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獨具的通史著作：李峰老師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漢學研究通訊》5月號(33卷第2期)刊出我對李峰老師新書的書評，純粹是簡單的介紹，沒有太深入的分析其中的每個主題。

〈評Li Feng, 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6 pp.

李峰教授的《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是一本結合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重要著作，本書嘗試將早期中國的歷史放在一個比較的脈絡中思考國家形成、文字起源、官僚組織、諸子百家、帝國的創造等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問題。

李峰教授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職教授，專長於西周歷史與考古，學術成就集中、日、美等專長，先於中國西北大學考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於日本東京大學修習博士課程，後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本書的導論大致勾勒了早期中國文明發生的自然環境與氣候狀況，作者於本章特別介紹「早期中國」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起源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疑古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到1930年代馬克思史學引進中國，早期中國的研究不僅是現代歷史學的一部分，更是引領史學革命的火車頭。

 

第一章到第三章說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在世界史上的意義。198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的考古發現，中國的考古學家與西方學界相互接觸，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看法出現更多的解釋，作者在本書中討論了考古學界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最新的看法，也連帶地討論酋邦(Chiefdom)、國家形成、夏文化的問題和二里崗商文化的擴張等問題，檢討了傳統的歷史文獻，也討論了西方人類學、考古學界關於早期國家的相關問題。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論述晚商王朝的政治、宗教與文字的使用，透過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到1937年在安陽的發掘，以及50年代以來在中國不同地方的考古發現，對於商代的歷史已經有更清楚的認識。除此之外，本書也介紹與晚商王朝同一時期的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等地方青銅文化。晚商不僅具備燦爛的青銅文化，還是第一個留下文字紀錄的王朝，甲骨文所留下的紀錄讓學者們更加瞭解商王朝的宗教、社會和政治。

第六章和第七章則分析西周國家的發展過程、宗教特色和官僚組織，也是本書最為精彩的一部份。立基於作者的兩本專著《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和《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本章綜合了傳世文獻、青銅銘文和物質材料，反駁以往對於西周國家「封建」體制的解釋，提出西周的國家型態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城市國家」和「領土國家」，為「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周王委任親族管理所形成的「邑制國家」網絡統合了西周的政治權力、社會組織和地緣結構等不同層面，而西周的官僚組織與階層也在商代國家的基礎上，發展出結構更為成熟的政府。

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析西周國家崩潰之後，春秋和戰國的社會如何從混亂之中整合，以至於秦帝國的形成，其中包含春秋的霸主政治、華夏意識的認同和戰國所形成的領土國家，此一時期的戰爭型態也與以往不同，國家以郡縣制直接控制小農，並透過法律制度、爵制和官僚制度構築絕對的王權。隨著時代所興起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理念與主張，本書的重點不在於諸子百家哲學的異同，而是分析他們面對戰國亂世所提出的想法，強調其社會性。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以三章的篇幅討論了漢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知識分子與物質文化的發展。透過新發現的張家山和銀雀山漢簡，更為具體地瞭解漢代的法律制度和地方政府組織，漢代知識分子雖然時常批評秦代的政策，但是政府組織與法律仍然沿襲秦代。漢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是大土地制度的形成與豪族的興起，在思想與文化界則是獨尊儒學，並且成為利祿之階，成為中國文化史的重要課題，而儒學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在漢代的物質文化之中見到。

「早期中國」作為研究的時間斷限，從文明起源以至東漢滅亡的公元220年，李峰認為這段時間縱使在東亞大陸上有不同的區域文明，但都可以視為這塊大陸上的內在發展過程，而且這段歷史的主要材料來自考古學，也仰賴古文字學的方法(頁5-6)。「早期中國」的概念最早源自日本學界與北美學界，不同於中國學界以朝代的斷代方法，李峰本書應該使用更長的篇幅說明「早期中國」在不同學術脈絡中的適用性，而且本書似乎強調中國文明本身的連續性與同質性，而忽略早期東亞大陸之上所存在的其他文化以及地區之間的差異性。

 

歐美學界以往對於中國古代史的寫作多以合著的方式，具體成果展現在《劍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與《劍橋中國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的出版，然而兩本書的不同作者之間，不僅觀點不同，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的新資料太多，而且早期中國的研究被劃分為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史等不同學門，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書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作者熟稔出土的古文字與物質材料，也瞭解傳世文獻，同時深入西方的考古學理論，故可以在更寬廣的視角之中，重新檢討中國文明。如果本書可以增加結論的部分，說明早期中國對於中國文明的影響與貢獻，將會使本書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