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裡的幽暗希望

英國駐北京的公使曾經嘲笑：「北京這麼大的地方連個兩層樓房都沒有！」但當康熙看到歐洲繪畫中的住宅時感嘆道：「無疑歐羅巴乃狹小可鄙之邦，蓋臣民無足夠地氣可接，以安家重土，竟居於半空。」

北京為了舉辦奧運，從上個世紀末期到本世紀初，進行了北京建城以來最大的拆除行動，讓這些本來可以接到地氣的住戶移到半空中的大廈裡。

胡同

以往我曾經在不同季節、不同時間到達北京，從機場到下榻的地方，在巴士之中，看著街上的三輪車、腳踏車、板車、摩托車和汽車，不同的速度與方向，形成一股特別的節奏感。

我從窗外望出去，北京的天空始終無法見到藍天，灰濛濛的天空感覺像在工地中，一旁是正在建築的高樓大廈、一旁則是傳統的胡同四合院。

北京可以很明顯的分為紫禁城與胡同兩個部分，前者是帝王的居所和宮城、後者是平民百姓的住宅。隨著皇帝制度的廢除，紫禁城成為廢宮，成為供人旅遊觀光的故宮博物院。

北京城的基本結構主要形成於元朝，當時為元大都，代元而起的明朝，本來建都南京，然而朱元璋駐守北平的庶子篡奪了皇位，也是後來的明成祖，選擇了北京作為帝國的都城，確認了北京作為帝國中心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在元大都的基礎上蓋了一座世界最大的都城，將原來的九區四百街擴增到三十六區一千一百七十街，為了排除蒙古人所留下的「晦氣」，夷平原來的宮殿，埋葬於挖溝渠所製造出的泥土之下，將泥土堆積起來的山丘就是今日的景山。按照風水學的看法，景山是為了讓紫禁城背有倚靠，抵擋北方下來的陰氣。

在紫禁城外，明成祖於前門設立了商業區域，其中有餐館、茶館、戲院、票號，甚至還有男女娼妓的「窯子」。相較於內城的棋盤式設計，外城的街道則大小寬度不整，長度也互異，蜿蜒的小徑較難管理，盜賊易在胡同中逃竄，故官方下令夜晚在胡同的入口設立柵欄，這也是前門胡同稱為「大柵欄」的原因。

以紫禁城為中心的京城形成了棋盤式的格局，胡同之中多數是由四合院連接而成，與官方制式的規劃相比，胡同展現出民間的生命力，從元代至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整座北京超過七千條的胡同。

胡同裡的生活很愜意嗎？

在1861年，住在北京的記者寫道：「乾燥晴朗的日子裡，路上軟軟的泥土會捲起如霧的塵土，遮住你的臉和鬍鬚，讓你最親密的朋友也難以辨認。一到下雨天，地上的泥濘可能淹沒膝蓋。」

但是，1930年代的喬治‧凱茲(George Kates)曾經在他所寫的《豐腴年華》之中記錄下北京胡同四合院當中的生活：「時光總是優雅閑散地過去，像溫文儒雅的紳士；這是一個如此獨特的所在，城中奢侈的時光仍堅守原地。」

胡同在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當中，印象有好有壞，或許是骯髒、泥濘的所在，也或許是具備古都魅力的優雅。就像每個時代的人、每個城市的人都對自己的城市有所讚美、有所批評，但是胡同所代表的就是北京的生活情調、地方特色。

「胡同是北京的第二道城牆。」如果將它們拆毀，「歷史就在我們的眼前被抹去。」作家老舍的兒子舒乙對記者如此說。

胡同的「拆」

從清末、民國政府到共產中國，雖然北京城歷經好幾波的摧毀，像是1959年北京的「十大建築」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破壞，胡同做為居民生活單位的方式仍然沒有改變。

十幾年前，我初到北京時的很多胡同已經不復見，見證了商業利益比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還要強烈。

出身北京的知名建築師，也是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第一位華裔的系主任張永和，在〈物體城市〉這篇詩意的文章之中寫道：

