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之中的國家形象：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

如何能讓人在博物館之中理解「國家」，這牽涉到「國家」如何認識自己、定位自己以及看待別國與自己的關係。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明明就成立於1949年，但是自認為有五千年的歷史，在這五千年之中，這個「國家」根本就還沒成立。

如果它認為在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過去的歷史都屬於這個「國家」的一部分，首要任務就是承認歷史過程中的「多元」本質。清帝國、元帝國都曾經統治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但是現在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屬不屬於「國家」博物館展示的一部分？

歷史雖然已經是往事，但是詮釋往事的方式屬於當下的事，國家博物館對於「歷史」與「國家文化」的展現相當重要，杜正勝老師對於這一點認識得相當清楚。

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杜老師被任命為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院長，發表〈故宮願景〉，主張將多元文化成為台灣的「國家文化」，取代之前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國族文化」。中華文化是台灣的一部分，但是作為「國家文化」尚不足以說明台灣的文化多樣性。

民主國家的「國家博物館」，應該就像民主國家的多元一般，在博物館之中呈現國家的多樣性，像加拿大文明博物館，從自然史結合原住民，接著呈現不同的移民(歐裔、亞裔、非裔)在此塊土地上的相互包容與共榮。

如果說加拿大是多元的包容，反觀中國的國家博物館，就是光譜的另一端，極端的排他且單一。

中國歷史博物館

1959年，中華民國從中國大陸被驅逐後的第十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十年，為了慶祝這個新生的政權，中共中央政府宣布「十大建築」，這些工程主要是重新設計北京的風貌以符合新誕生的政權。

當時的北京是全世界人口最為密集的城市之一，而「十大建築」包含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車站、北京工人體育館……等。為了這些龐大的公共建築，在北京皇城與前門之間，需要大規模的空間，以彰顯新國家的面貌。

天安門前的建築和樹木被拆遷與清除，為了蓋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像奧運與世博一樣，拆遷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不是困難的問題，沒有補償、沒有人權、也沒有人性，「十大建築」在十個月之內由一萬名工人完成。

天安門邊的東、西長安大街寬度一百公尺，不僅適合汽車的行駛，也適合坦克車的運兵。這個廣場之後曾經站滿了紅衛兵、高呼毛主席萬歲，也曾經站滿了呼籲民主改革的學生，只是慘遭坦克車輾斃。

天安門廣場據說可以容納一百萬人，而東、西兩側分別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連同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之後的毛主席紀念館，象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心。

當年的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屬於同一個單位，根據中央的要求，陳列方式必須按照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觀點予以擺設，而且給予博物館的工作指示為：「應強調政治掛帥，以毛主席正確思想和路線為綱，用這條紅線貫穿各個革命時期、各個方面的鬥爭，把關鍵性的環節，陳列在顯著地位。」

由於「革命」和「歷史」放在一起，為了符合政治正確，歷史博物館的館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受到嚴重的波及，大量的文物遭到破壞與燒毀。對於共產中國而言，歷史必須服務於現在，當現實政治覺得中國的歷史屬於「封建」、「腐敗」、「落後」，這些文物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歷史博物館在共產中國成立之後，長期處於蕭條的狀態，由於文物在文革期間的破壞，歷史博物館中的東西已經所剩無幾，文革之後只有透過考古的發掘，歷史博物館成立了考古部，向全國的考古單位徵集。

陳舊的歷史博物館似乎無法反映新的「國家」形象。記得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歷史博物館時，巨大的建築之中，藏品東一個西一個，參展的人也稀稀落落。

意識型態的翻轉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至北京旅遊的觀光人潮也越來越多，歷史博物館在2003年改名為「國家博物館」，新的博物館將當代的藝術、文化與古代的歷史並陳。

新的國家博物館不再將過去的歷史視為是「落後」與「腐敗」，常設展分為「古代中國」與「復興之路」。「古代中國」在新的意識形態之中，成為燦爛的文明，在一萬七千平方公尺的面積當中，以往的陳列方式採用馬列主義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加以區分。新的陳列方式沒有任何的新意，採用中國的朝代區分，從遠古時代一路綿延，遠古時期、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到明清。

