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的傳統與現代：同志社大學 (下)

上一集中我們提及了山本八重的故事，一個來自日本東北會津的女性，從小學習槍術，為了家庭、為了家鄉的情感，奉獻出自己的熱情。雖然會津藩在關鍵時代選錯了位置，但當明治維新之後，他們卻成了京都現代化的先驅。

在這一集中，我們將看到山本八重的丈夫新島襄，一個被天父所感召的男子，不顧幕府的禁令，為了自己的信仰，選擇亡命出逃，在明治維新之後，他和山本八重與山本覺馬兩兄妹為京都的教育和宗教自由的發展，開創了新的道路。

山本覺馬

山本覺馬和八重出生於東北的會津，雖然身處內陸，卻深知海防的重要性，非常關心世界局勢。其實幕府早就察覺日本近海有很多外國的船艦，美國人率領「黑船」要求開港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歐美等船艦在1800年以後就常在日本附近航行。會津藩身處東北，接近蝦夷地(也就是後來的北海道)，需要負責北方的防務，所以很早就關心海防的問題。

會津藩與德川家相當親近，當培里來日時，也負責江戶灣的警備。山本覺馬當時在江戶學習砲術，了解到海防的重要性，回鄉後就負責會津藩的砲術訓練。後來會津藩受幕府之命，負責京都的守衛工作，山本覺馬也在「蛤御門之變」的前線中眼睛負傷，診斷後發現患了白內障，視力逐漸減弱，終至失明。

由於會津支持幕府的立場，覺馬在京都被敵對的薩摩藩抓住，將他軟禁在京都的薩摩藩邸。被幽禁在京都的覺馬，沒有因為失明而喪志，而且薩摩藩仍然敬重他是個具備見識的英雄。由於覺馬以往學過蘭學，對於西方的知識也頗有研究，薩摩藩也詢問他關於維新的意見。

山本覺馬在囚禁的過程裡，仍然將他對於國家大政的想法上書給薩摩藩主島津忠義，寫了一萬字左右的〈管見〉，其中包含日本的政體、法律、議事制度、國體等國政綱領的意見。除此之外，還包含社會整體的改造，像是學校的創立、普及教育和男女兩性共同的受教權。

京都的現代化與覺馬

覺馬在明治維新後重新被重用，成為京都府的顧問，為京都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覺馬了解傳統，也知道現代化的強項。如何引進現代產業，又能夠與京都的傳統文化配合，他向京都府知事槙村正直建議舉辦博覽會，吸引各地的商人前來投資，山本覺馬從傳統產業的技術革新開始，包含：織物、染物和陶瓷器等的工業化。

如果只是單純的引進國外的物品，將會打擊京都傳統的產業，山本覺馬看到京都高級織物的文化，以往都是皇親、國戚、貴族、武士等上層階級在使用的，但當明治政府遷都後，傳統的產業大受打擊。覺馬則在此時積極的引進紡織機，推動養蠶、製革和製絲等產業。

歷史或許沒有「如果」，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但是，若山本覺馬沒有因為失明留在京都，如果他回到東北的會津，可能就在會津戰役中喪生，即使得以苟活，也被流放到下北半島，而沒有後來京都的現代化。

然而，覺馬不僅為京都的產業提供了現代化的道路，他也和新島襄共同為京都的信仰自由和教育創立了典範。

為了信仰而出逃

新島襄1843年出生於江戶，父親為下級武士，並且開設私塾。從小新島襄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精熟於書道和繪畫，並且在十歲時學習劍術和馬術。隨著時代接近幕末，江戶也有不少人學習蘭學。新島襄於十四歲時在藩主下面當個書記，因為機緣巧合，得以知道一些海外的消息，便興起離開日本前往海外的念頭。於是，十七歲時進入幕府的軍艦教授所，開始學習英文。

然而幕府不准日本人私自前往海外，如果偷渡的話是死罪一條，但是決定新島襄人生關鍵性的一步是當他看到美籍基督教傳教士高理文在中國所翻譯的《聯邦志略》，其中介紹美國的生活、宗教和政治體制。

