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之中的國家形象：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

如何能讓人在博物館之中理解「國家」，這牽涉到「國家」如何認識自己、定位自己以及看待別國與自己的關係。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明明就成立於1949年，但是自認為有五千年的歷史，在這五千年之中，這個「國家」根本就還沒成立。

如果它認為在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過去的歷史都屬於這個「國家」的一部分，首要任務就是承認歷史過程中的「多元」本質。清帝國、元帝國都曾經統治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但是現在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屬不屬於「國家」博物館展示的一部分？

歷史雖然已經是往事，但是詮釋往事的方式屬於當下的事，國家博物館對於「歷史」與「國家文化」的展現相當重要，杜正勝老師對於這一點認識得相當清楚。

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杜老師被任命為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院長，發表〈故宮願景〉，主張將多元文化成為台灣的「國家文化」，取代之前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國族文化」。中華文化是台灣的一部分，但是作為「國家文化」尚不足以說明台灣的文化多樣性。

民主國家的「國家博物館」，應該就像民主國家的多元一般，在博物館之中呈現國家的多樣性，像加拿大文明博物館，從自然史結合原住民，接著呈現不同的移民(歐裔、亞裔、非裔)在此塊土地上的相互包容與共榮。

如果說加拿大是多元的包容，反觀中國的國家博物館，就是光譜的另一端，極端的排他且單一。

中國歷史博物館

1959年，中華民國從中國大陸被驅逐後的第十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十年，為了慶祝這個新生的政權，中共中央政府宣布「十大建築」，這些工程主要是重新設計北京的風貌以符合新誕生的政權。

當時的北京是全世界人口最為密集的城市之一，而「十大建築」包含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車站、北京工人體育館……等。為了這些龐大的公共建築，在北京皇城與前門之間，需要大規模的空間，以彰顯新國家的面貌。

天安門前的建築和樹木被拆遷與清除，為了蓋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像奧運與世博一樣，拆遷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不是困難的問題，沒有補償、沒有人權、也沒有人性，「十大建築」在十個月之內由一萬名工人完成。

天安門邊的東、西長安大街寬度一百公尺，不僅適合汽車的行駛，也適合坦克車的運兵。這個廣場之後曾經站滿了紅衛兵、高呼毛主席萬歲，也曾經站滿了呼籲民主改革的學生，只是慘遭坦克車輾斃。

天安門廣場據說可以容納一百萬人，而東、西兩側分別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連同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之後的毛主席紀念館，象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心。

當年的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屬於同一個單位，根據中央的要求，陳列方式必須按照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觀點予以擺設，而且給予博物館的工作指示為：「應強調政治掛帥，以毛主席正確思想和路線為綱，用這條紅線貫穿各個革命時期、各個方面的鬥爭，把關鍵性的環節，陳列在顯著地位。」

由於「革命」和「歷史」放在一起，為了符合政治正確，歷史博物館的館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受到嚴重的波及，大量的文物遭到破壞與燒毀。對於共產中國而言，歷史必須服務於現在，當現實政治覺得中國的歷史屬於「封建」、「腐敗」、「落後」，這些文物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歷史博物館在共產中國成立之後，長期處於蕭條的狀態，由於文物在文革期間的破壞，歷史博物館中的東西已經所剩無幾，文革之後只有透過考古的發掘，歷史博物館成立了考古部，向全國的考古單位徵集。

陳舊的歷史博物館似乎無法反映新的「國家」形象。記得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歷史博物館時，巨大的建築之中，藏品東一個西一個，參展的人也稀稀落落。

意識型態的翻轉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至北京旅遊的觀光人潮也越來越多，歷史博物館在2003年改名為「國家博物館」，新的博物館將當代的藝術、文化與古代的歷史並陳。

新的國家博物館不再將過去的歷史視為是「落後」與「腐敗」，常設展分為「古代中國」與「復興之路」。「古代中國」在新的意識形態之中，成為燦爛的文明，在一萬七千平方公尺的面積當中，以往的陳列方式採用馬列主義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加以區分。新的陳列方式沒有任何的新意，採用中國的朝代區分，從遠古時代一路綿延，遠古時期、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到明清。

