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亞洲藝術、宗教和歷史」2011 Summer Seminar之後

十天的「亞洲藝術、宗教和歷史」Summer Seminar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這次分為三個Panel與三天的參訪，Panel分別為：一天講藝術史、一天討論宗教、一天是東亞文化交流。三天的參訪穿插在Panel之間，分別是：第一天當中國遇上天主教、基督教的演講完後，隔天參訪徐光啟博物館、徐家匯藏書樓與土山灣博物館；東亞文化的語言、出版文化交流講完後，隔天安排嘉定孔廟與古漪園的參訪；藝術史的課上完後，隔日至上海博物館和美術館參觀，六天的行程，外加各兩天的自由活動。

第一天的演講以葛兆光和王晴佳先生的對我最有啟發，葛先生的講題：「19世紀初東亞對天主教的反應」，從韓國的漢文文獻當中討論東亞天主教之間相互交流的情況，在近代以前，東亞之間的書寫語言是漢字，葛先生嘗試以一個中國學者的立場，看當時東亞社會之間的交流，之前他所提倡的《燕行錄》研究也是在同一個脈絡之下。他所謂的「反應」是對西方的衝擊而言，嘗試殊異化東亞各國間不同的反應，理解東亞各個文化間面對天主教時的不同回應。王晴佳先生的講題 「筷子與筷子文化圈--一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嘗試」相當有意思，在物質生活史方面，中國的歷史研究者還未充分開發這個領域。王晴佳先生以前著重在歷史學理論的研究，在台灣出版過《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一書，是第一個將台灣史學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的學者，筷子這本尚在展開的課題算是他離開理論，嘗試進入實證研究的一個嘗試。

第二天的演講以艾爾曼教授的演講我較有興趣，講題是：「東亞出版文化史與思想史」(Benjamin Elman)，艾爾曼長期關注東亞的出版文化，本次的演講先總結最近東亞出版文化史的研究，再以兩份韓國的漢文文獻開始他的新題目。書籍的版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流傳的文獻與刻本如果錯誤的話，後面即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整個研究的論述就岌岌可危。

第三天是鄭岩先生的演講，我在碩士階段即在邢義田老師的介紹下認識在中央美院教書的鄭岩先生，鄭岩先生於第三天有兩場演講，第一場講題：「魏晉時期藝術史」，第二場：「阿房宮：歷史與記憶」。兩場的題目雖然有所不同，但目的大致相同，即想讓中國的藝術史研究更為開放，納進更多不同的學科，讓藝術史的研究可以和更多的學者交流。鄭岩先生是芝加哥大學巫鴻先生著作的譯者，也和哈佛大學的汪悅進合寫《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圖像》，對於西方的藝術理論相當嫻熟，但同時也兼顧西方理論與中國材料之間的適用性。「阿房宮：歷史與記憶」的演講從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開始說起，說到宋以下關於阿房宮的詩詞書畫， 它們的呈現與想像基本上都來自於杜牧的詩，而非秦始皇的阿房宮，因此，阿房宮不再只是原來的阿房宮，作為歷史現實的阿房宮、作為圖畫的阿房宮、作為文學的阿房宮與當下考古現場的阿房宮，每一個阿房宮都有互相重疊與矛盾之處，混雜著騷人墨客的想像，不同的時代也使用阿房宮的圖像以符合當下的現實。鄭岩先生出入古今，穿梭於歷史與想像之間，最後還以線上遊戲的阿房宮作結。



這次是普林斯頓東亞系與復旦大學文史學院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明年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不同學科之間，能夠相互交流與溝通，當下中國的歷史、宗教與藝術分別在不同的領域與科系之中，學者的專業越走越精，分工越來越細緻，卻往往看不到互通有無之處，或是無法從大方向理解整個學術的趨勢。另外的一個目的則在於溝通中西，歐、美、日學者和中國學者之間，研究的對象相同，但所在的立場不同，對於同一個圖像的解釋就不盡相同，歷史是人文的學科，立場不同所產生詮釋上的差異才是它引人入勝之處。

從同學的提問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術取向所產生的差異，中國學生所問的問題大多著重在材料與考證的問題，外國同學(應該也包括我吧!)則比較著重在視野、假設與方法上的問題。

在一次吃飯席間，與孫英剛老師討論到當下漢學圈的狀況，當初他到普林斯頓唸書主要是想求學於Denis Twitchett (崔瑞德)，但當他進普林斯頓，崔瑞德和余英時都退休了，當下歐美漢學界的大師不是退休，就是紛紛辭世，魏晉至唐代的中國史研究，除了文學外，在北美可以說全軍覆沒，研究早期中國的也付之闕如，這個時期除了文獻難徵外，新的方法、視野也還在摸索之中。當中國隨著改革開放之後，史學的圈子也和西方漢學界接觸日益頻繁，以前的漢學家因為中國與外界的交流中斷，只好赴台灣學「中國」歷史，當下中國的一流大學彼此之間也互相競爭，漢學的系譜越來越難追索，在全球化學術語境的當下，多中心、跨學科和界限的泯滅，應該就是目前漢學圈的特色。

易經的卦象：「群龍無首」乃為吉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