁體中文書寫而成。

高格孚的《中華鄰國》一書有感於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節節敗退,把中國視為台灣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救星,打壓國內的民主、獻媚於中共,警察蠻橫,台灣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當下,高格孚嘗試從比較歷史的立場思考台灣問題。

鄭氏王國的東寧政權為清帝國所消滅,具有相似歷史處境的台灣是否也是如此呢?高格孚並不這麼悲觀,他認為不一定得走向中國,因為當下台灣所具有的優勢、也是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差異,台灣所具有的民主社會、公民論壇、政黨輪替,再加上國際局勢也已經大不相同,這些發展方向正是台灣社會得以生存下去的優勢。
馬英九不是鄭克塽,當清兵入侵台灣時,鄭克塽只有十二歲,無法決定台灣的未來,只能任由週圍的朝臣擺布;然而,馬英九主導了所有的政策,他壓制台灣民主的發展、抑制公民權力、獻媚中國的態度使有利台灣的國際局勢轉為不利,使二十一世紀台灣生存的優勢逐漸喪失。


閾境性 liminality

從歷史的比較出發,高格孚嘗試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閾境性」,這是從人類學當中liminality借用過來的概念,我們可以簡單說這是一種中介的狀態或時期,以人生的階段來說,類似青少年時期,既非兒童,也不是成人,是一種模糊、曖昧的中間狀態。

以「閾境性」比喻台灣的地位,承認台灣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華文化,但台灣並不是中華文化的邊緣,卻是可以觀察中華文化的一個地方。台灣與中華文化親近,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但是又夠遠,保持其獨立性、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可以站在較為中立的距離觀察中華文化,這就是高格孚所謂的「中華鄰國」。

高格孚嘗試從歷史與現實尋找台灣的定位,為台灣找到一個在文化上和主權上的空間,但是只從兩岸的關係思考台灣或許過於簡單,從鄭氏王朝到蔣氏政權,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之中,台灣的文化已經不只與中華文化親近,台灣文化的基盤是原住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結合,經歷荷蘭、東寧王國、清帝國、日本時代,戰後蔣氏殖民政權入台,帶著大批的外省人,而新世代的台灣之子很多是東南亞新住民的後代,如果說台灣處於一個中介地帶,其中不只有中華文化,而是東亞海域上的中間地帶,不是中國、不是日本、也不是東南亞,這種特殊性就是台灣本身。

高格孚學術簡歷

2011-2012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科會客座副教授
2010-2012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研究員
                   
歐洲臺灣學會執行委員(2008-2012
2007-2009  
法國高等教育部與臺灣國科會「臺法前鋒科學計畫」(FoS)人文社會科學小組召集人
2005-2009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臺灣研究小組」研究群召集人
2005-          
法國里昂大學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Lyon)副教授兼東亞學院研究員
2004-2005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者
2002-2005  
法國河榭大學(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中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

2002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ed.) Armonk: M.E. Sharpe Publishers
2004
,《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Taipei: 允晨文化
2008
,出日文版《臺湾外省人の現在変容する国家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Tokyo: 風響社


另發表60餘篇與臺灣相關之英文、法文論文。

1 則留言:

  1. 胡先生:敝人常年旅居海外,比起台灣島內民眾更在意"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拜讀您近期的幾篇大作(鹿港小鎮和高格孚的理論)讀來酣暢淋漓,說理論事一針見血。Bravo !!胡先生,謝謝您的分享,期待您的佳作。N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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