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夏天的成都

11年的夏天在成都的文殊院與四川大學都住上一段時間，一次是參加Buddhism in China的活動；另一個則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四川大學合辦的「第一屆兩岸歷史研習營—巴蜀文化」，從不同的角落觀察這個城市。

成都的市區以人民南北路為中軸線，中心的天府廣場是成都的中心，文殊院在剛過天府廣場往北不久的文殊院街上，新建不久的成都地鐵也設有文殊院一站。從歷史上來看，現今原址上的唐代妙圓塔院毀於明朝末年，目前文殊院的規制主要是康熙三十六(1697)年由地方士紳所建。整體的建築規整，從正門進入的天王殿，依序是三大土殿、大雄寶殿、說法堂和藏經樓，另外還設有鐘樓與鼓樓，兩側的齋堂和客堂提供食宿所需。

文殊院的建築之間主次分明，周邊植栽的樹木蔭蔽，即使是夏日也相當的陰涼，在其中散步時，悠閒的小貓於其中或臥或睡，不同顏色的貓還在不同地方聚集，藏經樓前都是純白且花色潔淨的貓，最具有靈氣。從藏經閣邊的小路往裡走，是一片樹林，接著就是我們住的上客堂賓館。賓館的設備雖然簡單，但該有的設備都有，且樸素乾淨，每天早上到齋堂吃素菜，有時也與僧眾們一同用餐，體驗禪院生活。





在繁擾的市中心旁，一轉進文殊院街就有寧靜的感覺，頗有都市禪林之味，我在晚餐之後，休息一段時間則繞著文殊院慢跑，或是跑進近年來規劃的文殊坊，文殊坊的範圍東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順橋街，西至人民中路，規模約三十公頃，規劃大致以旅遊觀光為主，集合了飲食和文化的相關產業，雖然其中所販賣的商品並不吸引我，但整體的街廓則相當的整齊，比起這樣規整重建後的街道，我更喜歡往文殊院的另一面，這裡的街道尚未重整，沿著文殊院的長牆，周邊的矮房子和狹窄的街道，樹蔭從長牆透出來，三輪車駛過，居民於其中生活著，頗有庶民的感覺。

八月中之後，我到了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東門旁的紅瓦賓館居住，由於二十多天沒下雨，雖然已到八月下旬，天氣燥熱，尚比七月於文殊院住時更加難耐，望江校區在市中心，緊鄰府南河畔，由於是川大的老校區，樹木已經種植了很久，林蔭鬱鬱，晚間在分組與綜合討論之後，我在十點多出去慢跑，附近的居民也會在此散步，由於校區緊鄰鬧區，我從幽靜的東面經過南面，到了北面就是繁華的酒店、卡拉OK和特種營業場所，我穿越擁擠的人群再轉回紅瓦賓館。

在史語所與川大合辦的研習營當中，以區域文化為主題，同學與老師所關心的在於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問題，中國這樣廣土眾民的國家，什麼是普遍的存在，什麼是地域性的特色，普遍性的制度、想法與理念在地方視野中會有什麼變化，同樣一種制度，在不同的地方由於實踐上的差異即會產生不同。

中國不同地方的人來四川總會說成都生活的步調特別悠閒、較為閒散，與北京那種凝重的政治中心不同，也與上海那種以金融為中心的商業功利氣息不一樣，如何感受到地域文化或是認同的差異，這種感覺性的體會，摸不著、看不到，卻存在人與人的關係和認同中。



在解釋地域之間的差異時，我們傾向是因為地理、氣候所型塑的空間而造成文化的差異，「蜀士它日有興起者，當可與東南諸子頡頏，此亦山川之氣，久而必昌，機固如此耳。」這是清末時人的觀察，在民初時也有知識分子形容四川說：「無不與黃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揚子江下游三河系絕不相混，如別辟一新天地。」、「負有一獨立國的資格」。這樣的想法固然有他的道理，卻不免有地理決定的論調。

地理、氣候決定了先天的條件，後天人類的主動性也在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就像一個人一樣，區域文化的認同也由和其他地方的互動而來，人是在與別人互動當中而認識自己，逐漸形成個人的特殊性，區域文化也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互動和比較中逐漸理解到本身的獨特性，沒有比較如何知道差異：「巴蜀以文章盛，談者謂司馬相如後，文學彬彬比齊魯，此或經術然耳；若其文章，則楚騷外無倫比也。」

從生活上的條件來說，這次北方來參加的同學與阿斗的「樂不思蜀」不同，到了成都總有樂不思返的感覺，說成都綠意盎然、生氣蓬勃，茶館多，在茶館邊喝茶邊打麻將，或是在戲院當中看川劇、喝茶、嗑瓜子。說到四川的歷史，除了明末張獻忠所造成的動盪外，也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中日戰爭時日本人也打不進四川，一派悠閒，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