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會的寧靜角落：三十五周年的原美術館

住宅區中的美術館

山手線的品川車站出來之後，往御殿山的方向走去，右手邊是三菱創辦人岩崎彌之助所蓋的關東閣(明治41年完成)，左手邊則是住宅區。有別於東京高樓大廈的公寓，這裡幾乎都是高級住宅區的獨棟宅邸。

往巷子當中走去，似乎前往拜訪朋友一般，在靜謐的巷弄中一座不起眼的建築就是原美術館。本來是實業家原邦造的私人宅邸，由建築師渡邊仁所設計。

生於明治時代的渡邊仁，作品成熟的時期主要在大正和昭和時代，是20世紀初期日本有名的建築家。在他的作品之中最有名的建築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本館，重修於關東大地震之後的東京博物館，特色在於屋簷的「帝冠樣式」，當時的殖民地台灣所修建的高雄車站也採用這樣的風格。

渡邊仁另外出名的作品像是銀座的服部鐘錶店，也就是現在成為銀座象徵性地標的和光鐘錶樓。

相較於銀座和光鐘錶樓的紀念性，原美術館本來是作為私人宅邸，在住宅區中的建築則是相對的幽靜。昭和十三年(1938)蓋的洋風宅邸，與渡邊仁其他帶著歷史主義的設計不同，融入了現代主義的風格。

從外面看來，建築的裝飾十分的簡單，白色的外牆沒有多餘的裝飾，搭配庭院中的綠樹，在簡潔之中又帶點色彩。

渡邊仁在這棟建築之中所增添的綠樹、庭園，使得這種洋風的宅邸增添一股和風，特別是當我在冬天造訪原美術館時，秋日的紅葉尚未落盡，從窗戶之中向外望去，一股秋日也得此楓情的雅致現於眼前，不輸館內藝術品的風采。

本來廢棄十年的宅邸打算拆掉重建，但是原俊夫，也就是原邦造的孫子，喜好當代藝術，慧眼獨具的將這棟建築改成美術館。由住宅轉變成美術館，建築本身的格局沒有更動，但挑戰之一在於照明設施。一般住宅沒有美術館的展覽空間，也沒有思考燈光陳設的位置，為了避免美術作品反光，同時也兼及住宅的歷史氛圍，光線的投射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除此之外，兩層樓的洋房無法容納大型的藝術品，在策展時必須思考空間的限制。因此，原美術館的展覽都不是藝術家的巡迴展覽，而是為了這個場地加以特別設計(Site-Specific)的展覽。

由於是當地製作，所以原美術館有些藝術品就永久陳列於美術館之中，成為常設的一部分，像是森村泰昌的《輪舞》，以洗手間為展覽空間，透過鏡子的投射，在狹窄的空間之中產生萬花筒的視覺效果。

考慮到原美術館的空間，又必須照顧到藝術家的創作，所以原美術館的一檔展覽，從籌備到展期結束可能都得花上兩年。對於藝術家而言，如何充分地傳達他們的想法予觀者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所以花時間溝通展場與作品的陳設是值得且必要的投資。

透過從台灣回加拿大的機會，在東京轉機時停留了幾天。十二月底的東京，充滿著過節與放假的氣氛，聖誕裝飾點綴了這個城市，在喧噪與歡欣的氣氛之中，我選擇到原美術館之中參觀。

原美術館35周年館藏特展

2014年底到2015年初的特展是原美術館成立35周年的館藏特別展，作品包含草間彌生、李禹煥、荒木經惟、奈良美智、名和晃平……等作品。

一進美術館，我就被玄關的電視機所吸引，《電視蠟燭》這件作品是白南准(Nam June Paik)早期的作品，開影像藝術先河的他很早就關心電視、影像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透過多重媒體的結合，創造出屬於自身的藝術形式。《電視蠟燭》將電視機的內部掏空，以一支蠟燭取代螢幕中的影像。

相較於後來繁複的影像作品，這件作品讓觀者與藝術品之間形成一種對話的新形式，尤其呈現在美術館的玄關，彷彿走入另一個空間的感覺。

玄關的一側則是名和晃平的作品，一頭由玻璃珠所製成的小鹿，散發出清泉般的光芒，他將一頭鹿透過玻璃珠化作一個一個的小單元—像素(pixel)，這是名和晃作創造出來的名詞，即Pixel加上Cell，將視覺的影像細胞化。

