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秋日的賞菊：菊花及其文化

秋天的日本除了是賞楓的時節，也是觀賞菊花的盛季，在全國不同地方都有「菊祭」的活動。從中國東傳的菊花，在現在日本還保存著賞菊、品菊的文化。

 

東京的湯島天滿宮從江戶時代以來是學子們祭拜學問之神的地方，考季時總是充滿參拜的人潮。秋日的湯島天滿宮則是菊花競艷之處，在中國的詩詞之中，菊花是長壽、高雅的象徵、是文人們堅貞不屈的代表。在日本文化之中，菊花承襲了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也呈現了不同的文化。

菊花文化

最有名的詠菊詩應屬陶淵明的千古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為什麼採菊呢？為的是將菊浸酒而飲，不只是單純的賞菊。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自製的佳釀菊花酒，或灑上幾片菊花、或加點茱萸，聽說可以延年益壽。

陶淵明也經常以菊花自況，「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雖然為詠菊之詩，但其實指的是陶淵明自身的高風亮節。菊花較其他花耐寒，即使在晚秋仍然綻放，也被詩人視為是卓爾不群、隱居的象徵。

陶淵明愛菊是中國文人所熟知的，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晉陶淵明獨愛菊……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說到菊花便不能不想到陶淵明。

中國詩詞中的「菊」花意象相當豐富，或者稱頌高潔的人格、或者象徵延年養生、孤獨的感懷、入世的渴望……等。

日本的菊花從中國東傳，一開始菊花在日本的流傳主要是作為藥材，後來因為菊花的雅致，也繼承中國詩、詞文學中對菊花的詠嘆。平安時代甚至將菊花盛開的農曆九月稱為菊月。

菊花紋章

對於現在的日本人而言，菊花或是菊花紋章所代表的是皇室的象徵，雖然日本憲法沒有規定國花，但是國民心目中認為代表皇室的就是菊花，主要的原因在於皇室的家紋就是菊花。然而，菊花紋成為皇室的象徵卻是明治維新之後才確立的傳統。

日本的家紋是一項特殊的文化，每個家紋都有其自身的源流，十五世紀中期所編輯的《見聞諸家紋》編纂收集了三百家共261種樣式的家紋，後來到了德川幕府時代，不僅武士和貴族，一般平民也開始使用家紋。

從歷史上來看，菊花在鎌倉時代(公元1185-1333)才與皇室扯得上關係，後鳥羽上皇喜歡使用菊紋的印，在自己喜愛的刀上飾以十六辦的菊紋，之後的龜山天皇和後宇多天皇也繼承這樣的習慣。「十六瓣八重表菊紋」在慣例上逐漸成為代表天皇的象徵，稱為「菊御紋」。

然而，菊紋並沒有在法律上定為國徽，只有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皇室儀制令當中明令「十六瓣八重表菊紋」民間不可使用，逾制者將以不敬之罪受到嚴厲的懲罰。

近代的歷史之中，由於德川幕府的垮台，日本結束由大將軍總攬政事的傳統，由天皇親掌朝政，故在幕末出現的一首流行歌為「菊花開啊開啊!葵花(德川幕府的家徽)就枯了」。

菊花與劍

明治維新之後，軍隊直接效忠天皇，所以在槍枝、陸軍的軍旗或是海軍的軍艦艦首之上都附加「菊花紋章」，象徵對於天皇捐軀之意。

關於菊花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人類學家露絲‧班乃迪克的《菊花與劍》，這本書乃是因為戰爭的關係而寫成。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歐洲戰場上的德軍已經漸漸潰敗。亞洲戰場上的日本雖然吃了不少敗戰，但是日軍在士氣上並沒有潰散，反而越戰越勇。露絲‧班乃迪克在《菊花與劍》這本書一開頭就說：「日本人是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鬥過的最特殊的外敵。我們在其他任何一次與強敵的戰爭中都未曾需要顧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動與思想習性。」

美國人無法理解這一群日本人，他們與以往接觸過的人都不同，這群陌生的敵人為什麼會如此堅持且奮戰不懈，讓他們感到相當困惑。

臨危受命的學者不是研究歷史、社會或是政治的學者，而是習慣與異文化打交道的人類學家。

然而，班乃迪克違反所有人類學家的田野準則，不懂日語，而且因為戰爭的關係沒有到日本居住過。班乃迪克所倚賴的是大量的二手文獻、報刊和電影，唯一的田野經驗就是採訪在美國居住過的日僑。