新島襄透過閱讀知道了「天父」的存在，宇宙的萬事萬物皆由祂所創造。本來還有家庭羈絆的新島襄，為了信仰毅然地離開了日本。新島襄先從品川出海，搭上前往北海道函館的船。到了北海道之後得到美籍船長的許可，以在船上工作換取渡美的費用。

前往美國的新島襄當時21歲，而京都則發生了「蛤御門之變」。遠離了日本劇變，追求自己的信仰。

命運的轉變

新島襄在波士頓上岸，由於在美國沒有棲身之地，所以負責船隻停泊時的守衛工作。船長向船主Hardy夫婦報告新島襄的情況，命運的轉變就此展開，Hardy夫婦不僅願意收留新島襄，還認他做養子，並且提供資源讓他就學。

新島襄從高中開始讀起，後來進入了麻州的名校Amherst College就讀，接著又入Andover Newton神學院，學費和衣食住行的費用皆由Hardy夫婦所提供，或許是年輕時Hardy本想成為牧師，但無法如願，後來成為一個有錢的商人，看到一個從遠方來的年輕人想要成為牧師，所以把自己以往無法完成的夢想寄託在新島襄身上。

或許真的是神的旨意，新島襄所上岸的地方是美國的新英格蘭，這裡的宗教傳統和他所追求的信仰相同。從歐洲渡海到美洲的新教徒，他們的落腳地就是麻州，而新島所讀的神學院是美國最古老的神學院。

回日的轉機

離開日本一陣子之後，新島襄也產生思鄉的情緒，想要了解日本的狀況，而且新島的理想是回到日本傳播福音。然而，他觸犯法律出國，回國仍無法免罪。幸好此時「岩倉使節團」的訪美讓他得到回日的契機。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的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追求歐美諸國的富強之道。「岩倉使節團」就是日本派到美國和歐洲視察的人員，使節團赴美時，了解到新島襄的苦衷，而且覺得他的語文能力可以幫助使節團的考察。

新島暫時從神學院休學，隨著使節團在美國，並且赴歐洲考察，幫助他們寫考察報告。新島襄不僅成為使節團的翻譯，也獲得了回日的許可，同時在留歐期間，了解到歐洲的神學院與大學的體制，為後來創立同志社大學的基礎。

從神學院畢業後，新島滿懷回日傳教的願望，取得了傳教士的資格，在美國募款，希望能在日本建立基督教的大學。新島在佛蒙特州的基督教大會上向三千個聽眾發表演說，將他一路走來的歷程，以及想在日宣教的滿腔熱血表達出來。

新島襄相當緊張，他不知道有多少的成果，但演講完後竟然獲得五千美元的捐款，這筆捐款成為後來同志社大學的基金。

有了這筆錢，新島決定回到日本開始傳教和教育的工作。

命運的相會

新島襄帶著創建學校的基金回到日本，本來想在大阪創設學校，但是大阪府的知事對於基都教和外籍的傳教士還有戒心，無法在大阪宣教。新島襄轉往京都，求助於京都府的知事槙村正直和顧問山本覺馬，兩人都覺得京都的現代化應該廣開學校，所以准許新島襄在京都辦學。

覺馬對於基督教的認識是來自於1875年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以中文寫成的《天道溯源》，認為外來的宗教有助於日本走向現代國家。當他遇到新島襄提出辦學的想法時，大為支持，買下御苑北邊的土地，捐給新島襄。

京都的私人辦學走在時代的先驅，明治八年成立「官許同志社英學校」，主要是為了傳教。約略十年後，同志社就打算成立大學。當時日本只有一所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尚未設立。校址是以往的薩摩藩邸，當初山本覺馬就是被囚禁在此地。

新島襄與新島八重

八重在明治維新後也來到了京都，覺馬相信男女都應該獲得教育，在京都設立「女紅場」，八重也入學獲取新知，之後還留校任舍監。

因為覺馬的關係，新島襄也認識了他妹妹八重。八重從小和覺馬之間不僅是兄妹的關係，也教導八重砲術、西方的知識。當八重從覺馬口中得知新島襄這個人後，便開始有了好感，最後還以基督教的儀式完成終生大事。