一個一個的球體在鹿的身上似乎綿延不斷，使得視覺上「內部」與「外部」的觀念抹煞，所以只能說這個雕塑具有鹿的「形象」，而不是模仿於真實的鹿，是一種視覺經驗的轉化。

我曾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之中看見名和晃平的其他作品，那隻鹿比半個人高，相當地耀眼且迷人。在原美術館的這一隻則像是躲在玄關的小靈獸，看著來來往往的參展人們。

引起我注意的還有李禹煥的作品，這也是原美術館很重要的收藏，李禹煥是出入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韓國藝術家，除了在韓國、日本活躍之外，在歐美也相當的出名。1960-80年代反形式主義的「物派」，李禹煥是其中的領導人物，他擺脫繪畫的表象，將顏色和形式還原至最簡約的元素。

展場中還有我較為熟悉的奈良美智、荒木經惟的一系列作品。原美術館35周年特展所展出的45件作品是從將近1000件作品當中選擇出來的，大致反映了日本當代藝術從1960年發展至今粗略的軌跡。

三十五周年的特展，不像是以往單獨藝術家的展覽，有點像是自助餐百匯，一下吃太多會無福消受，便把心思轉到庭園和旁邊的咖啡館了。

原美術館從私人宅邸變身為美術館，35年前為少數將自身定位為當代藝術的美術館。長期經營下來，在全世界的當代藝術館之中也小有名氣。東京各式各樣的藝術、生活雜誌也票選原美術館為東京氣氛最為宜人的美術館。

東京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不僅是在亞洲的城市當中獨占鰲頭，也在全世界的城市當中佔據相當重要的角色。相較於東京的公立博物館，私營美術館在展品的數量上當然無法企及。但是，原美術館所展現的是一種特殊的個性，從所在的位置、建築到參展的物件，都具體的說出私營美術館的風格。

對我來說，看完美術作品之後，在中庭的咖啡廳（Cafe d’Art）稍事休息，點了一杯白酒，將心情沉澱，望著天空、樹木，再走回喧鬧的東京時，眼前的世界似乎就有點不一樣了。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年快樂與明治神宮的歷史

新年快樂

日本新年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到神社參拜。日文中的「初詣」（はつもうで），也稱為「初參」，指的是新年(從初一到初三)第一次神社或是寺廟參拜的活動，感謝神靈們對於過去一年的保護，也希望新的一年之中可以順利平安。

「初詣」人潮最多的地方是東京的明治神宮，每年正月的頭三天就將近三百萬人以上的參拜者，在日本神社當中首屈一指。

以往日本過農曆年，明治神宮的「初詣」並不是很久遠的傳統，甚至看似古樸的明治神宮也不到百年的歷史，它的建造其實是一段「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是日本近代歷史的一部分，甚至台灣也參與其中。

明治神宮

從山手線的原宿站出來，是東京年輕人的流行聖地，往前走一點，則是表參道，聚集高級時尚品牌的青山地區，由知名建築師所設計的大樓聚集於此。

在原宿站的背面，則是廣達七十萬平方公尺的明治神宮，面積將近三個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大小，整片森林在寸土寸金的東京市中心成為奢侈的存在。

 

在高達1200百萬人口的東京，明治神宮茂密的森林成為都市人得以舒展身心的空間，不僅成為市民參拜的地點，還成為類似公園的空間。

 

令人驚訝的是在二十世紀初期，這座森林並不存在，從記載當中來看，這裡有一株巨大的樅樹。在大名彥根藩的宅邸之中，生長的大樅樹十分有靈氣，根部的洞穴充滿著從樹上滴下的靈水，對於治療眼疾很有功效。

 

這株樅樹不知生長了多少年、歷經了多少代，枯死之後又復生，成為地名「代代木」的由來。

目前的明治神宮像是原始林一般的茂密，但卻是近代才「創造」出來的，是為了彰顯民族精神的現代創造物。事實上，不只明治神宮的森林，明治神宮一直到今天青山一代的「神宮外苑」也是現代化過程的創造。

「神宮外苑」是一塊類似公園的地帶，週日往往聚集大量的人潮，外苑秋天的銀杏並木還是賞黃葉的最佳去處。除此之外，外苑還包含霞之丘競技場、神宮外苑球場、聖德繪畫紀念館……等，而這些都是由「宗教法人」的明治神宮管理局所經營。