過去的歷史對於「革命」的共產中國而言，已經不是「封建」的壞東西了，不需要被打破，順應傳統的朝代最為方便，證實了以往的「革命」只是徒然，何必發動一群人破壞文物呢？

然而，中國共產黨也無法完全否定自己，以免喪失統治的基礎與合法性，「復興之路」常設展的目的就在於此，展場的介紹寫著：

「復興之路」基本陳列通過回顧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在屈辱苦難中奮起抗爭，為實現民族復興進行的種種探索，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光輝歷程，充分展示歷史和人民為什麼必須始終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動搖。

如果看完之後，你也和我一樣笑了出來，那我就不需要再多解釋甚麼了；如果你覺得這是真理，那我再解釋甚麼也沒用了。

畢竟，新的國家博物館在2011年也舉辦過「路易威登藝術時空之旅」的特展，不動搖的社會主義旗幟、道路與體系歡欣鼓舞地迎接奢侈品的展覽，說明了不過幾年的時間，一場歷史鬧劇在國家博物館之中上演。

從建築上來說，北京在奧運之前天翻地覆地將整個城市的景觀做了一番改變，歷史博物館西邊的國家大劇院由法國的建築師保羅‧安德魯(Paul Andreu)得標，以太空的鈦金屬設計成的蛋形建築，帶著未來感的色彩與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形成鮮明的對比。

天安門東邊的國家博物館則有不同選擇，2004年國家博物館公開向國際招標，由德國的馮‧格康、馬克與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聯手在招標中拿下，這個標案最初決定將博物館原來的立面加以保留，建築師擴充博物館的體積，以改變舊的建築相對於人民大會堂在景觀上的弱勢，增加天安門東、西側的平衡，並且在原建築的背後新建了多邊形的建築以強調反差。

國家博物館的改建方案在2005年遭到放棄，按照建築師事務所的說法，是中央對於這棟建築有不同的看法，後來將新建築「和諧」的併入了原有的建築之中，國家博物館表面上仍然維持原有的樣子，內部的建築面積擴充到19萬平方公尺，擴充的建築也採用建國時期社會主義建築的樣式，與博物館對面的人民大會堂風格相符。

或許天安門西邊的國家大劇院與天安門東邊的國家博物館兩者所訴諸的意識形態不同，如同德國的中國建築和城市發展專家Eduard Kogel所說：「如果說國家大劇院是為了向在奧運時期關注中國的國際公眾和媒體展示中國人思想的前衛和建築技術的高超，那麼國家博物館則是為了向中國本土的群眾重申傳統的價值觀。 」

在夏末秋初的北京，我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會後也到天安門前的國家博物館走一遭，與以前第一次來的經驗不同，現在的國家博物館與天安門廣場滿是人潮，同行的朋友們大多去參觀古代中國的展覽，看看那些平日只能在考古圖錄上的精美器物。

我在偌大的國家博物館之中，看著能引起我訕笑的政治性展示，像是「中國夢、軍墾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60周年歷史文物展」，裡面提到新疆被建設成各族群眾的大熔爐、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示範區。有這樣的展覽，維吾爾人不反也難，而是甚麼樣的人民允許政府這樣胡說八道呢？

長期陳列的「館藏中國當代藝術經典」展廳，在一樓大廳的正中央，廣達兩千平方公尺的展間，一進去之後宛如政治宣傳的油畫，一幅一幅的「當代藝術經典」都指出政治仍然是其中最高的標準，像是董希文的《開國大典》、艾中信的《夜渡黃河》、羅工柳的《毛澤東在井岡山》，無一不是政治指導藝術的創作。

國家博物館是「國家」的博物館，我曾經走過加拿大的國家博物館，感動於其尊重移民的文化與多元的認同，我也到過日本的國家博物館，可以在其中了解到日本如何思考自身與亞洲國家的關係。

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歷經杜正勝老師的意識形態解嚴、馬英九政府的復辟，其翻來覆去的認同轉變正好說明了台灣國家認同的錯亂，而中國的國家博物館具體地說明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也說明了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錯亂。

胡同裡的幽暗希望

英國駐北京的公使曾經嘲笑：「北京這麼大的地方連個兩層樓房都沒有！」但當康熙看到歐洲繪畫中的住宅時感嘆道：「無疑歐羅巴乃狹小可鄙之邦，蓋臣民無足夠地氣可接，以安家重土，竟居於半空。」