很多優秀的著作都是在沒有嚴格的學術方法下誕生的，所靠的或許就是作者的洞見，《菊花與劍》就是這樣一本書。

班乃迪克在這本書中提出了日本文化的二元性，菊花象徵天皇的家徽，代表日本人對於美的崇尚；劍則是武士文化的象徵，代表日本人對於暴力文化的崇拜。看似互相衝突又矛盾的概念，日本人喜好美的事物又同時崇尚武道、斯文有禮卻又會展現出蠻橫、看似刻板但面對變化時又富有適應性。

班乃迪克從結構的角度理解日本文化，他認為日本以往的階級制度使得每一個人恪守著自己的身分、義務、地位與行為準則，由於不同的圈子有著不同的價值，而且規則也是隨著情況變化。

相較於西方以宗教制約人心的「罪惡感」，日本人所展現的則是「恥感文化」。西方宗教的信仰約束著心靈與善惡的準則，當犯了錯誤之後，必須透過贖罪加以認錯，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行為。

然而，日本的「羞恥感」卻是由外而內的約制行為，是依據不同圈子、狀況而構成的，因為怕不照作而惹來異樣的眼光、不遵循團體的行為而招人非議、不遵守命令而被人排擠。

因此，在天皇尚未宣布投降之前，為天皇捐軀、對天皇效「忠」是全體國民的最高準則。然而，當天皇宣布敗戰之後，接受美軍的佔領，「忠」的要求也就不同了，與佔領的美軍合作成為此時的行為準則。

無法知道班乃迪克的人類學報告是否成為美軍佔領日本之後的政策。但是，從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所施行的管理措施來看，麥克阿瑟擔心如果天皇淪為戰犯遭受審判，日本人將會奮死抵抗，直到最後一兵一卒，所以天皇制在戰後也加以保留。

美國尊重了日本文化的特性，使得日本在戰後得以迅速的復甦，經濟上的崛起也使得日本重新站上國際舞台。

菊花從中國東傳，成為日本文化中對於美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對於外來事物的開放性。以往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東傳的文化，明治維新之後則大量吸收歐美的文化。然而，不管是從中國或是從西方而來的文化，並沒有改變日本文化的傳統。

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可以說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最能展現出自身文化特色的國家，但同時又是個快速變動的現代社會。或許，兼具這種二元性的曖昧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色吧!

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於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所發表的〈我在曖昧的日本〉中指出：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的兩極之間……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堅定地、持續地守護著傳統的文化。

從菊花談到此，不免有點遠了。

婚禮宴飲的文化交流：日本現代婚宴的誕生

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年關將至，也是結婚的旺季，現代的婚禮是怎麼形成的呢？來看看日本的例子吧!

 

婚禮與服務業

 

拍攝婚紗照、選戒指、決定婚宴場地和結婚當天宴請親朋好友，使得婚禮不只是一場儀式，也是一場花錢的消費行為。之前新聞報導過，內政部所編纂的《現代國民婚禮》中提供婚禮範例：

 

每桌1萬2千元的酒席10桌、3萬元國內蜜月旅行、5萬元租禮服及婚紗攝影、禮車及拍照、親友紅包價等計算，不含金飾、戒指，開銷26萬6000元。

 

業者和所有辦過婚禮的人都認為這是嚴重地低估，就如同馬政府低估所有的事情一樣。

婚姻雖然是人類歷史之中重要的禮俗，但是現代婚禮的習俗其實都不是從古至今所流傳下來的，其中經過一套一套現代的包裝，也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服務和消費行為。

 

其實這些服務多少是為了應付工商業社會的興起，當大家聚集到城市之中以後，為了方便，將所有的儀式都在一個場地之中加以舉辦，而婚禮服務業也隨之興起，像是結婚資訊的提供、婚宴酒席、婚紗攝影化裝……等一系列的服務行為。

 

