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本篇是根據我自己的原稿，因為尚未收到《歷史人類學學刊》當卷出版的文章，不知其是否有刪節，如有差異，以《歷史人類學學刊》為主。

〈評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ume One: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ds〉，《歷史人類學學刊》9：1 (2011:4)

胡川安 麥基爾大學博士候選人(McGill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西方漢學中的中國地方史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時代的不同、觀察角度的轉變、方法論的探討和不同檔案、地方資料的公布，相應的出版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近年來由於西方與中國學者的頻繁接觸，在研究方法與取徑上，雙方都產生了一些對於中國地方史的新思考，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與鄭振滿教授的新作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提供了不少新穎的觀點。丁荷生教授是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講座教授、利氏講座(Lee Chair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教授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長期研究道教、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並且在台灣與福建進行田野調查。

本書針對莆田地區民間信仰做全面性的調查與分析，第一卷是調查的摘要與分析架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The God Return由丁荷生執筆，針對文化大革命之後，莆田平原民間宗教復興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歷史性與理論性的研究，在這一卷中並且摘要在田野調查中的發現，第一卷的第二部分是由鄭振滿撰寫，主要透過碑銘分析莆田地區的宗族和宗教。本文主要是針對卷一由丁荷生所撰寫的部分，原因在於第二部分由鄭振滿教授所撰寫的部分已在《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四卷第一期出版，而且丁荷生教授的這一部分可以單獨的成為一個分析的主體，其架構本質上就是一本專書，分析這個部分不會使本文討論的方向過於分散。

在本書中，丁荷生為讀者呈現的是一個是多層次的空間與歷史交互的圖像，他透過GIS(地理資訊系統)，將莆田地區的文化地理加以標記，透過一層一層的地圖顯示出這個地區文化的堆疊與相互關係。導論之後的第二章討論目前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狀與限制，西方人類學家在七○年代以結構人類學的取向，將中國的宗教視為一個系統，這樣的研究方式在八○年代之後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當下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況處於一種曖昧的狀態，大多數的大學系所將之設置在「民俗研究」的領域，此乃因為傳統宗教在馬列思想中被認為是「封建迷信」，而「民俗研究」則將這些傳統文化放入了國族進步史觀的框架中。作者提倡的是將民間宗教視為一種社會的和每天生活經驗習習相關的研究，瞭解這些儀式和其背後的組織必須由下而上的從民間獲取資料。

第三章提供莆田地區儀式的發展和歷史的背景，在早期文獻裡，莆田地區在中國文獻當中，他們是百越的一部分，在這個地區所發現的很多神祇都與漢人和當地居民的長期抗爭有關，呈現交融與混雜的情況。莆田地區的村落與空間分布大致和灌溉系統的發展、聚落的環境限制、宗族與宗教組織等因素相關。在宗族組織發展，並且得到大規模莆田地區的土地控制之前，主要由佛教組織控制。從宋代晚期、明代早期至明代中期，隨著莆田地區的人考取舉人與進士的人數日益增加，宗族組織在莆田平原的南部發展起來。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並不一定和行政區劃一致，它與灌溉系統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跨村落的儀式聯盟—七境—發 展於明代中期，由於水資源分配的問題，從16世紀開始，寺廟聯盟逐漸取代宗族之間的聯盟，因為他們能更為有效的動員當地群眾對於水利系統的管理，新形式的儀式聯盟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並在莆田地區擴張，目前總共有153個地區的儀式聯盟，在此之中，較高位階的寺廟開始發展，統轄數目不一而同的村落與儀式組織。不同的歷史事件對於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從十五世紀以至十六世紀，海盜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侵擾，三一教運動、清代的沿海肅清政策和一條鞭法。從晚清、民國建立以至於中共建政，國家權力不同程度對莆田地區寺廟聯盟產生不同的影響，但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續下來。

第四章到第六章描述當代莆田平原的儀式、儀式專家與信仰的神祇，所有的神祇在農曆新年這一個月期間慶祝與祭祀，搭配音樂與戲劇的演出，這些儀式由不同的儀式專家主持，在元宵的祭祀和神祇的生日當中，道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佛教的僧侶在莆田的私人與公共的儀式當中也相當重要；三一教，這個結合儒家的道德觀、道教的內丹與佛教的靜坐沉思的信仰在莆田和鄰近地區有超過一千座的寺廟，由於三一教的融合特質，使得它增加莆田地區文化的豐富與層次性。從調查中發現，在莆田地區有超過1500個神祇，由這些神祇在莆田地區的分布，可以瞭解其中所蘊藏的歷史和文化層次，有些神祇信仰廣泛的分布在莆田地區，有些則集中於特定地區。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紹莆田平原的佛寺、道觀與其它的寺廟和其功用，這些寺院在當代成為莆田地區的文化中心，並且在政治與經濟的決定當中伴演重要的角色。每個村落當中都有它們管理寺廟的委員會，由這個組織決定資金的籌募、慶典的籌備與組織動員群眾。透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中，將在莆田地區所發現的宗族標記在地圖上，並與不同的儀式和宗教組織的地圖相互比較，可以理解到宗族與相鄰寺廟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九章提供了一個研究莆田地區海外移民的理論架構，作者透過修改Skinner和最近全球化的理論，將莆田放在多重的跨國家網絡中，不同的結點 (node)將這些網絡聯繫起來，這些結點有可能是一個村落、一個社會組織、一個宗族、一個宗教團體或是一個人。透過這些複雜且互相連繫的網路，莆田平原的歷史是一幅活動且有機的圖像，可以避免地方歷史掉入國族國家階序性的敘事當中。

莆田的儀式是在王朝國家與現代國家的行政區劃過程中發展起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不同的文化力量都曾滲透進莆田平原，包括佛教、道教、三一教或是士大夫倡導的理學。作者在結論的部分認為莆田地區的歷史本質就是混合(hybrid)，必須要透過不同的分析架構才能將歷史的豐富性展現出來。作者將這本書中所提到的多層次的時間與空間條件，與莆田地區的儀式做一個理論性的總結，這些在莆田的儀式，透過不同的觀點與空間的分析，不但將主動性賦予了研究的客體，也開展了不同的地方史論述。

從儀式、宗教與民間文化開始，作為理解地方文化的視角。1980年代James L. Watson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然而，在科大衛的模式中，認為地方社會主動且積極的參與王朝國家的建構，研究中國的地區歷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思考方式雖然以下至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將地方置於王朝國家的一部分來思考，仍以當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對象，地方的主體性仍舊無法彰顯。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莆田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如同丁荷生在這本書所示範的，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上述所說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GIS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