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得鏘先生(1949-2014) 傳略

偉大的人創造出時代的方向，且建立標準，讓後起的人得以追隨。偉大的人豎立起高度，讓來者難以望其項背。偉大的人讓晚輩得以站在其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胡得鏘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眾人所熟知的得鏘先生為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真善美家園和仁友愛心家園的創辦人；大家所不熟悉的得鏘先生於投身社會福利事業之前，是個心算天才、卓越的教師、成功的商人、子女眼中的模範父親、妻子心中的最佳伴侶。

出身於台灣中部的鹿港小鎮，為家中的長子，由於家境並不優渥，一肩扛起侍奉父母與照顧弟妹的責任，因此決定學習一技之長而進入省立彰化商業職業學校，習得會計、商業與珠算等專業技能。就學彰化高商期間，為校內最知名的人物，曾經獲得無數次的珠、心算比賽冠軍，諸如：民國53年的全國珠算比賽冠軍、第一屆全國珠算檢定最高段。甚至曾經在鹿港街頭遊街慶賀，為家中兄弟姊妹的榜樣、街坊鄰居稱道的楷模。

彰化高商畢業之後，十八歲的得鏘先生因為專業技能的優異而獲聘為高職教師，投入技職教育，曾經任職於彰化達德商職、台中明道中學和中壢高商，在沒有電算機的時代，為台灣的銀行界與商業界培育相當多的珠算人才。

任職於中壢高商二十多年，適逢台灣工商業轉型，政府鼓勵外銷產業，得鏘先生與妻子謝秀琴女士成立宏瑩皮件有限公司與舟基企業有限公司，專營皮件、皮包與皮飾，透過會計與商業方面的長才，得鏘先生累積了一些財富，使得家庭生活的品質較為提升。

    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心態，得鏘先生在民國90年代台灣代工產業逐漸下滑的時候，結束了皮件的產業。在偶然的機會中，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投入社會福利事業，關注心智障礙人士，開啟了人生的另外一個事業，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福利事業。

http://www.chensenmei.org.tw

台灣雖然已經進入現代化的社會，但是社會福利組織與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仍然在初步的階段，得鏘先生認為人生而平等，並且尊重天生萬物，關注社會邊緣的心智障礙者－憨兒，他們不但遭人歧視，由於需要加倍的照顧，也使得家人身心俱疲，甚至造成許多不幸的社會事件。

    有鑑於此，1998年得鏘先生結合志同道合的友人成立仁安啟智教養院(2003年更名為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並陸續於2001年在南投成立德安教養院、2002年成立仁友愛心家園、2009年統合旗下所屬機構，設立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增設真善美家園及希望家園，服務了188位憨兒，服務於機構的專業教師將近200人，再加上數千位志工的投入，專門照護無助憨兒，協助政府與社會減輕這些家庭的生活壓力及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累計服務內、外部心智障礙人數超過1000人次。

得鏘先生透過會計的長才，解決社福機構面臨的財務問題，因為政府補助有限，加上服務對象大部份係中低收入戶無力承擔付費，以致經費不足，所幸得到諸多社會善心人士捐助勉強度過難關。為使所有的服務對象受到周全的照料，得鏘先生要求全體工作人員付出愛心與耐心，並結合志工無私的奉獻，不斷的摸索，在專業領域力求進步。諸如依服務對象個別情形給予不同的照顧與教導，包含日常起居及休閒活動，協助他們獨立自主的生活，融入社會甚至於學習就業，使所有的服務對象能走出自己的信心及尊嚴。

    透過得鏘先生十幾年來的努力，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與支持，旗下機構數度獲得內政部主管單位評鑑為優等的機構，前任正副總統陳水扁先生、呂秀蓮女士與現任正副總統馬英九先生、吳敦義先生也蒞臨指導，為全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典範。為貫徹創立的理想，特聘請社會賢達及專業人士參與董監事會，有效監督及指揮運作，尤其珍惜來自社會的資源，不論是一磚一瓦或一分一毫，均主動透明的交代，更致力於培養人才，建構制度並實施電腦化資訊管理，為永續經營奠定基礎。希望將來能提供更完善的服務，造福更多心智障礙者，成為台灣非營利組織與社會福利事業的領導者。

得鏘先生不僅創業有成，且家庭生活美滿，夫妻鶼鰈情深，妻子為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謝秀琴，兩人四十年來形影不離，不僅是生命中的伴侶，也是事業中的最佳夥伴，為眾人所欽羨的佳偶。得鏘先生對於子女的教育非常注重，膝下育有一男一女，除了讓子女們在溫馨的環境之中成長，也使他們發展自己的興趣，追求人生的價值。目前子女皆成家立業，長男胡川安為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士候選人，專長歷史學；長女為美國羅格斯大學博士候選人，任職於康乃爾大學，專長生殖醫學。子女事親至孝，父親臥病在床時，皆隨侍在側。

    家庭、事業之餘，得鏘先生對於同業、同鄉和同學皆大公無私、急功好義。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為同業之間的典範，但得鏘先生不吝於分享自身成功的方式與資源，共謀整體的進步與成長。對於旅外的彰化同鄉，得鏘先生也擔任同鄉會的幹部，相互扶持、不遺餘力。對於同為彰化高商的同學之間，彼此聯絡情誼，且熱心參與「台北市彰商校友會」，本欲八月接任校友會會長之職，不幸病逝，校友追贈「榮譽會長」以表彰其貢獻。