在一般服務行為的消費之中，我們多少帶有一些想像。舉例來說，進去一間高級的餐廳，不只想要飽餐一頓，也想要感受到廚師的手藝、也想體驗被服務的感覺，或許也會想要和心愛的人度過一個浪漫的夜晚。

婚禮的消費也是如此，除了想要使到場的賓客吃得開心、為新人祝福，一種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想像也在其中。從拍攝婚紗開始，穿著白紗在人工布景裡拍照，其中多半是歐式的布景或是擺設，出外景也盡量找些能與白紗搭配的西洋式建築。

 

有些外景拍攝還遠渡海外，我曾經看過有個中國新娘與新郎在櫻花盛開的嵐山，穿著大禮服，不顧眾人的目光危險地衝到河邊，只為了拍一張有櫻花的婚紗照，日本的櫻花搭配西式的白紗，非常混搭的美學呈現。

 

或許我們也都了解，除非我們本來就是明星，穿著大禮服在鎂光燈下、在鏡頭前拍照並不是生活當中會看到的景象，很多婚紗照都是拍了以後就沒再翻閱過。

 

根據丹佛大學人類學家Bonnie Adrian對於台灣婚紗業的研究，她認為台灣的婚紗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主要是模仿西方的「美」的觀念，藉由拍攝婚紗照，想像自己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模仿外國的明星或是模特兒的姿態，加上西式的背景，成為某種西方式美感的消費者。

當然，在Adrian的研究也指出台灣婚紗攝影業的全球化並非單方向的西化而已，其中還存在著本地的色彩，所以某些鳳冠、大紅禮服出現在西式的建築之前，也不是太奇怪的舉動。

 

事實上，鄰近的日本，現代式婚禮也是全球化與地方化相互交織而成的結果，只是日本現代化的時間比起亞洲其他國家來得早，現代式婚禮的時間也相對地提早。

 

有機會到東京的目黑雅敘園參觀，其中的木造建築「百段階段」(百段階梯)現在看來已經是古蹟了，而且被指定為東京都的有形文化財，然而，目黑雅敘園卻是舉行現代式婚禮最早的場地。

 

目黑雅敘園

 

日本一開始提供婚禮服務、到飯店宴請賓客其實是昭和年間的事，約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二次大戰之間，其實是很晚近的發展。

 

最早的婚禮場地是位於目黑的「雅敘園」，以往的日本當然會舉行婚禮，但是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宴請客人，民俗、禮節和儀式也都是由家中長輩們或媒人負責。

 

目黑雅敘園在1930年代所提供的婚禮服務，已經有神道教的祭壇、新娘梳化、攝影室、接待室等服務，也可以選擇日式、西式和中式料理作為宴客的餐點，整套婚宴程序已經相當完整。

 

目黑雅敘園的經營者細川力藏，其成功與經營方式也是一個傳奇，本來出身於石川縣的農家，後來在東京經營大眾澡堂賺進不少的財富。

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雖然很多企業破產，但最壞的時代還是有人可以利用局勢，細川力藏以較低的金錢買入原本高價的土地，並且以較低的價錢聘用大量的工人和藝術家建造目黑雅敘園。

 

細川內藏出身民間，不僅是個成功的商人，還是帶點創意的夢想家，目黑雅敘園本來是餐廳，客層並非是上層階級，而是讓一般人也能攜家帶眷前來的用餐地點，想要以最好的設備提供庶民最好的服務，而所謂最好的服務是甚麼呢？

 

就是滿足庶民們的想像，而且可以花點錢就感受到奢華的經驗，讓吃飯與結婚的新人、賓客們能夠在婚禮時經歷一場奇幻的感受。奇幻的體驗往往是非日常的生活經驗，無法在生活當中見到的空間和事物。

 

細川力藏聘請當時最有名的雕刻工匠、畫家、漆匠、金工師等，為庶民們打造招來美夢的皇宮，有「昭和龍宮」之美譽的目黑雅敘園，沿著目黑的山勢而建，其中最有名的婚宴場地「百段階梯」是一棟有著一百階的木製樓房，《神隱少女》當中的湯屋就是以目黑雅敘園為藍本所繪製，以秋田杉作為天井，並繪製花草繪作為裝飾。