從明治神宮的歷史可以看到日本人如何思考自身的「傳統」與「現代」，在這個過程中兩者並不是矛盾與對立，而是兩隻腳相互並行，共同撐起日本現代的文化。

立憲君主之死

1912年的夏天，中華民國剛成立不久，東亞世界的島國也不平靜，即位四十五年的明治天皇駕崩……

 

日本歷史上有超過百位的天皇，所以崩了一位也不是甚麼新聞。但是，明治天皇駕崩可不一樣，是真的新聞。

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量的現代設施與文化，媒體與新聞報紙等現代性傳播都進入了日本。在明治末年媒體文化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天皇駕崩成為當時媒體第一次處理的問題。

 

媒體很謹慎地處理天皇駕崩的問題，政府也相當的緊張，因為這是立憲君主的第一次駕崩。在舊的體制之中，一般民眾雖然知道有天皇的存在，卻是近於神的存在，知道但見不到。

 

但是立憲君主制之下，一君萬民，天皇成為國家的領導人，必須透過透過公開地「展示」拉近與民眾的距離，讓民眾感覺到天皇的存在。

紀念天皇

當天皇死後，以東京市長阪谷芳郎為首，提出將明治天皇葬在東京的陳情，指出將明治天皇葬在東京是全體東京人的願望。

 

明治維新之後，天皇東遷，以東京為首都。但是，京都出身的明治天皇，曾經表達在駕崩之後，仍想回葬故土的意願，因此明治天皇陵選擇在京都的伏見桃山。

天皇陵無法設置在東京，但是東京民眾對於明治天皇有異常的感情，因為明治維新就是以東京為中心的國家統一運動，日本也因此進入現代化。帝國憲法的制定、帝國議會的開議、教育敕令的發布，奠定了近代日本的基礎，而且在日俄戰爭之中打敗了俄國，成為世界強權。

 

以企業家澀澤榮一為首的請願運動，向政府提出了明治神宮的紀念運動。但是，天皇要怎麼「紀念」呢？要如何讓後世的人瞭解到明治天皇的偉大呢？

 

當時很多人參考西方國家的作法，提出了立銅像、博物館、美術館、公園、養育院、學校、發行郵票等「現代」的作法，這些公共建築與紀念物可以教育民眾明治天皇的聖德，永懷其功績。

但是，也有人覺得除了仿照西方的做法之外，對於日本的「傳統」也必須尊重。明治維新確認了神道教是以天皇為主體的信仰，雖然國民有信仰的自由，但是信奉神道是國民的義務，所以公園、博物館、銅像無法彰顯日本的宗教儀式。

於是，在「傳統」與「現代」的兩種力量之下，東京商業會議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陳情，企業家和議員上書政府的「覺書」，提議將明治神宮分成「內苑」、「外苑」，前者為神域、後者則是現代性的紀念事業。

這樣的提議成了現在「神宮內苑」與「神宮外苑」的配置，前者是「神道」的體現，後者則是現代性建築。本來「外苑」的場地是為了明治天皇即位五十周年的「日本大博覽會」場地，因為明治天皇的駕崩而取消，原來參與博覽會的企業家轉而支持明治天皇的紀念事業。

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共同在明治神宮的建造上展現出來，「內苑」的經費由政府負擔，「外苑」的建造則由民間共同負擔的「獻納金」所構成。

神宮內苑的森林

「神宮內苑」成為了國家計劃性創造的信仰空間，從本來只有一株的「代代木」創造出廣闊的森林。對於日本人而言，森林具有宗教性的象徵，即使大規模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目前國土仍然有70%的面積為森林所覆蓋。

 

神道認為萬事萬物皆有靈，自然的創造物背後都有其神性，森林及樹木所聚集之處就成為重要的信仰空間。

 

