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的另一面》L'Autre Face de la Lune

不管是瘁死、或是壽終正寢，對於學者、作家或是鬻文為生的人，出版社除了出版大師的全集之外，還會在其人死後出版一些生前鮮為人知的作品，這些作品之所以鮮為人知，或許是還未完成的作品，或者是大師本身就不想出版的作品。說的委婉一些，出版社或是大師的遺產繼承人總是想讓大師的全部菁華為人所知，即使是最後的那一滴滴，也想讓世人能理解大師作品的全貌或是大師為世人所不知的一面；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榨取剩餘的價值。

至於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新書《月的另一面》( L'Autre Face de la lune: Ecrits sur le Japon)法文版於2011年4月出版，繁體中文版在同年的11就出版，可以說是相當的迅速掌握大師的剩餘價值。在大師死後的第二年出版這本書很明顯的不能為李維‧史陀的理論錦上添花，或是補充之前尚未完結的學術理論；相對的，這本書可以使我們看到一個「哈日族」，如何援引自身建構的學術理論，牽強的說明「哈日」的理由。



李維‧史陀在日本沒有從事過田野工作，也不懂日文，以一個人類學者而言，這樣的身分已經無法在學術的場合多所置喙。然而，李維‧史陀本身對於田野工作也不大感興趣，唯一在巴西所從事過的八個月田野工作充其量也只是走馬看花，況且他也承認在巴西的田野工作並不是一段愉快的經驗。對於李維‧史陀而言，在他的理論體系中，田野工作並不是太重要，民族誌充其量只先驗性的舉證，而不是在田野工作中推翻或證實先驗性的假設。這個世界在李維‧史陀的想法之中是一個整體，所有的殊像只是共象的變異，他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微妙的方式呈現在不同的文化之中。

日本文化的啟蒙來自於人像畫家的父親，從小看著父親所收藏的日本版畫，對於他的審美經驗是重大的影響。在《憂鬱的熱帶》中，這本半自傳的回憶錄，其實與日本無關，但是他憶起日本版畫對他美學啟蒙的影響：「沒有甚麼比日本文明對於我的智識與價值觀所造成的影響更早了……透過勝川春章、葛飾北齋、哥川豐國等畫家所發現的世界，使我深深陶醉。……就心緒和思想而言，我全部的童年以及一部份的青少年時光，在日本度過的時間若沒有比在法國的時間更多，也與在法國的時間一樣多。」雖然在七十歲之前都沒有到過日本，從版畫而來的印象似乎比起田野當中的族群更加深刻。





1977年，李維‧史陀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那時他已經是名聞遐邇的人類學者，所經之處莫不夾道歡迎，奉之為上賓。站上日本的土地，他不是想從實際的經驗之中檢驗以前對於日本的認知，相反的，他彷彿是站上了應許之地，在他眼中，日本的一切都是美好且令人嚮往。對於李維‧史陀而言，日本是唯一結合過去和現在、神話和歷史、東方和西方的文化，日本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仍保持它原初的精神性，對於日本，李維‧史陀溢美之情溢於言表：

日本的傳統價值得以免於瓦解，這有賴於長期始終保持開放的人民，直到今日，外國訪客仍然讚美日本人安份守己的勤奮以及愈快的善意，相較於他們自己國家的道德表現與社會風土，那些就像是日本人民最重要的美德。期盼他們在過去的傳統與和現代的創新之間能夠永遠維持平衡，這並不只是為了日本人本身的利益，也是因為全人類都可以從中找到值得深思的範例。

除此之外，對於日本文化的吹捧不只說明他們人民的良善，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平衡，在這本一系列關於日本文化的論文當中，關注的是在地球另一端、月球的另一面，一個在大西洋沿岸與太平洋沿岸的法國和日本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如果說在蒙田和笛卡爾之後，法國比起其他任何民族，在思想方面更進一步發揮了分析的才能和系統性的批評；那麼日本，在它那一方，也發展出比其他任何民族更進步的分析品味和批評精神，落實於所有關於情感與感受的範疇。」理性與感性、分析與情感，日本文化和李維‧史陀所生長的法國文化象徵了人類文化發展的進步。

或許我們不必太過細究李維‧史陀文章之中的偏見，雖然他是人類學家，但對於第一手的文化接觸總是興趣缺缺，他承認自己沒有耐性從事田野工作，無法與人親密的社交，又缺乏語言的天份，他對於日本的敘述與分析只是說明自己「哈日」的理由，能夠如此偏愛日本文化的理由，或許如同《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Claude Lé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所說的：「日本精雕細琢的地貌(層次分明的稻田、茶園、竹林和櫻花樹)，還有他種種僵硬的儀式禮節，全部都與李維‧史陀的思想品味和美學品味密合無間。輕如羽毛的屏風、漆器面具、美學化的儀式和輕視小我的國民性—擁有這些特徵的日本社會吸引一系列結構主義思想家(最知名的是巴特和傅柯)一點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