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的文化遺產與台灣認同：棒球與KANO

在厭倦的政治氣氛裡，島嶼仍然在中國與台灣的認同之中糾纏著，《KANO》的故事給我們一段被眾人所遺忘的歷史、一個激勵人心的故事，而其背後還有剪不斷且糾葛的台日情結。

《KANO》其實可以拍得很單純，就好像那些激勵人心的運動漫畫或是卡通，裡面存在一種共通的敘事模式，球隊缺乏金錢的援助，而內部球員雖然充滿熱情，但練球始終找不到方法。不得志的魔鬼教練其實有著驚人的過去，不被看好的三流隊伍其實是等待琢磨的璞玉，從未贏過一場球的隊伍卻過關斬將進入了冠亞軍賽，雖然沒有得到冠軍，卻雖敗猶榮。

然而，這樣的故事，卻不只是故事，而是一段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往往比虛構的更精采。

對我來說，在電影的觀看過程中，訓練的過程、球賽的進行都讓我感動，但令我感動的還在於各式各樣不同的歷史場景，嘉南平原的晨曦、昔日的嘉義噴水池、嘉南大圳的啟用……等。我不知道對於這些場景的感動是因為我是台灣人的關係，或者是一些莫名的情緒。

當從電影院走出來之後，在淚水的感動與熱血的故事中，我嘗試從我的知識理解這部電影與我的情緒，希望這部電影不只是個人的感動，也希望能夠透過這部電影理解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情感連結。

棒球是日本殖民帶給台灣的遺產，這樣說一點也不為過，日本人將同樣的遺產也帶給了韓國人。然而，殖民的遺產所帶來的卻是台灣意識，一種全島的認同也在棒球的歡呼慶祝聲中興起。

棒球與現代文明的體驗

以往的中學教育之中，一種神話式的宣傳，據說國民黨的政策和建設造就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一種「經濟奇蹟」的神話普遍存在大家的腦海之中；而台灣棒球史的敘述，基本上也是在這樣一套的敘事脈絡裡，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德政之下，大家胼手胝足，從紅葉少棒開始，逐漸地形成今日的「奇蹟」與榮景。不管是「經濟」或是「棒球」，就如翁嘉銘所說的，都毫無「奇蹟」可言。日本時代才是這些「奇蹟」的萌芽時期，而《KANO》所締造的故事，不折不扣是個奇蹟。

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日本，對於台灣不只是殖民，而是將台灣帶進現代化的行列之中，「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並非三言兩語就可說清楚。簡單地說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透過現代化的設施、活動與文化的傳播，使台灣從前近代的社會走向現代化。

現代化不只是設施與建築而已，現代化還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像是1920年代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多少代表著一種市民社會和公共意識已經逐漸在台灣社會發芽，向殖民者尋求更多的政治權力。除此之外，體育活動和休閒娛樂，像是棒球、高爾夫球、網球、游泳、足球……等，在日本時代也透過日本人的轉介，進入台灣。

棒球作為一種運動也是在「殖民現代性」的脈絡之下被帶進台灣，以往在台灣的漢人沒有運動的習慣，他們可能有勞動、走動或是活動，但是運動本身所牽涉到的是一種克制的「文明化」行為，不是械鬥，也不是打架，雖然是競爭，但是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在平等的原則下，策略的運用、技巧的嫻熟和技術的使用就成為了輸贏的關鍵。

源起於西方的棒球，在19世紀晚期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傳入日本，一開始在東京大學前身的開成學院發展，甲午戰爭之後也在中等學校廣泛地流傳，棒球在日本徹底地本土化必須等到日本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吸納它之後，才完成本土化的過程。

棒球在明治晚期的日本被視為是能夠培養武士道精神的運動，第一屆的甲子園(全名稱為「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即強調「本大會不是職業化的美國野球的翻版，是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

武士道的精神如何在球場上被看見呢？依據清水諭的研究，棒球場被視為武士決鬥的場所，由於武士決鬥是神聖的儀式，所以球場也是神聖的場所，棒球選手的配備則有如武士的刀。進行比賽前雙方必須以禮相待，入場也必須尊重一定的儀式。