然而，覺馬與八重兩人親近外來的宗教，還贊同基督教大學的創立，最終覺馬和京都府知事意見不和，辭去京都府的顧問。但是，京都的民眾似乎比起政治人物還來得開放，覺馬在1879年參加京都的首次地方選舉，竟然成為民選議員，還被議員推派為議長。雖然京都是古都，但在新思想和宗教的開放性卻相當高。

新島襄在1890年過世，覺馬繼任他的工作任同志社的總長，但也於兩年後往生。同志社學校的理想沒有斷絕，於1920年改制為大學，成為日本幾所最為古老的大學之一。八重的人生沒有因為覺馬和新島襄的往生而結束，她仍然服務於日本的紅十字會，為了教育、醫療而奉獻自己。

新島襄、新島八重、山本覺馬三人，本來身處於不同的地方，為了不同的理想而活，甚至犯著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都是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的人。當舊的體制瓦解了，他們三個人在京都聚首，共同為著京都的現代化、教育和宗教的自由化而努力。

古都的傳統與現代：同志社大學 (上)

2016年的AAS-in-Asia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學召開，而非京都大學，更具有代表性。同志社大學是京都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象徵之一，讓古都具備現代性，並且具有宗教自由、女權解放的時代意義。

2014年的大河劇《八重之櫻》刻劃新島八重的人生，出生日本東北的她，是日本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新女性。櫻花是春天的使者，經過寒冷的冬天後，萬物伊始，同志社大學的創辦人新島襄和妻子新島八重，以及八重的哥哥山本覺馬，三人在京都最為衰落的時候，為這個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從小練炮術的女性

新島八重本名山本八重，出生於日本東北的會津藩，家中世代傳授槍火炮術。八重於1845年出生，為家中的第五個子女、第三個女生。山本覺馬是八重的哥哥，兩人相差十七歲。

據說八重從小就像男孩子一般，不僅個性好強，還可以揹著六十公斤的米跑步。八重除了學習裁縫、煮飯和掃除等持家必須的技能，還學習刀劍和炮術。會津藩充滿尚武的精神，不僅男性習武，女性也具備用刀用槍的技能。八重的槍術主要是哥哥山本覺馬所授，十八歲時槍術就相當精湛。

當八重長大成人之際，剛好迎來了日本的開國。1853年在江戶的幕府將軍因為美國人要求通商，放棄鎖國的政策。全國的諸侯和武士對於幕府喪權辱國的作為感到不滿，重新思考日本的政治體制。

雖然會津在日本的東北，離政治中心的江戶和文化上的象徵京都非常遠，但是幕末的動盪也波及到了會津。對於會津而言，京都的局勢更為重要，因為會津藩正是決定京都治安與全國治亂的關鍵。

破敗的京都

江戶時代在京都的天皇和實際的政治沒有關係，僅是一個文化和禮儀上的象徵，但是到了國家危急之際，開始有人覺得天皇才應該是日本政治的掌權者。

於是，本來日本各地的諸侯在京都的宅邸只是用來買紀念品和土產的，但是幕府末年的動盪時期，深怕有人「挾天子以令諸侯」，各地的藩主紛紛向京都湧入。幕末最重要的薩摩、土佐和長州藩在京都都有面積相當廣大的宅邸，不少家臣和武士都進駐於此。

薩摩藩於1862年帶了一千名的藩兵，名義上是要向朝廷表達意見，但其實是想在京畿重地擁有武力。諸藩看到薩摩的動作，紛紛也帶兵入京。幕府深怕京都的局勢不穩，所以命令會津藩主松平容保任職京都守護的職責，糾察反幕勢力，八重的哥哥山本覺馬也隨著藩主一起到京都。

京都聚集不同意見的陣營，主要分為支持朝廷的「尊王」、反對幕府開國的「壤夷」和支持開國、擁護幕府的佐幕派。除了在政治上相互鬥爭外，也採取暗殺的手段，除了武士外，也波及於一般民眾，常常有屍首暴露於市街上和鴨川邊。