過去的歷史對於「革命」的共產中國而言，已經不是「封建」的壞東西了，不需要被打破，順應傳統的朝代最為方便，證實了以往的「革命」只是徒然，何必發動一群人破壞文物呢？

然而，中國共產黨也無法完全否定自己，以免喪失統治的基礎與合法性，「復興之路」常設展的目的就在於此，展場的介紹寫著：

「復興之路」基本陳列通過回顧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在屈辱苦難中奮起抗爭，為實現民族復興進行的種種探索，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光輝歷程，充分展示歷史和人民為什麼必須始終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動搖。

如果看完之後，你也和我一樣笑了出來，那我就不需要再多解釋甚麼了；如果你覺得這是真理，那我再解釋甚麼也沒用了。

畢竟，新的國家博物館在2011年也舉辦過「路易威登藝術時空之旅」的特展，不動搖的社會主義旗幟、道路與體系歡欣鼓舞地迎接奢侈品的展覽，說明了不過幾年的時間，一場歷史鬧劇在國家博物館之中上演。

從建築上來說，北京在奧運之前天翻地覆地將整個城市的景觀做了一番改變，歷史博物館西邊的國家大劇院由法國的建築師保羅‧安德魯(Paul Andreu)得標，以太空的鈦金屬設計成的蛋形建築，帶著未來感的色彩與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形成鮮明的對比。

天安門東邊的國家博物館則有不同選擇，2004年國家博物館公開向國際招標，由德國的馮‧格康、馬克與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聯手在招標中拿下，這個標案最初決定將博物館原來的立面加以保留，建築師擴充博物館的體積，以改變舊的建築相對於人民大會堂在景觀上的弱勢，增加天安門東、西側的平衡，並且在原建築的背後新建了多邊形的建築以強調反差。

國家博物館的改建方案在2005年遭到放棄，按照建築師事務所的說法，是中央對於這棟建築有不同的看法，後來將新建築「和諧」的併入了原有的建築之中，國家博物館表面上仍然維持原有的樣子，內部的建築面積擴充到19萬平方公尺，擴充的建築也採用建國時期社會主義建築的樣式，與博物館對面的人民大會堂風格相符。

或許天安門西邊的國家大劇院與天安門東邊的國家博物館兩者所訴諸的意識形態不同，如同德國的中國建築和城市發展專家Eduard Kogel所說：「如果說國家大劇院是為了向在奧運時期關注中國的國際公眾和媒體展示中國人思想的前衛和建築技術的高超，那麼國家博物館則是為了向中國本土的群眾重申傳統的價值觀。 」

在夏末秋初的北京，我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會後也到天安門前的國家博物館走一遭，與以前第一次來的經驗不同，現在的國家博物館與天安門廣場滿是人潮，同行的朋友們大多去參觀古代中國的展覽，看看那些平日只能在考古圖錄上的精美器物。

我在偌大的國家博物館之中，看著能引起我訕笑的政治性展示，像是「中國夢、軍墾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60周年歷史文物展」，裡面提到新疆被建設成各族群眾的大熔爐、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示範區。有這樣的展覽，維吾爾人不反也難，而是甚麼樣的人民允許政府這樣胡說八道呢？

長期陳列的「館藏中國當代藝術經典」展廳，在一樓大廳的正中央，廣達兩千平方公尺的展間，一進去之後宛如政治宣傳的油畫，一幅一幅的「當代藝術經典」都指出政治仍然是其中最高的標準，像是董希文的《開國大典》、艾中信的《夜渡黃河》、羅工柳的《毛澤東在井岡山》，無一不是政治指導藝術的創作。

國家博物館是「國家」的博物館，我曾經走過加拿大的國家博物館，感動於其尊重移民的文化與多元的認同，我也到過日本的國家博物館，可以在其中了解到日本如何思考自身與亞洲國家的關係。

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歷經杜正勝老師的意識形態解嚴、馬英九政府的復辟，其翻來覆去的認同轉變正好說明了台灣國家認同的錯亂，而中國的國家博物館具體地說明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也說明了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錯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