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障礙的人該死嗎？一段身心障礙人士的鬥爭故事

神奈川障礙者殺傷事件

 

   日本神奈川縣在今年六月發生了二次戰後最大的屠殺事件，一共有19人死亡、26人受傷。案發地點是當地照顧智能障礙的的設施「津久井山百合園」，行兇的人植松聖曾經在此工作，後來離職，他曾經預告犯罪，向眾議院議長大島里森寫信，內容的重點：

「要是沒有障礙者就好了！」
「我要讓殘障者可以在監護人的同意下安樂死。」
「殘障者在社會上生存有太多困難。」

 

    植松聖認為障礙者不應該存在這個社會上，因為他們有太多的不方便，所以殺了他們等於是解脫。這樣的邏輯在台灣也發生過很多起。

台灣的例子

 

   台灣沒有發生蓄意進入智能障礙者設施的殺傷事件，但如果注意新聞，每年都有不少人倫慘案，大多都是照顧智能障礙者或是腦性麻痺患者的雙親，由於長久照護自己的孩子，不堪負荷，最後親手殺死自己的孩子。

「大家都累了，我想殺了你好嗎？」

 

    這是2015年的案子，41歲的何姓男子因為家人長期照護腦性麻痺的兒子，無以為繼，全家都被拖累，趁著駕車載兒子出遊的機會，問兒子這句話。何姓男子聲稱兒子同意，於是他掐死自己的兒子。案後，向警方自首。

 

    台灣殺害自己患有心智障礙兒子的案例很多，但我們可以看一下行兇者會得到甚麼樣的處罰。2008年台南有位顏姓的早餐店老闆，因為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子吵鬧，影響到了全家人和隔壁鄰居的睡眠，就拿著絲巾勒死自己兒子。後來顏姓男子自首，辯稱犯案動機是擔心夫妻年邁之後，無人能照顧這個孩子。

 

   法官的判決以「憐憫殺害」再加上自首得以減刑，雖然犯下的是殺人罪，但顏姓男子僅判兩年六個月，上訴後還可以再減輕其刑。

 

    同樣是殺人，但殺害智能障礙者或是腦性麻痺的病患，罪責應該要比較少嗎？因為覺得他們無法自己生活就可以奪取他們的生命嗎？那麼日本神奈川障礙者殺傷事件的犯人植松聖也可以減免其刑嗎？

 

    透過這兩個案例，我們可以思考台灣和日本社會對於障礙者的想法是甚麼？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腦性麻痺患者是怎麼想這件事的呢？

 

    是的，他們不僅有思考能力，還有反抗的手段，面對整體社會忽視他們的生存權感到憤怒，形成組織，向政府提出要求，這就是1970年代神奈川縣「青芝會」(青い芝の会)的故事，是一群腦性麻痺者爭取生存權的奮鬥過程。

 

腦性麻痺者追求生存的權利

 

    「青芝會」是由橫塚晃一所發起的組織，1935年出生於埼玉的橫塚，10個月大的時候由於連續一周的高燒不退，造成腦性麻痺，不僅全身的行動有問題，在語言功能上也受損。從小進入日本的特殊學校，也收容進「國立身體障害中心」(現在的国立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センター)。

      橫塚後來離開了政府的福利體系，大型的政府收容機構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特殊的群體，一起收容，方便管理。後來橫塚在自家養雞，28歲時(1964)茨城縣的僧侶大仏空組織了一個障礙者互助的團體(「マハラバ村」)，組成一個生活的共同體，彼此之間自給自足，將近三年兩個月的時間，橫塚在共同體的村莊中，和同樣是腦性麻痺的患者關口奈美(関口りゑ)結婚，兩人相知相惜。

 

    在共同體的村落中，障礙者相互照顧，也溝通討論障礙者與社會的關係。橫塚晃一作為一個障礙者，開始有了自覺，不再只是單純的接受政府的施捨，而是要主動反抗。促成橫塚反抗整個社會體制的，主要在於兩件事：

媽媽，不要殺我！

 

    橫濱在1970年5月發生了母親殺害智能障礙孩子的事件，當時母親自首時，宣稱自己殺了所愛的孩子。從報紙、電視還有橫濱的社會團體，都認為母親是「憐憫殺人」，一面倒地認為要減輕母親的刑責。因為養育智能障礙的小孩十分辛苦，而且沒有相關的設施收容這樣的小孩，無法道盡的心酸誰人知。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報紙：

 

《每日新聞》：

 

    母親殺了腦性麻痺的孩子，已經決定自殺，長年的照顧，心力交瘁，連續不斷的障礙者家庭的悲劇！

 