在「百段階梯」中共有六間婚禮會場，集合了當時最好的藝術家繪製牆面的裝飾，主題包含江戶時代流行的美人繪、歌舞伎角色、風景和花卉等主題。

 

其中的「清方莊」由當時的知名畫師鏑木清方執筆；「清之間」則由小早川清描繪江戶時代中期的出遊圖，而日式建築當中重要的螺鈿細工、組子、障子等傳統工藝都相當細緻。

 

目黑雅敘園以將近十三年的時間，分成七個階段加以進行，招集各方面的專家，竣工時有一百多個房間可供使用。

 

細川力藏所營造的目黑雅敘園全都是江戶時代上層階級們的藝術風格，像是東照宮的設計與雕梁畫棟，或是帶有中國風且金碧輝煌的宴會廳，從此可以看到當時庶民對於奢華的想像。

有趣的是，1930年代的東京已經是個現代化的城市，但是庶民對於奢華的想像仍然以江戶時代作為標準，而非西方式的白紗與歐式的建築。或許是江戶時代的傳統和中國風讓人感受到的是熟悉的豪華感。

 

參觀目黑雅敘園的「百段階梯」時，我特別注意到階梯旁的廁所，上面寫著：「僅供參觀。」以木質地板鋪設的空間大約一坪半，其中只有一座蹲式的馬桶，窗櫺的四角刻有扇形雕花，天花板上則貼有金箔亮片的雕花。

 

以一間廁所來說，這未免也太奢侈了吧！

 

根據廁所評論家齊藤政喜的說法，由於當時新娘的和式禮服穿脫不易，在這樣的木質地板中，新娘可以脫下自己的禮服，自在地解決內急的問題，可謂相當貼心的設計。

除此之外，目前中式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迴轉台，也是目黑雅敘園的中式餐廳所發明的。原本經營中式餐廳的細川力藏，發現在宴會的場合上，客人要起身夾菜非常不便，於是他就發想：「有沒有可能坐在原地就能夾取自己所需的食物，而食物又可以傳遞到下一個人呢？」

 

透過目黑雅敘園的木匠師傅酒井久五郎，搭配製作迴轉軸的五金商所完成的迴轉台，完成之後先在日本流行，二次戰後才由華僑帶到全世界的中餐迴轉台其實是日本人對中餐的貢獻之一呢！

 

由於二次大戰的原因，日本政府頒布禁奢令，目黑雅敘園成為避難的防空洞。雖然在大戰的空襲之中保存下來，戰後因為城市規劃，原本廣大的旅館只剩下一部份，當時所留來下的建築只剩「百段階梯」。現在的目黑雅敘園是戰後重新修築的，仍然是東京的重要婚宴場地。

對於結婚的人而言，婚禮不僅是人生重要的儀式，也是自我和文化、社會之間的對話。從目黑雅敘園的婚禮場地來看，一開始日本人脫離以往在家宴客的傳統，舉行現代式的婚宴，他們心目中對於婚禮的想像還是「日本式」的禮服、儀式與空間，連牆壁上的裝飾和壁畫也大部分是江戶時代的形象。

 

對於異國的想像主要以中國式的為主，並非如福澤諭吉所說的「脫亞入歐」，拋棄亞洲文化，接受西方式的文化，在婚禮這種文化場合，現代化初期的日本人仍然維持自身東方文化的認同。二次大戰之後，從日本、台灣到全球，對於「婚禮」與「美」的想像，逐漸地變成以西方為核心的觀看與消費方式。

 

 

東洋與西洋之火的結合：東京奧運及其時代(下)

如何招待外國人

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所推動的一系列「文明運動」，像是：不隨便吐痰、不隨地大小便、文明過街、拾金不昧、排隊上車……等運動。必須要推動的「文明」可能本來是不存在於中國人身上的禮節。

 

1964年的東京奧運也有類似的「文明運動」，但東京奧運時不是把「原來」沒有的東西「創造」出來，而是加以「強化」。

 

透過奧運，加強垃圾的回收與街道的美化，並且宣傳所謂的「禁止事項」，像是：在路上禁止飲酒、不隨便丟棄菸蒂、禁止隨地小便(日本人本來就不會隨地大便，這大概是強國人的某種風俗)、不在電車上大聲說話。