根據植物學家的研究，明治神宮的樹木種類匯集了日本全國而來的三百多樣樹種，並不只是東京當地的樹種而已。

在建造明治神宮的過程之中，這座森林移植了全國不同地方高達九萬株以上的樹木，以「獻木」的運動為名，號召全國各地捐獻樹種。

明治神宮所接受的樹種，不接受國外的樹種，必須是日本「國」內的樹種。從樹種加以研究，就可以知道當時日本「國」的界線在哪裡？或是他們心目中國家的界線何在？

除了我們所知道的當代疆域，像是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沖繩等地的樹種之外，還包含了殖民地台灣、朝鮮與關東州(中國東北及北京附近)的樹種。明治神宮的大鳥居，是以台灣丹大山的扁柏所製，由此可以看到台灣在其帝國之中的重要性。

透過樹種，我們可以知道明治神宮是日本帝國的空間想像，森林象徵著日本帝國神聖領土，而坐落於森林中的神宮則是日本帝國的創建者、被神格化的明治天皇。

相較於具備宗教信仰空間的神宮內苑，外苑則是世俗化、現代化的公共空間，建立了西式的球場、紀念館、體育場、繪畫館，同時培養國民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運動、繪畫和文化進行產生興趣。

 

從「神宮內苑」到「神宮外苑」具體地說明日本人在思考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傳統等課題時的複雜度。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同時為日本人的「傳統」立了神祖牌、尋找到文化上的寄託、精神上的象徵與宗教的憑依。

東京秋日的賞菊：菊花及其文化

秋天的日本除了是賞楓的時節，也是觀賞菊花的盛季，在全國不同地方都有「菊祭」的活動。從中國東傳的菊花，在現在日本還保存著賞菊、品菊的文化。

 

東京的湯島天滿宮從江戶時代以來是學子們祭拜學問之神的地方，考季時總是充滿參拜的人潮。秋日的湯島天滿宮則是菊花競艷之處，在中國的詩詞之中，菊花是長壽、高雅的象徵、是文人們堅貞不屈的代表。在日本文化之中，菊花承襲了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也呈現了不同的文化。

菊花文化

最有名的詠菊詩應屬陶淵明的千古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為什麼採菊呢？為的是將菊浸酒而飲，不只是單純的賞菊。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自製的佳釀菊花酒，或灑上幾片菊花、或加點茱萸，聽說可以延年益壽。

陶淵明也經常以菊花自況，「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雖然為詠菊之詩，但其實指的是陶淵明自身的高風亮節。菊花較其他花耐寒，即使在晚秋仍然綻放，也被詩人視為是卓爾不群、隱居的象徵。

陶淵明愛菊是中國文人所熟知的，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晉陶淵明獨愛菊……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說到菊花便不能不想到陶淵明。

中國詩詞中的「菊」花意象相當豐富，或者稱頌高潔的人格、或者象徵延年養生、孤獨的感懷、入世的渴望……等。

日本的菊花從中國東傳，一開始菊花在日本的流傳主要是作為藥材，後來因為菊花的雅致，也繼承中國詩、詞文學中對菊花的詠嘆。平安時代甚至將菊花盛開的農曆九月稱為菊月。

菊花紋章

對於現在的日本人而言，菊花或是菊花紋章所代表的是皇室的象徵，雖然日本憲法沒有規定國花，但是國民心目中認為代表皇室的就是菊花，主要的原因在於皇室的家紋就是菊花。然而，菊花紋成為皇室的象徵卻是明治維新之後才確立的傳統。

日本的家紋是一項特殊的文化，每個家紋都有其自身的源流，十五世紀中期所編輯的《見聞諸家紋》編纂收集了三百家共261種樣式的家紋，後來到了德川幕府時代，不僅武士和貴族，一般平民也開始使用家紋。

從歷史上來看，菊花在鎌倉時代(公元1185-1333)才與皇室扯得上關係，後鳥羽上皇喜歡使用菊紋的印，在自己喜愛的刀上飾以十六辦的菊紋，之後的龜山天皇和後宇多天皇也繼承這樣的習慣。「十六瓣八重表菊紋」在慣例上逐漸成為代表天皇的象徵，稱為「菊御紋」。

然而，菊紋並沒有在法律上定為國徽，只有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皇室儀制令當中明令「十六瓣八重表菊紋」民間不可使用，逾制者將以不敬之罪受到嚴厲的懲罰。