    除此之外，《朝日新聞》、《東京新聞》和各大媒體當時的輿論都和母親站在一起，但橫塚晃一所帶領的「青い芝の会」大力的抨擊，並且指出這樣的想法只會把殺害智能障礙者正當化，無論何時殺害障害者都是可以的，而且母親殺害障礙者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是否表示沒有機構收容的話，智能障礙者就沒有生存的權利？

 

    橫塚認為殺人就是殺人，即使母親說：「對這個孩子來說，死了還比較幸福！」但母親也沒有權利決定小孩子的生存權。而且為什麼社會、媒體和周邊的人都同情母親呢？母親辯稱找不到施設可以安置，那如果一般正常的小孩找不到托兒所，母親殺死小孩，也可以得到同情嗎？

    「青い芝の会」認為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有「差別意識」，將這群人的生存權看得比一般人低，所以媒體和輿論一面倒的支持加害者的母親。

 

將心智障礙者排除在「正常」的空間外

 

    橫塚除了對於法律面的生存權提出抗爭，也針對福利設施的相關措施展開深刻的論述。母親認為沒有機構可以收容，她才「憐憫殺人」，但橫塚認為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是否有機構收容，而是整體的社會將心智障礙者排除在「正常」的空間外，並不是從障礙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1970年代日本收容心智障礙的設施，基本上是將障礙者隔離於社會之外，在這樣的設施中，平日無法見到自己的兄弟姊妹，也無法見到父母，而且讓他們遠離從小長大的家鄉，「集中」收容，以「方便」管理。

    由於「青い芝の会」反對大規模的設施收容，反對將殘障人士作為「特殊族群」加以隔離，而是要「建造為了身障者居住的街區」、「建造福利的街區」。

 

 

「建造福利的街區」

 

    如果我們回顧日本歷史，歷史學家普遍認為1960、70年代有「所得倍增計畫」、「高度經濟成長」，而且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辦奧運的國家，從二次戰後的貧窮走向富裕，但這樣的歷史觀卻隱蔽了障礙者的事實，因為大規模的建設，相關的職場災害問題、交通事故也造成大量的身障人士。除此之外，在工業快速發展中，也因為污染造成了新的病，像是水俣病、森永砒素牛奶傷害的兒童……等。

    由於社會追求「生產力」、也將「生產力」視為人存在的整體價值觀，缺乏「生產力」的人就是多餘的，居住的街道、生活的城市沒有障礙者行動的空間，「青い芝の会」認為城市中應該要有：

 

1.      輪椅可以自由行動的道路。

2.      消除人行道的階梯。
3.      公共建築物和地下鐵需要有電梯供身障人士使用。
4.      學校教育中對於障礙者應該要有正確的認識，排除歧視的用語。
5.      政府應該補助身障人士外出的費用。

 

    「青い芝の会」強調這是一個城市最低的要求，一個有人性的城市應該要有的設施，看起來並不激進的主張，但在七○年代首先向橫濱市長請願時，卻得到非常官僚的回覆，以有困難或是不可能回覆請願。

 

     除了向政府請願外，「青い芝の会」也向各式各樣的交通機關提出要求，它們認為每台公車都要有一個輪椅可以使用的空間，並且方便上、下。對於交通運輸公司而言，不管是電車或是公車，提供一個輪椅的空間，等於喪失了好幾個「正常」人可以站或坐的地方，少賣了好幾張票，容易造成虧損。「青い芝の会」透過腦性麻痺患者的串聯，佔據28台公車向大眾表明他們也需要行動和生存的空間。

 

強烈的抗爭手段

 

     為了讓社會大眾得到關注，後來「青い芝の会」選擇透過強烈的行動來凸顯。他們在1973年向鐵路小田急線的梅之丘車站反應，需要設置殘障專用的坡道，但小田急卻說「進站的人沒有殘障人士」，「青い芝の会」號召身障人士大量進入新宿站，讓小田急看看的確有身障人士的存在，而橫塚晃一則更激烈，橫臥在鐵軌上以凸顯主張。

 

    然而，或許是1970年代的學生活動太多，當時的反安保、全共鬪佔據了媒體的目光，而且經常將之視為「過激」的抗爭，反而讓他們的主張沒有得到注意，「青い芝の会」也被歸類為「過激」團體，訴求沒有得到正視。

 

    橫塚晃一1975年身體就已經相當虛弱，1978年離世，到死之前都為身心障礙的福祉鬥爭。「青い芝の会」這個組織持續下去，而且從現在的福利設施而言，橫塚晃一所提的福利主張都是理所當然的，是政府、社會團體、民間單位在空間和建築設計時都要考慮到的。

 

    橫塚晃一所給我們的是一個腦性麻痺患者的視角，控訴「正常人」的社會如何忽視身心障礙者的生存權，透過行動、透過著作反應我們社會的進步，是踩在另外一群人身上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