除了「禁止事項」，也希望熱情接待外國人，在運動比賽時，保持風度，即使日本輸了，也要熱情鼓掌。

 

透過奧運會的力量，當時到訪日本的外國人相當驚訝日本人的國民素質。在比賽完之後，現場的日本人會把拉圾帶回家。我們在最近的世足賽之中，可以見到即使日本踢輸了，也會將球場中的垃圾收乾淨。

 

聖火傳遞與開幕

奧運前的兩個月，一場盛會的熱身就開始了。從希臘所點燃的聖火，在海外12個城市巡迴之後，專機送抵日本。

 

當年奧運聖火也有抵達台北，在台北市區繞行，於以往的台北市立體育場前仿照了一座毛公鼎，點燃聖火，這也是唯一一次奧運聖火入台的紀錄。

 

日本的聖火傳遞從美軍所佔領下的沖繩開始，分成四路的跑者傳遞，跑者的年齡都在16到20歲之間，在大會當天到達了東京，由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坂井義則點燃東京奧運的火焰。

 

選擇坂井的原因在於他出生於1945年的8月6日，也就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所以，東京奧運也有走出戰爭、邁向和平、終結二次大戰的記憶，邁向新時代的意味。

一切準備就緒，一場日本人與國際的盛會在1964年10月10日開幕。據說開幕前幾天東京不是陰天就是雨天，在當天陽光普照東京。

 

帶著辦喜事的興奮心情，下午兩點，天皇裕仁、首相和國際奧委會的主席宣布了東京奧運會開始。共93個國家與超過五千名的運動員參與競賽。

 

這次的奧運轉播是第一次的全球性轉播，美國當時所發射的「辛科姆」衛星讓奧運會同時在不同的時區得以轉播。

東京奧運的163枚金牌之中，日本這次得到16金，比起前一次的奧運多了12枚，整體的名次排名第三。或許日本得金牌較多的原因還在於奧運第一次將柔道納入比賽項目，光是這一項日本就得了三枚金牌。

 

值得一題的是，運動比賽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時間的精確記錄，以往奧運的計時器主要是瑞士的天下，但在這次比賽中所使用的所有計時器和時鐘都是日本國產，特別是由SEIKO製作的錶與計時器。

初代的電子計算器也在這次奧運中初登場，主要的目的是集中運動比賽的資訊，並且透過衛星向全世界發送。舉辦體育活動的同時，也凸顯了日本的技術力。

三島由紀夫在當時寫下了〈結合東洋與西洋之火〉：

他(坂井義則，最後的聖火傳遞者)右手將聖火高高舉起的時候，被那白煙圍繞的胸前的國旗，恐怕閃耀在每個人的眼中，這樣的感情並不誇張。……國旗的顏色和形狀，在特別的瞬間好像有甚麼喚醒我們心中的某樣東西。

 

喚醒的是埋藏在心中的敗戰記憶、喚醒的是民族的情感、喚醒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就此降臨，「已不在是戰後了!」

奧運的社會與時代

對於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的日本人而言，電影《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オールウェイズ 三丁目の夕日)可以說具體地展現當時的情景。

《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以1950年代末期的東京下町為舞台，建築中的東京鐵塔成為人們的希望。當時的電器公司發展出低廉且便利的電器用品。「三種神器」本來指的是日本古代神話當中的銅鏡、玉勾和劍，昭和30年代指的則是家家戶戶必備的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

 

當多數的家庭都可以擁有這些商品時，之後日本國產的汽車、冷氣機也開始生產出來，代表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過著現代生活，中產階級的力量逐漸成形。

 

奧運對於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但是，這些大規模的建設與經濟成長也是建立在某些不公平的基礎之上。衡量東京奧運以及1960年代的日本，除了光明面以外，黑暗面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我們只要想像大規模的建設一定得花上大量的人力，而在成本的控制下，勞工薪資相當微薄。日本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動員10萬以上的山區農民，他們在低薪的狀況下，成為奧運建設背後的無名英雄。

 

日本國內當時最大的衝突在於美日安保條約所引起的政治與社會鬥爭，美國雖然在1952年結束託管日本，但一直是日本外交上最重要的主導者，1960年所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更把日本置於美國的管制與保護傘之下。