「蛤御門之變」

不同派別的鬥爭演變為1864年的「蛤御門之變」，擔任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打算驅除支持朝廷的長州藩，跟薩摩藩結合。佐幕派在京都獲得實質的權力，大力掃蕩壤夷派，但這個舉動反而讓對手團結起來，決定與幕府勢力決一死戰。兩派於7月19日在京都展開大規模的巷戰。

由於兩派在「蛤御門」一帶使用西洋的大砲、長槍相互攻擊，也引發相當大的火勢，京都有兩萬八千戶的民宅遭到焚毀，市區付之一炬，明治維新後才漸漸恢復原有的市容。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令人意外，本來敵對雙方的薩摩和長州卻意外的結盟，整體形勢為之逆轉，幕府無法掌控大局，喪失統治天下的權威，而幕府最大的支持者會津藩也成為眾矢之的。

新政府的眼中釘

會津藩為什麼一直是德川將軍的支持者？源於第三代將軍家光委以重任，信任會津藩的忠心，託孤四代將軍家綱，而會津藩長期以來也和將軍維持良好的關係，甚至在家訓中明載：「大君之義、一心大切、可存忠勤、不可以列國之例自處焉、若懐二心則非我子孫、面面決而不可従。」

然而幕府失勢後，末代將軍德川慶喜於1867年將政治的權力歸還給天皇，即是所謂的「大政奉還」。本來佐幕的會津藩似乎在時代的變局中站錯了位置，而且明治新政府也將會津藩視為是建立新權威的首要敵人，要會津藩斬首自己的藩主，並且開城投降。

士可殺、不可辱，會津藩拒絕如此嚴苛的條件。藩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了戰鬥，死守會津的首都若松城。山本家聽聞所有在京都的會津藩士都遭斬首，以為山本覺馬也在戰役中陣亡，而八重的弟弟也在會津戰役中罹難。八重雖然是女兒身，也斷髮、服男裝、持槍，決心為藩、為家族而戰。

雖然會津藩在鶴城的決定性戰役敗戰，但會津全體上下決一死戰，在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聲。戰後，明治政府將會津的武士流放到本州最北的下北半島，八重的夫婿也跟著北遷。據說為了不連累八重，在戰爭之前就已經離婚了。

八重全家到米澤居住，但在所有的壞消息中，突然來了意外的好消息。本來以為過世的哥哥山本覺馬仍留在京都，事隔九年找到了八重。日本政局已經翻天覆地、是另外一番局面了，而山本覺馬也在京都過著不同的人生，八重決定到京都找他的哥哥覺馬

京都的冬天

天皇於明治維新中得到實際的權力，京都人以為復興的道路來了，作為新國家和新政府的首都，一定會有大刀闊斧的計畫。然而，明治維新對於京都而言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天皇於1869年東巡不歸，將以往的江戶改稱「東京」，作為帝國的新首都。隨著天皇東巡的還有貴族、諸侯和大批的官吏，後來連皇后也前往東京。而京都改為「京都府」，成為了一個地方都市。

當京都瀰漫在一股衰落的危機中時，此時山本覺馬、山本八重和新島襄在京都的相遇，讓京都成為了一個不一樣的城市，一個宗教、教育自由的新城市，為京都帶來維新的風氣。下一集讓我們來看山本覺馬和新島襄的故事，他們一起為京都的現代化而努力，並且建立了同志社大學！

古都的傳統與現代：京都國立博物館

「京都為什麼好玩？」

我打算寫一本京都的書，但從來沒有將他寫成一本旅遊書的打算。這本書的概念很簡單，就是說明：「京都為什麼好玩？」京都好玩的理由在於它是「千年古都」嗎？在於它的「傳統」嗎？

是，也不是。

京都的好玩在於以現代的方式引領旅客看到日本的「傳統」，而這些引領的方式讓京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了平衡，讓這個城市找到生存的利基，不僅成為日本的古都，也成為世界的古都。