北京為了舉辦奧運，從上個世紀末期到本世紀初，進行了北京建城以來最大的拆除行動，讓這些本來可以接到地氣的住戶移到半空中的大廈裡。

胡同

以往我曾經在不同季節、不同時間到達北京，從機場到下榻的地方，在巴士之中，看著街上的三輪車、腳踏車、板車、摩托車和汽車，不同的速度與方向，形成一股特別的節奏感。

我從窗外望出去，北京的天空始終無法見到藍天，灰濛濛的天空感覺像在工地中，一旁是正在建築的高樓大廈、一旁則是傳統的胡同四合院。

北京可以很明顯的分為紫禁城與胡同兩個部分，前者是帝王的居所和宮城、後者是平民百姓的住宅。隨著皇帝制度的廢除，紫禁城成為廢宮，成為供人旅遊觀光的故宮博物院。

北京城的基本結構主要形成於元朝，當時為元大都，代元而起的明朝，本來建都南京，然而朱元璋駐守北平的庶子篡奪了皇位，也是後來的明成祖，選擇了北京作為帝國的都城，確認了北京作為帝國中心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在元大都的基礎上蓋了一座世界最大的都城，將原來的九區四百街擴增到三十六區一千一百七十街，為了排除蒙古人所留下的「晦氣」，夷平原來的宮殿，埋葬於挖溝渠所製造出的泥土之下，將泥土堆積起來的山丘就是今日的景山。按照風水學的看法，景山是為了讓紫禁城背有倚靠，抵擋北方下來的陰氣。

在紫禁城外，明成祖於前門設立了商業區域，其中有餐館、茶館、戲院、票號，甚至還有男女娼妓的「窯子」。相較於內城的棋盤式設計，外城的街道則大小寬度不整，長度也互異，蜿蜒的小徑較難管理，盜賊易在胡同中逃竄，故官方下令夜晚在胡同的入口設立柵欄，這也是前門胡同稱為「大柵欄」的原因。

以紫禁城為中心的京城形成了棋盤式的格局，胡同之中多數是由四合院連接而成，與官方制式的規劃相比，胡同展現出民間的生命力，從元代至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整座北京超過七千條的胡同。

胡同裡的生活很愜意嗎？

在1861年，住在北京的記者寫道：「乾燥晴朗的日子裡，路上軟軟的泥土會捲起如霧的塵土，遮住你的臉和鬍鬚，讓你最親密的朋友也難以辨認。一到下雨天，地上的泥濘可能淹沒膝蓋。」

但是，1930年代的喬治‧凱茲(George Kates)曾經在他所寫的《豐腴年華》之中記錄下北京胡同四合院當中的生活：「時光總是優雅閑散地過去，像溫文儒雅的紳士；這是一個如此獨特的所在，城中奢侈的時光仍堅守原地。」

胡同在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當中，印象有好有壞，或許是骯髒、泥濘的所在，也或許是具備古都魅力的優雅。就像每個時代的人、每個城市的人都對自己的城市有所讚美、有所批評，但是胡同所代表的就是北京的生活情調、地方特色。

「胡同是北京的第二道城牆。」如果將它們拆毀，「歷史就在我們的眼前被抹去。」作家老舍的兒子舒乙對記者如此說。

胡同的「拆」

從清末、民國政府到共產中國，雖然北京城歷經好幾波的摧毀，像是1959年北京的「十大建築」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破壞，胡同做為居民生活單位的方式仍然沒有改變。

十幾年前，我初到北京時的很多胡同已經不復見，見證了商業利益比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還要強烈。

出身北京的知名建築師，也是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第一位華裔的系主任張永和，在〈物體城市〉這篇詩意的文章之中寫道：

我是在一個水平城市中長大的。從空中看，這座城市像是一個向天際展開的坡屋頂的海洋。打破這灰色瓦浪的只是院落中飄出的蔥籠的綠色以及城中輝煌的金色。

成長於49年後的張永和如此記憶他年輕時代的北京，對於北京的發展，他感到灰心，在奧運舉辦之前，「集強大的建設力與破壞力於一身的新興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文化斷層，從而引發了一場文化大轉型。」