我是在一個水平城市中長大的。從空中看，這座城市像是一個向天際展開的坡屋頂的海洋。打破這灰色瓦浪的只是院落中飄出的蔥籠的綠色以及城中輝煌的金色。

成長於49年後的張永和如此記憶他年輕時代的北京，對於北京的發展，他感到灰心，在奧運舉辦之前，「集強大的建設力與破壞力於一身的新興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文化斷層，從而引發了一場文化大轉型。」

這樣的轉型使得北京的交通堵塞、社區破碎，同時也使得居民的公共空間減少，只有「奇形怪狀」的新建築(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台、鳥巢……)和垂直狀態的高樓大廈興起。張永和希望人們有錢以後，能把高樓大廈拆除，將北京恢復為一個水平城市。

或許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他國家的例子，就知道北京在這幾年之中的發展多麼粗糙，十九世紀中期，主管巴黎城市規劃的奧斯曼男爵，將巴黎從中世紀的城市轉變成現代性的城市，拆遷老社區、拓寬馬路。

同樣的拆遷，所造就的城市卻完全不同，奧斯曼男爵的巴黎馬路，寬闊的林蔭大道讓人們可以在城市之中悠哉地散步，露天的咖啡座和大型公園也使市民感覺到都市的友善。和北京寬闊的馬路不同，由於新築的道路太過寬闊，老年人往往被困在馬路中央，北京也沒有露天的咖啡座和公園等閒適優雅的空間。

北京的道路越蓋越寬，交通卻愈加壅塞，因為本來居住在胡同之中的居民被迫拆遷到郊區，但他們又得回到城市中心上班。本來具有生活功能的胡同，現在的居民被迫遷入新建的高樓之中，他們的生活所需則要開車到沃爾瑪或是家樂福等超市購買，使得交通問題更加無法解決。

珍‧雅各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之中指出如何有效地運用城市來箝制汽車（而非任由汽車侵蝕城市）、如何建立都市地景亂中有序的視覺秩序（而非死守單調重複的幾何秩序）、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之下奠定城市自我重建的具體策略（而非夷平式的另起爐灶），並且思考都市計畫和都市更新在行政組織的結構問題。

有時我以為中國的發展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但其實不行，他們只是在複製美國或是西方發展模式，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或許奧斯曼男爵與北京城市改造最為不同之處在於：奧斯曼男爵沒有在巴黎的改建過程之中趁機賺一筆。而且巴黎與北京的市民權力完全不同，政府面對公民的態度也是光譜的兩個極端。

以往我住在巴黎時，總覺得可以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之中感受到歷史的韻味，而北京的韻味則顯得支離破碎，甚至難以辨別。

夏末秋初的北京行，住在北京的朋友帶著我們從國家博物館走向前門，吃過東來順之後，我們沿著皇城的中軸線穿過天安門，往中山公園、北海走去，最後在北池子大街旁殘存的胡同之中，走進夜晚靜謐的小弄，有如祕密結社般的敲了胡同中「四合書院」的門。

在沙灘後街的四合書院，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起，本來志在保護北京的四合院，嘗試以舊有的建築方式重修四合院，而非北京現在為了觀光而修造的仿古建築。

朋友領著我們到殘存的胡同裡，在他們所修復與保存的四合書院裡吃飯、聊天，我們看到一點希望的幽微燈光。

四合院之中由於有書，並且帶有知識分子的色彩，定期的舉辦講座，像是文化遺產的討論、古建築的修復、公益組織的成立與募款……等文化或是社會議題。

當然我很支持朋友們對於北京四合院的保護，或是在四合院中所舉辦的演講、讀書會等分享活動，同時也關心公益組織的發展。他們嘗試在中國強大的政治傳統之中，尋找社會的力量。

只是，社會的改造沒有隨著政治的轉變，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呢？在國家之外，中國社會能有多大的空間可以發揮而不觸動政治的敏感神經？

我對中國社會的信心一向不大，如同胡同的命運一般，總是會在深夜用白漆劃上一個「拆」字，之後房子與居住在其中的人就消失於無形，很多理想與熱情就此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