京都的現代化

雖說是現代，但京都的現代化肇始於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本來作為天皇的帝都，京都沒有生存上的危機，它就是個首都、是日本的中心。雖然德川幕府掌握政治實權，建都江戶。但是京都的天皇仍舊是整個日本文化、儀式和宗教的中樞。

當明治維新之後，幕府將軍「大政奉還」，天皇決定遷都東京，隨著天皇遷都的隨行人員也讓京都原本消費的主力降低。政治、經濟和人口蕭條的京都，如何在新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呢？

明治政府一開始不知道如何看待京都，但沒有把京都降級為地方城市，而是希望同時彰顯京都與東京兩個城市的重要性。1889年天皇搬進東京新蓋好的皇居，東京在政治上成為新政府的中心，隔月，宮內廳則宣布未來天皇的即位大典要在京都舉行，提高京都在禮儀和文化上的象徵意涵。

多倫多大學的藤谷 たかし教授指出明治時代日本文化象徵的創造，即是將東京成為國家「進步」的象徵；而京都是「傳統」的代表。宮內廳在明治憲法頒布的同一年(1889)，也公布了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建立。京都國立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甚麼呢？他和京都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古都有甚麼關係呢？

博物館的成立

明治政府剛成立時，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要怎麼呈現，也花了一番心思，究竟甚麼樣的文物才算「國家」的文化呢？繪畫、陶瓷、書法等藝術算是「國家」的文化？日本所特產的蟲、林、鳥、獸，算不算自然文化或是自然史呢？

除此之外，博物館這種東西也是從外國學習而來，似乎別的現代國家有，日本人也得要一座。1867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讓日本人開足了眼界，當時到歐洲參觀博物館的日本人把見聞詳細的紀錄了下來。明治政府還特別在文部省之下設立博物局。

1873年日本參加奧地利維也納的萬國博覽會，成立一個博覽會事務局以處理相關的事務。除此之外，政府也開始要訂立「國寶」的標準，一些以前私人收藏的美術作品、雕塑、寺院當中的書籍或是代代相傳的佛像、將軍和大名所收藏的器物，都將之描摹和列冊。明治五年的「壬申檢查」，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確認日本的國寶，防止失勢的諸侯或是華族，將這些東西變賣。

「壬申檢查」以奈良及京都、志賀、三重等古代神社寺院為中心進行寶物調查，文部省派出的町田久成（1838~97，後來東京博物館的首任館長）擔任負責人，町田久成出身薩摩，在幕末時期為薩摩藩送出的英國留學生，當時他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以及巴黎的萬國博覽會，深感國家博物館對於凝聚國家認同的重要性。

沒有了天皇的京都仍充滿古蹟，而且千年的文化在此不會一夕消失，但文化的消費者不只是皇親國戚，而是一般民眾。博物館是國家現代化的組織，讓國民得以親近國家的歷史與文化。

京都就是巴黎

明治政府打算在東京、京都與奈良設立國立博物館，凸顯了當時他們對於西方文明的認識。東京是以往的江戶，後來成為新政府的所在地，日本人認為他們與西方文明的倫敦相似，代表了海洋帝國的崛起，也象徵了日本未來的國家走向，所以東京博物館的陳設一開始主要為江戶時代的文物。

京都博物館在日本文明中的角色是甚麼呢？她像是巴黎在西方文明的角色，是文化和藝術之都，所以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定位就是日本文藝的重心，展現日本之美的所在。

選址

京都國立博物館的選址一開始共有三個地方成為候選，分別是：御苑內、二條城內，最後一個位址，也是後來博物館的所在地，在七條附近，這裡是以往的貧民區，選擇此地的原因在於博物館建立的同時也可以重新改造附近的街區，同步改造城市。

負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設計師是片山東雄，他是何許人物？如何在古都設計出現代的博物館呢？

片山東雄

日本的開國源於美國遠東的艦隊司令培里，他於1853年率領了四艘「黑船」要求幕府通商，打破原來的鎖國政策。片山東雄就在關鍵的這一年出生。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中，支持幕府與倒幕的勢力形同水火。長州藩是倒幕的先鋒，組成「奇兵隊」。片山東雄是長州藩士片山文左的四男，年僅12歲就加入了「奇兵隊」進行討幕。