這樣的轉型使得北京的交通堵塞、社區破碎，同時也使得居民的公共空間減少，只有「奇形怪狀」的新建築(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台、鳥巢……)和垂直狀態的高樓大廈興起。張永和希望人們有錢以後，能把高樓大廈拆除，將北京恢復為一個水平城市。

或許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他國家的例子，就知道北京在這幾年之中的發展多麼粗糙，十九世紀中期，主管巴黎城市規劃的奧斯曼男爵，將巴黎從中世紀的城市轉變成現代性的城市，拆遷老社區、拓寬馬路。

同樣的拆遷，所造就的城市卻完全不同，奧斯曼男爵的巴黎馬路，寬闊的林蔭大道讓人們可以在城市之中悠哉地散步，露天的咖啡座和大型公園也使市民感覺到都市的友善。和北京寬闊的馬路不同，由於新築的道路太過寬闊，老年人往往被困在馬路中央，北京也沒有露天的咖啡座和公園等閒適優雅的空間。

北京的道路越蓋越寬，交通卻愈加壅塞，因為本來居住在胡同之中的居民被迫拆遷到郊區，但他們又得回到城市中心上班。本來具有生活功能的胡同，現在的居民被迫遷入新建的高樓之中，他們的生活所需則要開車到沃爾瑪或是家樂福等超市購買，使得交通問題更加無法解決。

珍‧雅各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之中指出如何有效地運用城市來箝制汽車（而非任由汽車侵蝕城市）、如何建立都市地景亂中有序的視覺秩序（而非死守單調重複的幾何秩序）、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之下奠定城市自我重建的具體策略（而非夷平式的另起爐灶），並且思考都市計畫和都市更新在行政組織的結構問題。

有時我以為中國的發展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但其實不行，他們只是在複製美國或是西方發展模式，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或許奧斯曼男爵與北京城市改造最為不同之處在於：奧斯曼男爵沒有在巴黎的改建過程之中趁機賺一筆。而且巴黎與北京的市民權力完全不同，政府面對公民的態度也是光譜的兩個極端。

以往我住在巴黎時，總覺得可以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之中感受到歷史的韻味，而北京的韻味則顯得支離破碎，甚至難以辨別。

夏末秋初的北京行，住在北京的朋友帶著我們從國家博物館走向前門，吃過東來順之後，我們沿著皇城的中軸線穿過天安門，往中山公園、北海走去，最後在北池子大街旁殘存的胡同之中，走進夜晚靜謐的小弄，有如祕密結社般的敲了胡同中「四合書院」的門。

在沙灘後街的四合書院，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起，本來志在保護北京的四合院，嘗試以舊有的建築方式重修四合院，而非北京現在為了觀光而修造的仿古建築。

朋友領著我們到殘存的胡同裡，在他們所修復與保存的四合書院裡吃飯、聊天，我們看到一點希望的幽微燈光。

四合院之中由於有書，並且帶有知識分子的色彩，定期的舉辦講座，像是文化遺產的討論、古建築的修復、公益組織的成立與募款……等文化或是社會議題。

當然我很支持朋友們對於北京四合院的保護，或是在四合院中所舉辦的演講、讀書會等分享活動，同時也關心公益組織的發展。他們嘗試在中國強大的政治傳統之中，尋找社會的力量。

只是，社會的改造沒有隨著政治的轉變，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呢？在國家之外，中國社會能有多大的空間可以發揮而不觸動政治的敏感神經？

我對中國社會的信心一向不大，如同胡同的命運一般，總是會在深夜用白漆劃上一個「拆」字，之後房子與居住在其中的人就消失於無形，很多理想與熱情就此灰飛煙滅。

扭曲的台灣印象：北京 台灣街和台灣會館

北京前門的狄斯奈

夏末秋初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制度與權力--第八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會後在這個造訪數次的城市之中遊走，嘗試尋找那些陌生之中的熟悉感。然而，即使曾經去過的地方，也顯得陌生，這個城市的變化永遠比我想像的快，但是這個變化卻是朝向庸俗性、商業性和政治性兼具的質變，前門外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就是這樣的例子。