近代的歷史之中，由於德川幕府的垮台，日本結束由大將軍總攬政事的傳統，由天皇親掌朝政，故在幕末出現的一首流行歌為「菊花開啊開啊!葵花(德川幕府的家徽)就枯了」。

菊花與劍

明治維新之後，軍隊直接效忠天皇，所以在槍枝、陸軍的軍旗或是海軍的軍艦艦首之上都附加「菊花紋章」，象徵對於天皇捐軀之意。

關於菊花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人類學家露絲‧班乃迪克的《菊花與劍》，這本書乃是因為戰爭的關係而寫成。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歐洲戰場上的德軍已經漸漸潰敗。亞洲戰場上的日本雖然吃了不少敗戰，但是日軍在士氣上並沒有潰散，反而越戰越勇。露絲‧班乃迪克在《菊花與劍》這本書一開頭就說：「日本人是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鬥過的最特殊的外敵。我們在其他任何一次與強敵的戰爭中都未曾需要顧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動與思想習性。」

美國人無法理解這一群日本人，他們與以往接觸過的人都不同，這群陌生的敵人為什麼會如此堅持且奮戰不懈，讓他們感到相當困惑。

臨危受命的學者不是研究歷史、社會或是政治的學者，而是習慣與異文化打交道的人類學家。

然而，班乃迪克違反所有人類學家的田野準則，不懂日語，而且因為戰爭的關係沒有到日本居住過。班乃迪克所倚賴的是大量的二手文獻、報刊和電影，唯一的田野經驗就是採訪在美國居住過的日僑。

很多優秀的著作都是在沒有嚴格的學術方法下誕生的，所靠的或許就是作者的洞見，《菊花與劍》就是這樣一本書。

班乃迪克在這本書中提出了日本文化的二元性，菊花象徵天皇的家徽，代表日本人對於美的崇尚；劍則是武士文化的象徵，代表日本人對於暴力文化的崇拜。看似互相衝突又矛盾的概念，日本人喜好美的事物又同時崇尚武道、斯文有禮卻又會展現出蠻橫、看似刻板但面對變化時又富有適應性。

班乃迪克從結構的角度理解日本文化，他認為日本以往的階級制度使得每一個人恪守著自己的身分、義務、地位與行為準則，由於不同的圈子有著不同的價值，而且規則也是隨著情況變化。

相較於西方以宗教制約人心的「罪惡感」，日本人所展現的則是「恥感文化」。西方宗教的信仰約束著心靈與善惡的準則，當犯了錯誤之後，必須透過贖罪加以認錯，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行為。

然而，日本的「羞恥感」卻是由外而內的約制行為，是依據不同圈子、狀況而構成的，因為怕不照作而惹來異樣的眼光、不遵循團體的行為而招人非議、不遵守命令而被人排擠。

因此，在天皇尚未宣布投降之前，為天皇捐軀、對天皇效「忠」是全體國民的最高準則。然而，當天皇宣布敗戰之後，接受美軍的佔領，「忠」的要求也就不同了，與佔領的美軍合作成為此時的行為準則。

無法知道班乃迪克的人類學報告是否成為美軍佔領日本之後的政策。但是，從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所施行的管理措施來看，麥克阿瑟擔心如果天皇淪為戰犯遭受審判，日本人將會奮死抵抗，直到最後一兵一卒，所以天皇制在戰後也加以保留。

美國尊重了日本文化的特性，使得日本在戰後得以迅速的復甦，經濟上的崛起也使得日本重新站上國際舞台。

菊花從中國東傳，成為日本文化中對於美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對於外來事物的開放性。以往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東傳的文化，明治維新之後則大量吸收歐美的文化。然而，不管是從中國或是從西方而來的文化，並沒有改變日本文化的傳統。

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可以說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最能展現出自身文化特色的國家，但同時又是個快速變動的現代社會。或許，兼具這種二元性的曖昧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色吧!

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於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所發表的〈我在曖昧的日本〉中指出：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的兩極之間……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堅定地、持續地守護著傳統的文化。

從菊花談到此，不免有點遠了。

婚禮宴飲的文化交流：日本現代婚宴的誕生

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年關將至，也是結婚的旺季，現代的婚禮是怎麼形成的呢？來看看日本的例子吧!

