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擔任台灣的總統，然而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讓整體的執政都抹上陰影，使我們無法公平地評斷這八年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的風風雨雨，統獨意識形態的紛爭都讓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迷惑。
但是，當時間過去之後，我們回顧這八年的歷史，對於台灣文化和主體意識的建立有甚麼貢獻呢？在立法院藍大於綠的八年，能夠積極的透過政策主導台灣的教育，並且有所建樹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由資深的教育記者韓國棟所撰寫，詳細的評述2004年到2008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任內的政績、爭議、理念……等。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杜正勝開始關心歷史教育，提出「同心圓史觀」，2000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年擔任教育部部長，是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知名度最高、爭議也最多。
我對教育政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我嘗試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杜正勝部長那幾年的歲月。從2002年到2006年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由杜正勝老師所指導。
反課綱
2015年教育部部長室被反課綱的學生佔領，在那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段感想：
教育部的部長室是我碩士班時常去的地方，那時杜正勝老師是部長，每次只要跟老師面談時，就得到部長室。我記得那時沒有拒馬，也沒有擋住學生的蛇籠，也沒有警察與學生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
有時假日找老師面談，老師通常都還會在部長室，面對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假日總少不了抗爭人潮，但當時都不是衝著教育部來的。假日我穿越抗議的人潮，走進沒甚麼防備的教育部，警衛只有一個人，通報了一下，我便進入了教育部。
記憶中，除了在部長室跟老師聊論文外，我都會趁機問一下老師的人生規劃，為什麼會走上政治這條路。老師的答案總讓我收穫很多，這些也都成為我思考人生的啟示。
杜老師常說：「如果要找出五個和當下社會最有關係的系所，歷史系可以排得進去。」當時我還懵懵懂懂，最近課綱的問題，總算讓我瞭解了。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
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以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杜老師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與權力是缺乏的。現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台灣要走中國的路嗎？還是我們要尋找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能夠讓民主自由根植於人心的台灣之路？
到台灣之路
台灣的國民不應該享有根植於本土的教育嗎？不應該走台灣自己的道路嗎？身為台灣人，到台灣的路有點崎嶇，杜正勝的到台灣之路也走過一段很長的歲月才找尋到。透過資深記者韓國棟的訪問，《走在風尖浪頭上》這本書一開始從杜老師的生長、教育、文化養成開始說起。
從小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在領袖高於一切，反攻大陸的復國夢中，杜正勝從小學、初中到台南師範，教育中沒有台灣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他喜歡讀中國歷史、文學，對中國文化有所嚮往，後來讀到台大歷史系、所，都是因為對於中國文化有好感。
因為公費留學到英國，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民主的思想，並且能閱讀國民黨所禁止的消息，九○年代又能親自前往中國考察，他的中國情懷逐漸破滅，以往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主義者，開始思考自己的立足點何在，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甚麼樣的歷史教育？
九○年代中期，提出所謂的「同心圓史觀」，由近而遠、從今及古，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地方，然後理解台灣與周邊的國家、台灣與世界的關係，是一套認識自己生存處境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這套想法落實在後來的課綱中，經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成為深植台灣子弟們心中的想法。
從大中國思想到台灣意識，杜老師花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難怪他會說：「我是台灣人，但到『台灣』之路卻繞了一大圈。」
學問與做事之間
尋獲了到台灣的道路，但是台灣的教育與思想還是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除非透過政策的改變，不然沒有辦法大規模的翻轉。或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杜老師上台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根據1929年在中國時所訂的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的常識都會告訴我們這是已經過時的教育宗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嗎？還是我們應該根植於台灣，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呢？
國民黨主政下的教育部長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的建樹，但是，2000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都在提轉型正義的時候，歷任的教育部長也無法做出改變台灣的教育方針。因為五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受到影響，成為改變的阻力，沒有勇氣是無法改變現狀，沒有帶著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無法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
以往都遵循的教育宗旨，杜老師一上台後就推行了四大教育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其實，這四個主軸正是台灣所需的教育政策，但是以往的教育部部長不敢做，或是被「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套住，無法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國民的教育該往哪個方向走，自然綁手綁腳，無法從這個緊箍咒當中解放出來。
台灣的教育部長很多都是學者出生，但是作學問與做事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能夠把理想付諸實際需要的不只是想法，更多的是策略、組織和方法。以往和杜老師聊天時，他提到做學問與做事的人，有些人只能作學問，但一做實事就無法成功，不管在人和還是領導統御方面都出了問題；而有些能做事，學問卻做的一蹋糊塗，擔任過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就是做學問和做事都很成功的人物，杜老師也是如此！
從杜老師開始擔任部長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或許我們能夠比較持平的檢視那段時間所發生的歷史。在那四年中，新聞媒體對於杜老師具有相當的敵意，極盡醜化之能事，但即使面對不友善的媒體，他也在那段風雨歲月中撐下來了，從2004年到2008年做滿且做好自己的職務。
韓國棟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為我們詳實的記錄、評價那段時間的歷史，透過豐富的材料、流暢的文筆、多角度的詮釋，展現了杜正勝這個人，以及台灣因為他的努力而變得不一樣。
在那四年受教育的孩子也漸長大，成為2014年318學運和2015年反課綱的主角。我不敢說杜老師是這些運動後面最大的功臣，因為參加學運、並且投下選票的每一位國民都是台灣的主人。但是作為一個將「台灣主體」、「民主人權」視為教育主軸的部長，他在教育部的這個位子上，盡了一份相當大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