北京的前門處於城市的中軸線上，明清時期是皇城最為熱鬧的商業街，存在超過八世紀以上，以往稱為「大柵欄」，為皇城最重要的商業區，晚上為了怕小偷進入行竊，入夜之後在胡同的兩端以柳條編織的大門鎖起來，由此得名。

大柵欄的胡同如今已經拆得差不多了，代之而起的不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而是彷彿電影布景的仿古建築，既然要仿古，為什麼要拆掉舊有的胡同呢？

我本來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經過北京友人的解釋之後才恍然大悟，如果是保護舊有的建築，還得使用古法重修，尋找原本的材料，才不致於破壞整體的協調。但是共產黨不搞保護這一套，直接拆遷、打掉重建。而且，拆建可以領一筆錢、重建也可以再領一筆。

重建之後的胡同當然不是迎接舊有的居民，而是在商業與利益掛帥的前提下，與開發商、百貨業者和握有決定權的政治幹部進行重新分配，所以前門大街上數百間的仿古四合院之中，沒有居民，只有星巴克、Zara、Uniqlo……等跨國企業，還有紀念品的商店與一條仿民國時代的「老」電車。

前門比較像是狄斯耐樂園的購物中心，而仿古的電車則是遊園車。

在前門大街的兩旁，曲徑不探幽，曲徑探往一些更為可笑的「假」場所，「假」是因為本來不存在歷史、現實之中，而是服務於當下政治、商業利益而創造出來的「假」。

但是，甚麼才是現在北京的「真」呢？可能也很難找出來，這就像是布希亞所謂的「擬仿物」，本來是模仿實物的複製品，然而「擬仿」的東西卻比實物更代表真實。

怎麼說呢？在前門的這些「假」胡同，雖然是胡同的複製品，但是來此觀光的人潮卻真實地反映當下中國的商業、旅遊與經濟掛帥的實質。

台灣會館

在前門步行街旁的胡同，創造出來一條「台灣街」，兩年前我到北京時，曾在前門看到一個廣告，上面寫著「1、2、3遊台灣，前門有個阿里山。」當時我滿心疑惑的不知道這個廣告在說甚麼，兩年後再次踏上前門，終於知道這是甚麼意思了。

近來在中國的報導中指出：

北京前門頗有「台」味，帶有台灣元素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分別啟用，二者兼具商業與文化交流功能。

台灣會館位在市中心的崇文區，始建於一八九○年，曾經是台灣民眾赴北京求學、趕考與經商的落腳處，設置有展示區、會議區，作為兩岸民間往來的交流平台。

前門的台灣「主題文化公園」核心建築是「台灣會館」，旁邊還販賣著台灣的烏龍茶、工藝品、小吃，廣場的中央還有一個「阿里山廣場」，陳列著阿里山小火車和一棵假神木。據說以後還會在此建造「台灣老街」，讓來北京旅遊的民眾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台灣風情。

在以往的知識之中，我本來不知道「台灣會館」的存在，只知道以往明清時代，各省在北京的同鄉，像是官僚、縉紳或是赴京考試的士人會聚集在同鄉的會館之中。在京會館的大小，多少反映了一省的地位。

「台灣會館」的地位在明清時代的北京不是很重要，台灣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康熙派施琅入侵台灣之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開始施行科舉制度。

清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一為童試、二為鄉試、三為會試和殿試，只有在鄉試裡中舉的才有機會到北京參加考試。

然而，台灣孤懸海外，讀書識字的人本來就不多，而且「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是很感興趣，從康熙到嘉慶的一百三十多年間，台灣舉人進京並考中進士的不過三人。

為了加強統治的正當性，證明中央也有照顧台灣人，清廷還增加保障名額吸引台灣人，但是反而讓中國其他省分的人跑到台灣來冒籍頂替，假冒台灣人的身分到北京赴考。從同治到光緒的八十多年，台灣與中國的往來逐漸增加，出現30多名的進士。

在清廷統治台灣的200多年中，台灣是對於科舉制度最不感興趣的地方，由於進京趕考的士人不多，所以台灣人在北京也不需要一個會館加以集會。當時台灣道的巡撫劉璈提請修建會館，還被閩浙總督斥責浪費。