 

婚禮與服務業

 

拍攝婚紗照、選戒指、決定婚宴場地和結婚當天宴請親朋好友，使得婚禮不只是一場儀式，也是一場花錢的消費行為。之前新聞報導過，內政部所編纂的《現代國民婚禮》中提供婚禮範例：

 

每桌1萬2千元的酒席10桌、3萬元國內蜜月旅行、5萬元租禮服及婚紗攝影、禮車及拍照、親友紅包價等計算，不含金飾、戒指，開銷26萬6000元。

 

業者和所有辦過婚禮的人都認為這是嚴重地低估，就如同馬政府低估所有的事情一樣。

婚姻雖然是人類歷史之中重要的禮俗，但是現代婚禮的習俗其實都不是從古至今所流傳下來的，其中經過一套一套現代的包裝，也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服務和消費行為。

 

其實這些服務多少是為了應付工商業社會的興起，當大家聚集到城市之中以後，為了方便，將所有的儀式都在一個場地之中加以舉辦，而婚禮服務業也隨之興起，像是結婚資訊的提供、婚宴酒席、婚紗攝影化裝……等一系列的服務行為。

 

在一般服務行為的消費之中，我們多少帶有一些想像。舉例來說，進去一間高級的餐廳，不只想要飽餐一頓，也想要感受到廚師的手藝、也想體驗被服務的感覺，或許也會想要和心愛的人度過一個浪漫的夜晚。

婚禮的消費也是如此，除了想要使到場的賓客吃得開心、為新人祝福，一種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想像也在其中。從拍攝婚紗開始，穿著白紗在人工布景裡拍照，其中多半是歐式的布景或是擺設，出外景也盡量找些能與白紗搭配的西洋式建築。

 

有些外景拍攝還遠渡海外，我曾經看過有個中國新娘與新郎在櫻花盛開的嵐山，穿著大禮服，不顧眾人的目光危險地衝到河邊，只為了拍一張有櫻花的婚紗照，日本的櫻花搭配西式的白紗，非常混搭的美學呈現。

 

或許我們也都了解，除非我們本來就是明星，穿著大禮服在鎂光燈下、在鏡頭前拍照並不是生活當中會看到的景象，很多婚紗照都是拍了以後就沒再翻閱過。

 

根據丹佛大學人類學家Bonnie Adrian對於台灣婚紗業的研究，她認為台灣的婚紗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主要是模仿西方的「美」的觀念，藉由拍攝婚紗照，想像自己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模仿外國的明星或是模特兒的姿態，加上西式的背景，成為某種西方式美感的消費者。

當然，在Adrian的研究也指出台灣婚紗攝影業的全球化並非單方向的西化而已，其中還存在著本地的色彩，所以某些鳳冠、大紅禮服出現在西式的建築之前，也不是太奇怪的舉動。

 

事實上，鄰近的日本，現代式婚禮也是全球化與地方化相互交織而成的結果，只是日本現代化的時間比起亞洲其他國家來得早，現代式婚禮的時間也相對地提早。

 

有機會到東京的目黑雅敘園參觀，其中的木造建築「百段階段」(百段階梯)現在看來已經是古蹟了，而且被指定為東京都的有形文化財，然而，目黑雅敘園卻是舉行現代式婚禮最早的場地。

 

目黑雅敘園

 

日本一開始提供婚禮服務、到飯店宴請賓客其實是昭和年間的事，約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二次大戰之間，其實是很晚近的發展。

 

最早的婚禮場地是位於目黑的「雅敘園」，以往的日本當然會舉行婚禮，但是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宴請客人，民俗、禮節和儀式也都是由家中長輩們或媒人負責。

 

目黑雅敘園在1930年代所提供的婚禮服務，已經有神道教的祭壇、新娘梳化、攝影室、接待室等服務，也可以選擇日式、西式和中式料理作為宴客的餐點，整套婚宴程序已經相當完整。

 

目黑雅敘園的經營者細川力藏，其成功與經營方式也是一個傳奇，本來出身於石川縣的農家，後來在東京經營大眾澡堂賺進不少的財富。

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雖然很多企業破產，但最壞的時代還是有人可以利用局勢，細川力藏以較低的金錢買入原本高價的土地，並且以較低的價錢聘用大量的工人和藝術家建造目黑雅敘園。

 

細川內藏出身民間，不僅是個成功的商人，還是帶點創意的夢想家，目黑雅敘園本來是餐廳，客層並非是上層階級，而是讓一般人也能攜家帶眷前來的用餐地點，想要以最好的設備提供庶民最好的服務，而所謂最好的服務是甚麼呢？