當幕府垮台，明治天皇大量的引進西方的近代工業，為了確立國家財政的工部省成立，其下設有工學寮和測量司，招募學生進行國家公務員的培訓。工學寮後來成為工部大學校 (東京大學工學部的前身)，也成立建築部門(日文是「造家學」)，特別聘請英國的建築師Josiah Conder任教授。當時的第一屆學生，除了片山東雄以外，還有曾禰達藏、辰野金吾等優秀的建築師，共同構築了明治時代的日本近代建築的景觀。

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建築風格

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建築具備重量感和對稱性，是日本在明治時代對於西方建築的模仿。但是，存放日本古代文物的建築為什麼要用西歐風的建築呢？主要是因為日本沒有博物館的建築，必須先參考西方對於美術館的設計。然而，片山東雄的設計也不完全是西方建築的翻版，而是「和魂洋才」的具體表現。

博物館的展示室具備照明、採光和耐震等實際的功用，採用西方的Doric式的建築，在功能、外觀和美感上都具備。然而，仔細研究建築風格，還可以看到片山東雄的巧思。在京都博物館的三角屋簷下，裝飾毘首羯摩和伎藝天，兩位神祇都是佛教中的人物，前者掌管建築雕刻，製作精巧的器物，被奉為工藝之神；後者是精於伎藝的女神。有趣是京都博物館的毘首羯摩的雕像做成希臘的天神，而非日本神話中的形象。

京都國立博物館可以看到日本對於西方建築的吸收與轉化，採用西方建築的樣式，再加上和風的精神，使得它們現代化的過程展現出自己的特殊性。日本第一代的本土建築師，在接受西方的技法下，同時追求日本傳統如何融入新時代中。


京都的復興

京都博物館在京都整體城市的復興計畫中所象徵的地位呢？打造一個城市需要一系列的策略和方法，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人在戰場上打敗了清國之後的一年，京都的復興計畫成為了「傳統的再創造」最為成功的例子。當年正月，日本第一條路面電車通車，就鋪設在京都；三月平安神宮竣工；四月到七月在岡崎公園附近舉辦第四屆國內勸業博覽會；十月則舉辦遷都平安京一千一百年的祭典，後來這項祭典成為京都的重要文化活動：時代祭。

為什麼是1895年呢？1892年10月，京都商工會同盟和市民代表所起草的〈平安京千百年紀念祭趣意書〉指出，京都作為日本的古都，以公元795年桓武天皇從奈良遷都京都(平安京)開始算起，到1895年共一千一百年。即將要在這個特別的一年之中，透過各項的活動顯示京都作為日本傳統與文化首都的地位。在意趣書中還指出，要讓國民深刻地了解京都的歷史、文化與景觀。

要讓一個城市成為可以參觀必須要有一連串的配套設施，需要透過現代的運輸方式，並且完成各項的基礎設施才能使國民在設計好的園區之中輕鬆的觀覽。

當時岡崎公園一代規劃以平安神宮為中心，並在其旁邊建造了工業館、農林館、機械館、水產館、動物館、美術館，這也是現在的京都市立動物園、美術館、圖書館、勸業館和京都會館群集的文化公園。

 

同年，京都國立博物館也竣工，三場盛會同時在京都舉辦，代表著京都走向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走過一百多年的京都博物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有甚麼樣的發展策略呢？

邁向21世紀的京都國立博物館

21世紀的京都，已經不只是日本的古都，而是世界的古都，每年從全球而來的數千萬觀光客都想在此感受到日本文化的特色，整座京都都成為活的博物館。

 

2014年九月開館的平成知新館展現了新的氣象，由世界知名的建築師谷口吉生操刀，谷口吉生在哈佛大學接受建築的教育，是二次戰後日本第一批出國攻讀建築的建築師之一。
 

谷口吉生不僅在日本有名，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建築師，紐約的MOMA就是出自於他之手，東京國立博物館旁的法隆寺寶物館也是他的傑作。平成知新館是一個立方體，在舊的京都博物館的右翼。在綠樹環抱的東山邊，沉靜地守在一個角落中，通過水池上窄小的石板橋，走進這座新館的入口。