日本是否能夠真正的從美國獨立，或者只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魁儡，一直是二次戰後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1960年代由於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導致岸信介內閣總辭。延續到70年代的還有第二次安保鬥爭，以及之後的全共鬥、沖繩返還、反越戰和三里塚的抗爭。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或許就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日本才能不顧世界局勢，專心地注意繁榮與復興的問題。

東京奧運前兩年的古巴危機，美、蘇關係緊張，差點釀成核子危機。日本當時的外交官在國際上完全沒有地位，只要站在美國的旁邊就可以了，半藤一利就指出昭和時代的日本沒有外交。

東京奧運的成功的確是一個時代的轉變，日本徹底離開戰後的貧窮社會。雖然奧運的觀光人潮沒有達到預期，在奧運後的幾年經濟甚至一度衰退。但是，整體基礎建設對於日本的發展具有長期的影響，1967年日本的經濟規模超過英國和法國，隔年超過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一直到近來被中國超越為止。

或許就是擔憂亞洲第一的角色被中國取代，東京才積極爭取2020年的奧運吧!

夢一般的未來

對比1960年代的日本，半個世紀之後的東京奧運，首相安倍晉三也想要重現當時的榮景。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正是帶領東京爭取1964年奧運時的首相，安倍帶領東京再度舉辦奧運的象徵意味很濃。

歷史無法重複，就算出現很多相似性，二次戰後的日本滿目瘡痍，社會極度貧窮。但是從上個世紀九○代開始的經濟停滯，與二次戰後的情況極為不同，安倍是否能夠重現復興的故事，則是後續值得觀察的情況。

 

已不再是戰後了！1964年的東京奧運及其時代(上)

《讀賣新聞》於2011年舉行〈昭和時代的象徵〉民意調查，排名最高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1964年的東京奧運，兩件事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但是美好的記憶較令人難忘。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會的國家，今年是東京奧運舉辦的五十周年紀念。去年國際奧委會所公布的消息，確認了東京贏得2020年的奧運舉辦權，即將舉辦第二度的奧運，再度超越所有亞洲的城市。

奧運從來就不只是運動的盛事而已，奧運是民族自信心的投射、是國力興衰的表徵，同時也帶動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成長。

 已不再是戰後了


1945年於廣島和長崎所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得日本政府無條件的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由美國託管長達7年的時間，直到1952年，日本政府才逐漸掌握重建的權力。

因為韓戰的關係，美軍將日本作為供應軍需的基地，加速日本戰後經濟的持續成長。1960年擔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國民所得倍增計畫」，在十年之間將GDP由13兆日圓增加到26兆日圓。

「已不再是戰後了！」這個詞彙在確定由東京爭取到1964年奧運的前後幾年大為流行，不僅為經濟報告當中所用，也成為當時的流行用語，並且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建造。

評論家中野好夫就以〈已不再是戰後了〉於《文藝春秋》發表文章，指出：「對於敗戰的教訓之反應，不論光明與黑暗……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敗戰的傷痛，必須以更沉潛的形式，讓它活在未來。」

把傷痛藏在心裡，並且以它為力量，走向未來，東京奧運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拉開序幕。

代代木競技場

東京奧運的運動場館最令人驚豔的就是由丹下健三所設計的代代木競技場，由於以往亞洲的建築師沒有設計過如此大型的體育場館，對於日本的建築家和結構設計的運算都是一大考驗。

丹下健三出生於191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建築系，在日本戰後的建築家系譜之中，與前川國男算是第一代；第二代則是1928年出生的槙文彥、菊竹清訓、31年和34年的磯崎新、黑川紀章；41年出生的東邪與西毒：安藤忠雄和伊東豐雄。

出生於戰前的丹下健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在戰爭期間沒有甚麼建築可供設計，於是進入東大的研究所繼續進修，直到戰後，他才得以大顯身手。

1964年東京奧運的主場館代代木競技場是丹下健三的成名之作，當時他年逾五十，在創造力和執行力都達到顛峰，搭配年輕的結構師坪井善勝，在建築結構上解決大師的設計難題。

由於當時沒有電腦運算，代代木競技場內部最為特殊的在於120公尺長的空間之中沒有落柱，為了展現出廣闊的空間感，以吊橋一般的造型，創造出懸吊的大跨度空間結構。而外部則是渦形螺旋狀的流線建築，呈現出流動的感覺。