 

就是滿足庶民們的想像，而且可以花點錢就感受到奢華的經驗，讓吃飯與結婚的新人、賓客們能夠在婚禮時經歷一場奇幻的感受。奇幻的體驗往往是非日常的生活經驗，無法在生活當中見到的空間和事物。

 

細川力藏聘請當時最有名的雕刻工匠、畫家、漆匠、金工師等，為庶民們打造招來美夢的皇宮，有「昭和龍宮」之美譽的目黑雅敘園，沿著目黑的山勢而建，其中最有名的婚宴場地「百段階梯」是一棟有著一百階的木製樓房，《神隱少女》當中的湯屋就是以目黑雅敘園為藍本所繪製，以秋田杉作為天井，並繪製花草繪作為裝飾。

在「百段階梯」中共有六間婚禮會場，集合了當時最好的藝術家繪製牆面的裝飾，主題包含江戶時代流行的美人繪、歌舞伎角色、風景和花卉等主題。

 

其中的「清方莊」由當時的知名畫師鏑木清方執筆；「清之間」則由小早川清描繪江戶時代中期的出遊圖，而日式建築當中重要的螺鈿細工、組子、障子等傳統工藝都相當細緻。

 

目黑雅敘園以將近十三年的時間，分成七個階段加以進行，招集各方面的專家，竣工時有一百多個房間可供使用。

 

細川力藏所營造的目黑雅敘園全都是江戶時代上層階級們的藝術風格，像是東照宮的設計與雕梁畫棟，或是帶有中國風且金碧輝煌的宴會廳，從此可以看到當時庶民對於奢華的想像。

有趣的是，1930年代的東京已經是個現代化的城市，但是庶民對於奢華的想像仍然以江戶時代作為標準，而非西方式的白紗與歐式的建築。或許是江戶時代的傳統和中國風讓人感受到的是熟悉的豪華感。

 

參觀目黑雅敘園的「百段階梯」時，我特別注意到階梯旁的廁所，上面寫著：「僅供參觀。」以木質地板鋪設的空間大約一坪半，其中只有一座蹲式的馬桶，窗櫺的四角刻有扇形雕花，天花板上則貼有金箔亮片的雕花。

 

以一間廁所來說，這未免也太奢侈了吧！

 

根據廁所評論家齊藤政喜的說法，由於當時新娘的和式禮服穿脫不易，在這樣的木質地板中，新娘可以脫下自己的禮服，自在地解決內急的問題，可謂相當貼心的設計。

除此之外，目前中式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迴轉台，也是目黑雅敘園的中式餐廳所發明的。原本經營中式餐廳的細川力藏，發現在宴會的場合上，客人要起身夾菜非常不便，於是他就發想：「有沒有可能坐在原地就能夾取自己所需的食物，而食物又可以傳遞到下一個人呢？」

 

透過目黑雅敘園的木匠師傅酒井久五郎，搭配製作迴轉軸的五金商所完成的迴轉台，完成之後先在日本流行，二次戰後才由華僑帶到全世界的中餐迴轉台其實是日本人對中餐的貢獻之一呢！

 

由於二次大戰的原因，日本政府頒布禁奢令，目黑雅敘園成為避難的防空洞。雖然在大戰的空襲之中保存下來，戰後因為城市規劃，原本廣大的旅館只剩下一部份，當時所留來下的建築只剩「百段階梯」。現在的目黑雅敘園是戰後重新修築的，仍然是東京的重要婚宴場地。

對於結婚的人而言，婚禮不僅是人生重要的儀式，也是自我和文化、社會之間的對話。從目黑雅敘園的婚禮場地來看，一開始日本人脫離以往在家宴客的傳統，舉行現代式的婚宴，他們心目中對於婚禮的想像還是「日本式」的禮服、儀式與空間，連牆壁上的裝飾和壁畫也大部分是江戶時代的形象。

 

對於異國的想像主要以中國式的為主，並非如福澤諭吉所說的「脫亞入歐」，拋棄亞洲文化，接受西方式的文化，在婚禮這種文化場合，現代化初期的日本人仍然維持自身東方文化的認同。二次大戰之後，從日本、台灣到全球，對於「婚禮」與「美」的想像，逐漸地變成以西方為核心的觀看與消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