中國官員的心態可見一般，台灣會館的建立直到清代末期，由於清廷開始注重海上的防禦，台灣的地位至為關鍵，台灣會館在1893年才得以建立。然而，隔年的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人在台灣實施現代化的教育，科舉制度在台灣停辦，台灣會館在北京也漸次的遭到廢棄。

總體來說，台灣會館並沒有達到以往明清兩代各省會館的功能，因為台灣人在京的人數本來就不多，廢棄的台灣會館被改建成民居，在北京當地人的記憶之中，也不存在著「台灣會館」的印象。

「台灣會館」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實行一種軟性的、商業的、文化的統戰策略。新修成的會館之中分成台灣會館、雲間會館、福德禪林和地下多功能會議廳。其中以紅磚砌成的道路，據說是展現台灣建築的特色，在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築加上了閩南的騎樓、拱牆，在街頭上大幅的宣傳海報描繪著鹿港老街(這大概是羅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鎮的關係)、三峽老街。

會館東門的門頭仿照媽祖廟的設計風格，北側立了一個五人的銅像，在前面的石刻文字上面寫著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之中被迫與日本簽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汪春源等五人上書，反對割讓台灣。

從台灣街的門口進來之後，走過上萬坪的廣場與街道，經過阿里山廣場，耳邊飄來「阿里山姑娘」的歌，還有一些賣烏龍茶的店家與鄧麗君音樂生活館，再走到「台灣會館」前和「五人上書」的銅像，不禁令我訕笑，同時也覺得哀傷。

只要舉一個類比就可以知道前門的台灣街，在台灣有個物化「九族」的「文化村」，原住民族當然不只九族，他們不一定喜歡載歌載舞、也不一定喜歡穿著鮮豔的衣服、不騎山豬、不獵人頭。然而，我們透過偏狹的眼光，將原住民的「文化」固定化、觀光化或是商業化，讓原住民的「文化」是可以透過買一張票去欣賞、觀看的，這和我們到動物園看珍奇異獸沒甚麼不一樣。

北京前門的「台灣文化街」也是如此，台灣文化成為了一個一個具體的符號與商品，可以被觀賞、可以被購買、消費，成為一種靜止的、古物式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呈現變成一種「博物館」式的古物存在。

「台灣街」的核心就是「台灣會館」，在滿是台灣符號的商品與陳列中，「台灣會館」強調的是台灣與中國的連結。對於中國而言，台灣的歷史只有一種書寫方式，就是強調與中國的連結，但是就台灣的歷史來說，這塊本來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從荷蘭、鄭氏、清帝國、日本帝國到國民黨的殖民，在島上形成自身的文化系統，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也只是台灣的一部分。

如果從北京當地的發展來看，北京成功的獲得奧運舉辦權之後，前門的老胡同一一被拆除，商業化的利益侵蝕整個北京，原本的民宅被拆除，當地的居民被遷走，代之而起的「台灣街」以一種觀光化、旅遊化與商業化的方式重新連結起台灣與中國，多少展現中國消費台灣的方式是如此平庸且膚淺。

風景的療癒：夏日的北阿爾卑斯之行

旅行不是生活的必需，不是即將要繳納的房租、不是下一餐該吃甚麼的立即性問題，不會因為沒有旅行就無法生活下去，但是沒有旅行卻讓生活缺乏轉圜的餘地、缺乏鬆一口氣的時間、缺乏在筋疲力竭時，短暫平撫或是忘卻傷痛的空間。

在八月的盛夏酷暑之中，辦完了父親的追思會，從父親罹癌至癌末，到最後的往生，我和太太在太平洋兩岸來去、在家裡與醫院之間奔波，母親的辛勞更甚於此，最後父親的離去對母親更是沉痛的打擊，也讓我們家蒙上一層哀傷的陰影。

父親罹癌期間我們都一直抱持著他會痊癒的希望，直到送入加護病房的最後兩個星期。

家祭與追思會讓我們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體會到父親往生的事實，然而接受與感受到卻始終還有一段距離。父親活到六十多歲，他的父親仍然健在，他無須體認到這種喪慟，三十多歲的我則必須先面對這樣的人生課題。