如今這座體育館仍在代代木公園旁，各式各樣的活動仍然舉辦著，有機會到體育館旁走一遭，大師的設計仍然令人驚豔，每一個角度都有不同的美感，不是幾何、規律的美，是帶點靈活、動感的美。

丹下健三此一時期的建築不是單純的對於國外建築的模仿，從日本古代神社的圓型和豎穴式的住居得到靈感，發揮高度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結合建築的材料、符合運動場的功能與設計上的美感，突破體育場的建築空間設計，堪稱劃時代的作品。這座體育館還得到國際奧委會(IOC)的特別功勞獎，在奧運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

所有東京奧運的場館都在舉辦前一年陸續完成，甚至在前一年的10月就舉辦體育周的活動，測試場館以及熟練運動賽事的進行，期望在正式比賽時零錯誤，具體的展現出日本人工作的細緻程度。

大建設

東京奧運不只是運動會而已，日本政府一系列的大型建設計畫也隨著東京奧運一起進行，像是東海道新幹線、名神高速公路、地下鐵系統。

東海道新幹線在奧運開始之前的九天營運，當時成為世界鐵路技術上的大突破，時速高達200公里的子彈列車為人類交通史奠定重要的里程碑。2014年新幹線經營了五十年，從東海道新幹線開始，東北、長野、上越、山形、秋田、山陽、九州……等都鋪設新幹線，將一個國土面積狹長的國家打造成一日生活圈。

戰後殘破的東京，鋪有柏油的路面只佔30%，在奧運前夕則達到70%，環首都圈的高速公路也完工，這一時期所採用的高架道路，即使在今日仍然成為東京的都市景觀之一。

東京地鐵的路網也隨著奧運鋪設，為了方便奧運的旅客從羽田機場通往市中心的單軌電車也隨著路網連接起來。

相比於奧運的四億五千萬美元的經費，大建設的資金超過六十四億美元，可見奧運所帶動的整體建設，加快東京建設的速度。

在下一集之中，我們將看到國民素質的提升、聖火傳遞、開幕儀式，以及整體評估奧運的歷史記憶，並且展望未來2020年的東京奧運。

兩千年前的中、日交流：漢委(倭)奴國王印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在展出的「日本國寶展」，展出了很多平常無法見到的寶物，透過從加拿大回台轉機的機會，也到東博一覽寶物。

 

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就是「漢委(倭)奴國王」金印。《後漢書》紀載是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所賜的金印，為現存日本最古老的金製品。

金印的發現

「漢委(倭)奴國王」不是代代相傳於日本皇室的寶物，而是不小心發掘到的意外。公元1784年，九州福岡外海的志賀島百姓甚兵衛上書，說明發現的情況。由於甚兵衛整修土地上的田溝，在挖掘溝壁時，出現了一塊兩人才能搬起的石頭。

當搬起石頭的時候，在石縫之中看到金光閃閃的東西，即為聞名於世的金印，甚兵衛發現後上繳官府。

金印發現當時即已引起學者與官員的注意，幕府時代的重要儒學者本居宣長、細井金吾都對金印進行考證。與金印最有關係的文獻為《後漢書‧東夷傳》之中的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我們得思考「漢委(倭)奴國王」的意思，是「倭奴國」的王，還是「倭」的「奴國王」呢？

前者代表「倭奴」是個國名，後者則是在「倭」地或是「倭」族中的「奴國王」。學者們普遍認為「倭」是一個族群或是地名的稱呼，而其中的「奴國」則是一個較大的「豪族」、「部族」或「酋邦」。因為日本此時的文字紀錄並不充分，所以很多學者無法確定「奴國」的位置或是實際的政治體制。

從《後漢書》的紀載還可以看出倭奴國王派出稱為「大夫」的使者渡過大海到當時東漢帝國的首都洛陽晉見光武帝。光武帝視奴國為帝國的四夷藩屬之一，賜予印綬。

 金印的發現讓我們知道《後漢書》的「印綬」是枚「金印」，書上的紀載搭配實物的發現，豐富了歷史的認識。

三顆金印

由於金印為日本最老的金製品，而且當時日本缺乏文字紀載，也由不少學者認為金印是偽造的，直到不同地方的金印與「漢委(倭)奴國王」印比較之後才確認其為真跡。

西漢與東漢四百年的歷史之中，東亞出土三顆金印，發現於不同的地點和年代，除了「漢委(倭)奴國王」金印以外，還有雲南昆明石寨山漢墓所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江蘇揚州邢江縣甘泉二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