「球者魂也，球不正，就是魂不正！魂正，球亦會正矣！」《KANO》當中教練近藤兵太郎如此訓誡著球員，練球也需要養心，將棒球的練習與人格、精神和意志的修練等同。

日本化的棒球是帶有武士魂的運動，故在日本時代，台灣中學的棒球隊也被視為是同化成日本人的重要工具。1919年，在《運動と趣味》這本雜誌上，指出運動在同化與融合不同族群之間的功能：

與其嚴肅地以學問式的、邏輯式的方式進行灌輸，不如不用刻意強調同化這件事，只要勸導其運動，換言之，讓他們成立棒球團、網球團，內地人和本島人都加入其團體，一起在太陽之下、大地之上從事運動，豈不是很愉快、很有趣且有益的事情嗎？
                                                   --轉引自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

同化固然是日本殖民政策的一環，但是在一定的規則與儀式當中進行的棒球，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都在球場上，為了贏球，齊心一力，在求勝的目標之下，贏過日本各地而來的強隊，在甲子園上獲得大家的喝采。

棒球的個性與台灣認同

傳入日本的棒球，在日本沾染了武士道的精神，而傳入台灣的棒球，則也以「台灣味」震撼了當時的日本。近藤兵太郎說：「蕃人跑得快、漢人打擊強、日本人擅長防守，這樣的組合是求都求不來的。」

運動是一套身體的訓練方式，雖然具有規則與紀律，但是不同的族群、性別和階級，都會讓同一種運動展現不同的「個性」與「味道」。結合「三族」的棒球隊，展現了一種甚麼樣的「台灣味」呢？

或許其他殖民地的例子可以讓我們思考運動的「個性」，阿君‧阿帕度萊在〈把玩現代性：印度板球的去殖民化〉討論板球在印度流傳的過程，板球本來是英國貴族和上層階級消磨時間的運動，英國殖民期間在印度不同地方推廣，這種運動被視為可以讓印度人感受與學習英國貴族的氣質。

然而，當板球在印度推廣之後，就產生異想不到的結果，原本貴族間的板球帶有一種優雅、溫和、不計較輸贏的氣質。在印度所流傳的板球卻成為一種具侵略性、勇猛且斤斤計較分數的運動。

隨著板球在大英國協不同的地方傳播，國協下的成員會推出自己的地區(或是國家)代表隊，板球成為每個地區展現自己民族情緒的重要場所，本來印度各地區之間不僅語言不通、文化不同，所謂的印度認同也不存在，然而，當需要一個「印度」隊時，一個「印度」的認同就在板球的推廣過程之中被強化、凝聚。

《KANO》棒球的組成也有類似的過程，帶著「台灣味」不只是漢人的選手而已，而是結合了漢人、日本人和原住民，才稱為「台灣代表團」，當時的《台灣新民報》就指出：

甲子園的棒球冠軍爭奪戰，台灣已有好幾次派出代表隊，但此代表大概僅有居於台灣的內地人(日本人)學生選手，並不能說是真正的台灣島代表。而這次的代表嘉農才是真正的代表選手團。不能不認為以台灣人吳姓投手為首，亦有內地人及高砂族混合所謂三民族的嘉農選手團才比以往的代表更具代表性。(轉引自謝仕淵)

「三族」的融合成為台灣在日本帝國之內的特殊性，也由此構成台灣本身的認同，漢族或是在台的日人都不足以構成台灣的代表，唯有島上的各個族群所組成的「台灣代表」才足以代表台灣。

或許這就是從《賽德克‧巴萊》到《KANO》的重要轉變，《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族還依違於同化在日本的太陽旗之下，或是回到祖靈的彩虹橋，是一種認同上的矛盾與衝突，《KANO》則已經消除了這種緊張感和悲劇性，島上的不同族群，一同奮鬥，不僅讓自己驕傲，也讓殖民者覺得欽佩，就如同馬志翔所說的：「《KANO》跟我是甚麼族群沒有關係，他不是單單為原住民發聲，也不是單單為日本人發聲，是為了台灣歷史，台灣棒球史。是在闡述一個台灣美好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