雖然在西方受建築教育，但從谷口吉生的建築來看，還是看到強烈日式風格的影響。平成知新館的的入口雖然相當小，但進入之後則是寬敞的空間。場內則是運用日本建築中常用的格子、簾幕做為空間的區隔，呈現出若隱若現的視覺感。

 

 谷口吉生的建築相當強調精確與俐落，巧妙的利用牆面和樓板，將空間以多樣化的塊狀呈現，並且透過不同的面展現出流動的感覺，使得視線會隨著轉移，將參觀者引入空間中。

 

平成知新館的建築在片山東雄所建的舊館旁，以圓柱、垂直遮陽板、屋頂遮陽板、玻璃、天然石牆構成。館外一池清澈的池水，淺淺的池水用來映照四周的光影，讓周邊的景色與建築融合。

一百多年的京都博物館，不僅保存著京都上千年的文物和藝術品，也開放給現代的國民參觀，讓他們得以親近古代的傳統，並且在二十一世紀展現不同的風華，平衡著古都的傳統與現代。

 

 

長時段的觀察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交流: AAS-in-Asia Conference 2016 Kyoto

我的研究範圍雖然是中國古代史，但那僅限於研究的時段而已，而非主題，透過一個議題，我想要了解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上的相同議題。所以從文化交流出發，尋找可以對話的合作者。

2013年在東京開會，認識了現在於柏克萊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林佩瑩，她專長中日佛教的交流史。從我研究的古代史到唐代的佛教，其中的文化交流是如何呢？便興起了可以組個小組參加AAS的念頭。後來過了一年，我提出組一個Panel的想法，本想參加在西雅圖的AAS年會，但臨時找不到討論人，便申請了2016京都的AAS-in-Asia。佩瑩找了幾個朋友，讓整個panel的主題性更加完整且豐富。

AAS-in-Asia每年都會於不同的城市開會，城市的魅力會成為申請者的動力之一，可以開會又到當地，一舉數得。京都年會的申請件數大增，錄取也較難，很高興有機會在京都和學界分享研究的相關主題。

我們的Panel主題：

Statecraf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Premodern China: Empire, Ethnic Identity and Religious Ideology

Chair:

LIN, Pei-ying, UC Berkeley

Participants:

HODOUS, Florence,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HU, Chuan-an, McGill University
LANE, Georg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London
NAKATA, Mie, Kansai University

 Discussant:

Funada Yoshiyuki, Kyushu University

古代四川、唐代的粟特人、元代杭州的波斯人社群和法律中的族群觀念，彼此之間找得到甚麼關聯的地方呢？

「文化交流」

不同層次、不同面向的文化交流，以往中國歷史對於「文化交流」的想法就是「漢化」，不管是「漢」或是「化」的概念我都非常的反對。秦帝國、西漢帝國、東漢帝國存在一個漢人的族群嗎？具體的內容是甚麼？是語言、文字、宗教、服飾還是文化？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說不清楚，因為不管是用哪一種定義，都會發現疏漏和例外之處。

「化」(-lization)的概念都是人類學家在上個世紀20年代發展出的理論，現在對於文化交流的想法已經翻了好幾次，但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還緊抓著這個觀念不放，或許跟民族主義比較有關。

「化」(-lization)的概念強調中心的文化對於邊緣族群的單方向影響，邊緣的人面對「漢」文化只有消極的接受，他們沒有意見、主體性(agency)和認同，儘管有所抵抗，最後也都消失不見。但如果細緻的理解歷史，用不同的視角、理論和方法，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殖民主義

