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與鄭克塽：讀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的《中華鄰國：台灣閾境性》

比較歷史下的台灣

黑格爾曾經指出「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同時馬克思還補充，「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馬英九逐漸將台灣推向鬧劇的邊緣，回顧台灣歷史，第一次的悲劇出現在甚麼時候呢？

17世紀中期，東亞海域上的霸主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小王朝，死後由兒子鄭經繼任其位，由於清軍在華南沿海步步進逼，鄭經逐漸放棄閩南各島嶼，將兵力全面撤退至台灣和澎湖。除了軍隊以外，官員、縉紳和遺老也隨鄭經入台。

繼荷蘭人殖民台灣之後，鄭氏在台灣也建立殖民政權。雖然鄭成功仍然遙奉明朝的正朔，但是鄭經已經逐漸的「在地化」，在台灣成立自己的王國，由1669年鄭經寫給滿清官員率泰的書信之中就可以看到：「曩歲思明(鄭成功稱廈門為思明)之役……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鄭經不再有反清復明的想法，不再禮遇明朝的遺老、王室，認為清已經取代明代的正統，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的小王國。

從當時的國際文書之中，也基本上承認東寧王國的獨立性，鄭經以台灣西部為根據地，控制東亞從日本到東南亞的海域，英屬東印度公司給他的文書也都以「陛下」(Your Majesty)稱呼。

對於東寧王朝獨立性最主要的威脅還是來自對岸的清帝國，當康熙皇帝逐漸穩定中國的局勢，平定三藩之亂之後，逐漸豎立了本身的正統性，但是，對岸這個東寧王國，曾經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只有加以征服，改朝換代的工作才算徹底完成。

鄭經的繼任者鄭克塽，自知不敵清帝國的武力，曾經寫兩封降書給康熙，表達了當初反清復明的錯誤，承認清政府已經代表代表中國的天命，東寧王國願意回歸中國。

相似的例子也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節節敗退，最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到了台北，本來是控制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最後統治權只剩台、澎、金、馬，蔣介石也在台北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了。」

蔣介石雖然想要反攻大陸，但是出於自身的能力不足與國際條件的因素，終其一生只能坐困台灣，死後也無法入土為安，一具無法腐爛的屍體安置於小島台灣。蔣氏王朝的繼承人蔣經國知道無法回到他們的中國，只好推動本土化，並且開始建設台灣。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1949年建政之後，歷經了一連串的混亂與左傾運動，以恐怖統治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然而，在國際上仍然無法取得認同，直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國際上中國的合法政權由共產中國所取得。

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言，嚴苛的處境還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更加困難，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國家自信心也跟著成長，普遍相信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和歷史上的盛世一般。

回顧歷史，當清帝國的康熙盛世時，台灣島內也分成中國派與台灣派。前者覺得應該與這個大國統一，後者則是覺得應該努力發展台灣，反思現代的台灣，基本上也可以分成這兩派。弔詭的是，不管是鄭氏的東寧王朝或是蔣氏政權，原本都相信自己代表中國的正統，明朝被關外的「野蠻人」所取代，中華民國則是被厭棄中國文化的共產黨所打敗。

歷史可否比較？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畢竟，時空環境的轉換、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使得比較之中的變數太多，無法簡單的進行比較，高格孚所使用的方法，以他的話來說，是「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東寧王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具體的相似性展現在：

他們都是被非法政府推翻之中國大陸政權的合法繼承者。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比起文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誰才是正統繼承者在政權的競爭上是更為重要的。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面對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台灣力量之弱化，捍衛島上政府主權與競逐政治正當性這兩個目標，開始與另兩項政治價值有所抵觸—保護大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促進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強權。與中國的重新結盟遂成為可能的選項，因此造成了兩個時代的島嶼政權內部的分裂。

高格孚長期關心台灣問題，畢業於法國政治學院(Science Po)，其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轉變，曾經長達五年的時間在台灣學習中文、工作和研究，法文的博士論文超過800頁，其濃縮版曾經以《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一書在台灣出版。

作者認為由中國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已經居住了半個世紀以上，建立起和中國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逐漸認同這塊土地，但是對於外省人而言，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產生邏輯的錯亂，到底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文化上的中華，相互之間的混淆使他們產生認同的焦慮。

高格孚畢業之後，在法國教授台灣政治，也成為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處的主任，是法國學術界中非常了解台灣狀況的人，甚至《中華鄰國》是他本人以繁體中文書寫而成。

高格孚的《中華鄰國》一書有感於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節節敗退，把中國視為台灣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救星，打壓國內的民主、獻媚於中共，警察蠻橫，台灣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當下，高格孚嘗試從比較歷史的立場思考台灣問題。

鄭氏王國的東寧政權為清帝國所消滅，具有相似歷史處境的台灣是否也是如此呢？高格孚並不這麼悲觀，他認為不一定得走向中國，因為當下台灣所具有的優勢、也是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差異，台灣所具有的民主社會、公民論壇、政黨輪替，再加上國際局勢也已經大不相同，這些發展方向正是台灣社會得以生存下去的優勢。

馬英九不是鄭克塽，當清兵入侵台灣時，鄭克塽只有十二歲，無法決定台灣的未來，只能任由週圍的朝臣擺布；然而，馬英九主導了所有的政策，他壓制台灣民主的發展、抑制公民權力、獻媚中國的態度使有利台灣的國際局勢轉為不利，使二十一世紀台灣生存的優勢逐漸喪失。

閾境性 liminality

從歷史的比較出發，高格孚嘗試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閾境性」，這是從人類學當中liminality借用過來的概念，我們可以簡單說這是一種中介的狀態或時期，以人生的階段來說，類似青少年時期，既非兒童，也不是成人，是一種模糊、曖昧的中間狀態。

以「閾境性」比喻台灣的地位，承認台灣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華文化，但台灣並不是中華文化的邊緣，卻是可以觀察中華文化的一個地方。台灣與中華文化親近，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但是又夠遠，保持其獨立性、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可以站在較為中立的距離觀察中華文化，這就是高格孚所謂的「中華鄰國」。

高格孚嘗試從歷史與現實尋找台灣的定位，為台灣找到一個在文化上和主權上的空間，但是只從兩岸的關係思考台灣或許過於簡單，從鄭氏王朝到蔣氏政權，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之中，台灣的文化已經不只與中華文化親近，台灣文化的基盤是原住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結合，經歷荷蘭、東寧王國、清帝國、日本時代，戰後蔣氏殖民政權入台，帶著大批的外省人，而新世代的台灣之子很多是東南亞新住民的後代，如果說台灣處於一個中介地帶，其中不只有中華文化，而是東亞海域上的中間地帶，不是中國、不是日本、也不是東南亞，這種特殊性就是台灣本身。

高格孚學術簡歷

2011-2012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科會客座副教授
2010-2012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研究員
                    歐洲臺灣學會執行委員（2008-2012）
2007-2009   法國高等教育部與臺灣國科會「臺法前鋒科學計畫」（FoS）人文社會科學小組召集人
2005-2009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臺灣研究小組」研究群召集人
2005-           法國里昂大學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Lyon）副教授兼東亞學院研究員
2004-2005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者
2002-2005   法國河榭大學（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中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

2002，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ed.)， Armonk: M.E. Sharpe Publishers
2004，《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Taipei: 允晨文化
2008，出日文版《臺湾外省人の現在―変容する国家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Tokyo: 風響社

另發表60餘篇與臺灣相關之英文、法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