我的家人，媽媽、太太和姐姐沒有以情緒崩潰、嚎啕大哭的方式面對父親的往生，但是哀傷的感覺則是一種瀰漫於生活周遭的氛圍。

在追思會後，我決定帶著媽媽到日本散心，我不知道這樣能療癒多少傷痛，但總覺得改變環境能讓心情有點轉變，心境即使不能舒展，也能體會到生命與生活之中的美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帶著母親在日本自助旅行。以往我經常想帶父母一起來日本自助旅行，但是始終都沒有成行，當時以為自己還有很多與父母相處的時間，但是父親的死讓我知道很多事不做，可能就沒有機會實踐。

避開觀光的人潮，走向山林風景，一家人在風景之中靜靜地走著。

與風景的對話

離開喧囂的東京，在信州的松本租了輛車，穿過松本的市區，公路兩旁的風景逐漸鋪排開來，綠樹、群山、森林，夏日的信州展現了自然之中不同層次的綠。

從地圖上來看，我們正處於日本的中心，在日本海與太平洋的中點，這裡是日本的長野縣，以往稱之為信濃國或是信州。

長野北接日本海岸的新潟縣，南面則是太平洋岸的東京都。由於滿是高原與盆地，不少2000公尺以上高峰，有「日本的屋脊」之稱。相較於同緯度的地方，長野的溫度較低，在夏日是知名的避暑地，冬季則是白茫茫的雪國。

由長野的松本往日本海畔的新潟開去，是一條山間盆地的兩線道路，有如台灣花東縱谷的台九線，綿延不斷的連峰以及清新的空氣，加上高原上的海拔較高，即使八月的酷暑也能感受到清涼。

我們一路向北，沿路的飛驒山脈橫亙日本的中部，在十九世紀末時，英國的傳教士攀登飛驒山脈的群峰，將此地比喻為日本的阿爾卑斯山，認為與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一樣壯觀美麗。

今天我們的終點是長野的白馬，是夏季知名的避暑地，也是冬季的滑雪場，在往白馬的路上，經過「仁科三湖」的木崎湖、中綱湖和青木湖。

租來的小車在湖邊停下，我們和媽媽沿著湖畔的小徑散步，清澈的湖水見底，滿山的綠倒映在湖中，隨著水波在靜謐的山林中呈現出一股神秘感。

這幅風景似乎有點熟悉，我在記憶之中翻找著，尋找著既視感的來源，原來是松本清張的《影之地帶》之中寫道：「正面是山，湖面是深色的山影。這個湖的風景實在不錯。真是個寧靜悠閒的地方，除了有時火車會鳴著汽笛經過外，沒有雜音」、「木崎湖的綠閃亮得刺眼。」

松本清張雖然寫的是推理小說，但清楚的抓準了這段風景上的綠意，長野的綠意也同樣為畫家東山魁夷所喜愛，東山魁夷並非出生信州，但是大學時代到信州的旅行讓他感動不已。

事實上，東山魁夷的畫都是與信州風景的對話，而且大部分的畫作都以「青色」為基調，在藍、綠之間漸層地表現他的風景畫，對於東山魁夷來說，信州的風景是他寄情的對象，情感具體地展現在風景畫之中，是一種心境與景觀之間的對話。

當我在青木池畔時，想起東山魁夷的《綠色迴響》，畫作當中同樣是一片綠意盎然的樹林，清澈的水池反映出繁茂的森林，在畫作中出現一批白馬，純白潔淨，不像是自然的創作物，比較像是仙界的靈獸。

東山魁夷在畫這幅作品時，心中響起莫札特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白馬是鋼琴的旋律，而背景的森林就是交響樂。

東山魁夷的畫以青色為主調，在風景畫中卻展現出一種溫柔的感覺，其中似乎又蘊含著哀傷，淡淡、莫名、孤獨且寧靜地存在著。

東山魁夷曾說：

倘若櫻花常開，我們的生命長在，那麼兩者的巧合不會引起任何感動。花兒由於其可能凋謝才更顯示出生命的光輝。在感到花兒美好的心靈深處，我們一定會在無意識中不由得彼此珍惜自己的生命，感到在這茫茫世界的短暫生存其間能有緣相遇的喜悅。

穿過仁科三湖，我們繼續往北開去，北信州的景色帶著深深的綠意，是一股生命的顏色，寧靜、深沉且包容的感覺壟罩於我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