我提出的論文〈古代四川的殖民主義和地方認同〉(Colonialism and Local identity in Ancient Sichuan)，透過殖民主義分析四川與秦、西漢帝國的互動。殖民主義不僅是當代的現象，在希臘、羅馬帝國中也充斥著殖民地(是否有殖民主義則尚有爭論)，殖民主義是個可以分析現代與古代帝國的概念。因為三星堆的發現，考古學家了解到以往東亞大陸除了中國文明還有另外一個文明，他為什麼會消失呢？以往的學者都用「漢化」的概念，四川人接受秦、西漢帝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並不是個「消極的被殖民者」，也不是「被漢化」，而是積極的反抗、展現主動性和認同，甚至最後還發展出顛覆帝國的思想。

信仰佛教的理由

四川人被粗暴地用殖民主義統治，但他們沒有接受，也不「被漢化」，而是努力的在殖民情境展現自己的認同與掙扎。同樣有著認同掙扎的也包含唐代的粟特人。關西大學的中田美繪老師發表了〈唐代粟特人佛教徒昄依佛教的原因〉(Sogdians’ Conversion Buddhist to Buddhism in Tang China)，仔細爬梳粟特人昄依佛教的歷史，以往對於這段歷史，強調佛教文化的優越性。因為佛教佔據主流，粟特人被吸引好像是歷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被「化」了。但其實歷史的過程更細緻、複雜，且粟特人在其中具有策略和主動性(agency)。昄依佛教可以讓粟特人在經濟上的情況較好過，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會比較優越。粟特人所在的廟宇多在長安，其中的原因和經濟狀況的提升比較有關係。而且粟特人在皇室中相當活躍，在唐代前期主要跟皇后和公主密切來往，唐代後期則跟宦官互動頻繁。由於女性和宦官信奉佛教的原因有一部分在於儒家文化對於這兩者獲取政治權力的敵視，所以佛教可以讓他們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從異邦來的粟特人信奉佛教，並且接近皇室中的女性和宦官，也是為了在政治上獲得好處。

當杭州遇上波斯人

信仰佛教不僅只是單純宗教上的原因而已，還在於政治與經濟上的考量，粟特人不是被「佛教化」，他們是因為個人的利益和選擇佛教，才能提升自己的社經地位，而這個過程多少顯示了文化交流過程的複雜性，不能用簡單的理論思考，同樣的歷史情境也出現在杭州的波斯人社群中。

 

精通蒙元史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George Lane教授，以往曾經出版過〈蒙古帝國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the Mongol Empire)，也精通蒙元統治下的伊朗，這次在我們的panel中發表了〈杭州的波斯社群〉(The Persian Community of Hangzhou)。公元1276年，南宋的首都杭州從皇帝的手上轉手到元帝國的大汗，南北中國人都被「蠻族」所統治。蒙古帝國橫跨歐、亞、非大陸，當時帝國的人群流動也相當的頻繁，元朝的大將伯顏統治了昔日的南宋舊都杭州。伯顏早年在波斯，也帶了一些波斯人到杭州，在杭州建立了波斯人的社群，雖然從現在的資料很難找到杭州波斯人的社群，但是清真寺和一些墓誌當中可以看到波斯人社群在杭州相當具有影響力，並且有錢，這批遠方而來的波斯人如何與當地社會互動，是相當有趣的議題，George Lane教授還沒有一定的看法，仍在探索其中的原因。

族群與法律

以往對於蒙元帝國的法律]認識是：按照族群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法律，將帝國之下的人分為四等，蒙古人最高、色目人居次，而漢人和南人地位最低，但這樣的「歧視政策」在元朝的法律中其實找不到。HODOUS, Florence的論文〈蒙元中國的族群與法律〉(Ethnicity and the law in Yuan China)則從史料中理解實際的案例，蒙元帝國雖然針對蒙古人和中亞的族群有不同的法律，但那只是尊重他們生活方式的政策，其中沒有其歧視的意涵。與其說蒙元帝國偏袒某一個族群，不如說他們的法律偏袒皇室的成員。

 

 

蒙元中國、唐帝國和古代中國雖然屬於不同的時段，但其中都有共通的議題，帝國之下的不同族群，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有暴力的殖民統治，也有宗教昄依的策略，其中缺乏統一的形象，不同的族群相互對話、協調、溝通，其中有掙扎、有策略性的選擇，也展現不同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