「廣陵王璽」是在1981年於甘泉二號漢墓附近田間的意外發現，後來根據漢墓之中銅器上的年號推測金印是在光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賜予兒子廣陵王劉荊。

「廣陵王璽」與「漢倭奴國王」金印製作的時間相近，而且印的尺寸與文字的雕刻手法都很相似，有的學者認為可能來自同一個工匠或是作坊，由此也間接證實「漢委(倭)奴國王」印的真實性。

 

第三顆金印為「滇王之印」，出土於年代較早的西漢。按照《史記》的紀載，滇國為西南夷之中較為強大的君長，武帝曾經賜與滇王印。

從栗原朋信的研究指出，西漢皇帝有「六璽」，每種的功能不同，賜與附庸國領導各式各樣造型的印。

 《後漢書》的紀載之中，賜予帝國周邊蠻夷金印的史料共有八則，賜印的原因包括：從遠地而來朝貢的蠻夷、附屬於帝國的蠻夷、具有軍事功績的蠻夷或是率大君降伏的蠻夷。

漢代賜予帝國內諸王的金印造型為龜紐，賜予北方遊牧民族的則是採用羊或是駱駝等形狀。「滇王之印」與「漢委(倭)奴國王」兩者之間的形狀較為類似，考古學家王仲殊曾經做過比較，兩者所採用的形狀都是蛇紐。方形印兩邊都為2.3公分，文字的風格也相似。

有趣的是，昆明石寨山在漢代據說是一座湖中的孤島，現在南北長約四十公里的滇池在當時比現在更大。或許漢帝國賜封給周邊民族、而且是海上島嶼的蠻夷才是蛇紐的造型(純屬我的臆測)。

然而，「滇王之印」與「漢委(倭)奴國王」金印之間還是存在著差別，最主要的是賜與倭奴的為「國王」。目前所出土的印中沒有稱呼「國王」者，為什麼會特別稱呼奴國的領袖為國王呢？

 

漢帝國與東亞世界

西漢時期，武帝除了與匈奴征戰，還擴展北疆的領土、經營周圍的少數民族，將疆域擴展至朝鮮。除此之外，從《漢書‧地理志》的紀錄之中，可以知道西漢時已經知道在朝鮮樂浪郡外海有百餘國，這些族群每年還會派遣使團到樂浪郡。

 

當西漢由於外戚的干政而滅亡，東漢帝國由劉秀承漢之天命。面對重建的漢帝國，劉秀除了建立新的制度之外，也希望以往周邊的四夷能夠繼續對漢帝國朝貢。

公元44年、47年，朝鮮半島北部的廉斯國和高句麗的部落領袖紛紛對漢帝國朝貢。一海之隔的九州，上面百餘國的部落也知道東亞大陸在歷經混亂之後，重新整合為一個帝國。

 

西漢時疆域雖然大為擴張，但是倭國的使節並沒有到首都晉見皇帝。當公元57年，倭奴國派遣使節到洛陽朝貢，或許光武帝認為這是西漢都沒有達到的成就，因此特別賜予「國王」的金印。

 

或許奴國是當時日本眾多小國最強的一個。按照學者西谷正的推測，也許當時很多倭地的小國也向漢帝國朝貢，但只有奴國得到承認，所以才在正史之中得到紀錄。

 

當然，還得等到更多的材料才能了解漢帝國與日本的關係，當時的日本並非一統的政治體制，也還沒有進入使用文字的階段，他們為什麼遙遙千里的到洛陽晉見光武帝呢？

 

我們可以從現在的世界情勢加以理解，想像一下現在美國的地位，漢帝國就是當時東亞的老大哥。奴國派遣使節朝貢，光武帝賜予奴國金印，或許可以透過遠方的權威，增加自己在當地的勢力，促使他們能夠攫取更多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