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和2013年於全球不同國家上映的電影《在路上》(On the Road)改編自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六十多年前的小說。
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上傳奇的一頁，當時的評論家將這本書視為撼動時代的革命。
或許是這本書太過耀眼，成為凱魯亞克的包袱和絆腳石，凱魯亞克後來所出版的一些詩集和散文都無法超越，《在路上》和凱魯亞克兩者成為彼此的代名詞。
提倡愛與和平的嬉皮，在反抗體制的六○年代中，凱魯亞克的作品是當時年輕人的聖經，自由的靈魂、奔放的文字，成為年輕世代嚮往的指標。
1922在美國麻州出身的凱魯亞克，英文是他的第二語言，父母為魁北克的移民，家庭為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家庭，在家裡的溝通方式則是魁北克的法語方言。凱魯亞克因為橄欖球的優異成績得以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但卻無法在學業上有所表現，從哥大輟學，在紐約的不同場所打工。
然而，凱魯亞克對於文字的敏銳度使他很早就具有創作的慾望，他自稱11歲就完成了第一部小說。從哥大輟學後，年輕的歲月天天在紐約不同的酒吧中買醉，夏天則到美國不同的地方流浪，從紐約、舊金山到墨西哥。
《在路上》其實就是凱魯亞克的放浪歲月，是作者的自傳性作品，其中就是一連串的旅行，從1947到1950年，凱魯亞克和朋友在美國不同的地方旅行。他在美國來來往往於東岸與西岸之間，身上沒有幾個錢，餐風露宿，搭順風車，沒了錢就找個地方打工。在路上甚麼都可能，在路上沒有任何的界線，超越文化、性別和人際之間的藩籬。
就在1951年回到紐約之後，一直無法提筆書寫的小說突然文思泉湧，似乎像是為年輕歲月留下完整的紀錄，幾乎不眠不休的工作三個星期，完成《在路上》的初稿。
凱魯亞克本來打算出版兩本書，一本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另一本則是《在路上》，三個星期就完成了3英寸厚的草稿，密密麻麻的單行間距，沒有分段將近120英尺的長度，凱魯亞克如有神助，頃刻數萬言。
儘管修改了幾次，送交不同的出版社，都沒有得到回音。時代似乎還無法接受這個過於前衛的心靈與文字，尋尋覓覓出版社直到1955年，維京(Viking)出版社的Malcolm Cowley與凱魯亞克共同修訂這本書，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
與原稿相較，出版時的作品只有三分之一，修改大量的拼字錯誤，成為了可讀性較高的作品。
我看見這世代的精英們被瘋狂摧毀
飢渴而歇斯底里地赤裸
在破曉時分蹣跚走過黑人街道
尋求一劑憤怒的毒
I saw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
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
dragging themselves
through the negro streets at dawn
looking for an angry
fix
─〈Howl〉,
Allen Ginsberg, 1955
亞倫‧金斯伯格的〈嚎囂〉（Howl），獻給凱魯亞克及「垮掉的一代」的年輕人，金斯伯格的詩作文體自由，穿梭不同的意識之間，主題涉及同性、性愛、幻覺與藥物等禁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很多帝國都被打垮了，但傳統文化、主流的意識形態都還沒有推翻與重塑。
一個世代都有一部代表性的小說，海明威的《旭日東昇》(The Sun also Rises)成為1920年代「失落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代表作，紐約時報的書評將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視為「垮掉一代」的代表作。
凱魯亞克和金斯伯格為後來的六○年代開啟了一扇窗戶，《在路上》出版之後成為美國與西歐國家最為暢銷的書，維京出版社開始推出凱魯亞克的不同手稿，使得他有較多的自由在不同的文體之間創作。
「自發性的文體」(Spontaneous
Prose)是凱魯亞克的一種創作文體、一種意識的流洩，將心裡所思所想無隱藏的記錄下來，一種高度自溺、個人化的文體，似乎不在乎讀者似否能夠理解。在凱魯亞克所出版的47本書中，沒有一本的成就可以超過《在路上》，他在35歲就達到了人生的高峰，成為時代號角，然而，對於凱魯亞克而言，人生彷彿到了高點就開始走下坡，在四十幾歲就因酗酒過度而死。
電影
曾經拍過《教父》和《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的導演法蘭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在1957年時讀了《在路上》，還是高中生的他就對這本小說情有獨鍾。
1978年，柯波拉在執導完《現代啟示錄》之後，買下了《在路上》的版權，他想自己執導這部電影，但是發現他不行。面對一本結構性不完整的小說，一本詩的文字，大導演柯波拉懼怕無法完整的將其中奔放的熱情、自由的靈魂表現出來，影像化只會毀了這本作品。
柯波拉幾十年來斷斷續續地找了一些導演和編劇，嘗試將這本小說影像化，然而似乎都達不到他的要求，無法符合對於「垮掉的一代」的想像。
直到2004年柯波拉看到Walter
Salles的電影《革命之前的摩托車之旅》，將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日記搬上大銀幕。
56歲的Salles第一次接觸到《在路上》是在巴西就讀大學的時候，當時的巴西還在軍事獨裁政權的統治之下，言論控制、出版上的管制都使得年輕人對於自由相當渴望。《在路上》以一本美帝的禁書在學生之間流傳著，似乎成為一種解脫束縛的象徵。
在Salles拍攝《革命之前的摩托車之旅》時，也曾不時的參考《在路上》，切‧格瓦拉的革命是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自由，而《在路上》則是一種文化上的革命。
Salles和寫腳本的Jose
Rivera為了將《在路上》放上大銀幕，後製的調查工作將近三年，他們訪問尚在人世，且熟悉凱魯亞克本人的朋友們，還一一的對於凱魯亞克當年的路徑親自走訪。
《在路上》的影像化與小說最大差異在哪裡呢？Salles在2005年拜訪了凱魯亞克的遺產繼承人，至今他還保存著凱魯亞克的原稿，讀了第一段，Salles知道了電影的方向。
出版的小說第一段是： “I first met Dean not long after my wife and I
split up.”
何穎怡的中文翻譯是：初識狄恩是在我跟妻子分手不久後。
原作的第一段是： “I first met Dean not long after my father died.”
對於凱魯亞克本人而言，兩者都是事實，但Salles認為凱魯亞克開始流浪的關鍵是為了找尋父親的形象，不只是凱魯亞克，小說中的Dean也是如此，無止盡的流浪似乎源起於缺席的父親。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少了父親的形象，如何走出自己、找到自我，成為流浪的起點。
Salles的電影讓我可以想像40年代末期的美國，在高速公路發達之前，美國人雖然在同一個國家裡面，但各地的文化都不盡相同。而且，雖然有著時代上的跨距，但電影將凱魯亞克的小說重新帶出每個時代年輕人都會遇到的問題，新一代的年輕演員Kristen Steward和Sam Riley (曾經在Control之中扮演傳奇樂團歌手Ian Curtis的角色)，吸引了一些從來沒有讀過《在路上》的觀眾。
雖然很多事情在凱魯亞克的時代或許是前衛、放浪的生活，65年後的今天，社會或許不一樣了，但對於年輕的觀眾而言，透過旅行、冒險、浪跡天涯，尋求自由，追求獨立，或許是個永恆不變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