    近半年來雖然得鏘先生罹患癌症，但仍勇敢面對疾病、積極接受治療，由於所患為罕見的腹膜癌，台灣缺乏病例，雖經長庚、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等名醫治療仍然束手無策，於7月9日因腹膜癌末期所併發的多重器官衰竭卒於正寢，享壽六十有六。得鏘先生在病危時仍表示願意提供個人的醫療過程與病歷供後續做醫學研究，台北醫學大學日後將舉辦研討會以研究這種特殊病例，其奉獻社會與造福人類的精神值得敬佩。

    西方俗諺有云：「如果一粒麥子不墬入土裡而死，仍舊是一粒麥子；如果麥子墬入土裡，就有機會結實纍纍。」得鏘先生雖然離開我們，但是他所散播的愛心種子、處世行誼、風範義舉，在真善美的大家庭之中已經結滿了果實，今後其典範將夙昔於眾人的身旁，其精神更待眾人發揚光大。

                                                                                                                                  胡川安 謹述

父親的往生

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真善美家園、仁友愛心家園創辦人胡得鏘先生慟於7月9日15時45五分因腹膜癌末期所併發的多重器官衰竭卒於正寢，享壽六十有六。長子胡川安、長媳林蓁媖、長女胡珺瑩隨侍在側。

追思會將擇日擇地舉行，另行通知。

耑此奉聞

父親往生的相關報導：

聯合報：http://m.udn.com/xhtml/HistoryArt?articleid=3881639

中國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12000498-260107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95287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4/7/11/n4198293.htm%E7%B5%82%E7%94%9F%E7%8D%BB%E5%85%AC%E7%9B%8A-%E7%9C%9F%E5%96%84%E7%BE%8E%E5%9F%BA%E9%87%91%E6%9C%83%E5%89%B5%E8%BE%A6%E4%BA%BA%E9%81%8E%E4%B8%96.html

 

孤子 胡川安謹啟

 

「大」、「小」便的文化史：讀《東京見便錄》

我喜歡關注生活周邊的一切，特別是出外旅遊時，所看、所聽、所聞、所食，都是與原來生活的比較，周邊的的小細節，多少可以反映一個文化。

出外旅行，除了遍覽風光、享用美食、體驗人文，對於每一個人而言，上廁所可能比吃三餐的次數還要多，我曾在中國不同地方旅行，對於大部分的廁所都不敢恭維，有時在鄉間，數十公尺外就知道廁所的存在，惡臭難聞，沒有沖水、沒有馬桶，只有一條長長的溝渠，上面鋪了快要腐蝕的木板，下面滿滿的蛆，如廁的經驗堪稱驚魂記。

如果中國是恐怖與噁心的如廁經驗，對照組的另一端就是日本，曾經造訪過日本的人，應該都會注意到日本廁所的清潔與衛生，不會遠遠的就聞到阿摩尼亞的味道，有時甚至使用中都聞不到，還會感覺到一股清爽的氣息。

記得曾經在日本看到清掃中的公共廁所，清潔人員不只使用拖把或是長柄的清掃用具掃除，他們跪在馬桶前，以手拿著抹布仔細地擦拭馬桶的內緣，不禁讓我感到震撼，即使在家我也只是拿著長柄的刷子洗馬桶，這樣跪在公共廁所的馬桶前，一個一個擦拭馬桶和小便斗，應該不只是清潔公司的要求，基本上是一種全民的衛生文化。

人對於內急的需求就像是飲食一樣必要，但是大家花了很多的時間討論食物，講究食材的來源、烹飪的方法和味覺的享受，卻很少人花時間在討論廁所的空間、如廁的方式和衛生的要求。

廁所在我們的文化中似乎是一個不被談論的對象，他隱蔽於大家的話語之中，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也需要它，卻很少人討論一個好的廁所應該是怎樣？

當我在書架上看到了齋藤政喜的《東京見便錄：窺看廁所「大」、「小」事》有如開啟了一個世界，這本書除了介紹日本現在一般家庭所使用的廁所，也採訪了東京各式各樣特殊的廁所，還拜訪了防災式的廁所、專為女性設計的立式小便斗、老人使用的廁所……等，也參觀了東京的下水道，了解這些「大」、「小」事的最後流向，並且也自行在家設計最具環保概念的廁所。

作為一個「廁所評論家」，齋藤政喜之前還寫過《東方見便錄》，參觀亞洲各地不同的廁所，討論如廁的方式、廁所的空間和衛生的習慣，我們可以透過飲食了解一個文化，同樣也可以從排泄的習慣理解各國的差異。

旅行過不同地方，回過頭來觀看日本特殊的排泄文化，齋藤政喜透過廁所了解到了日本人的特殊性，在這本小書之中以時間為經，從過去到未來，介紹日本廁所的引進與使用，透過日本人個性的轉化，成為特殊的排泄文化。

對於日本人來說，西式的沖水坐式馬桶，最早出現在三菱財團的創辦人岩崎彌太郎在東京上野不忍池畔的宅邸，雖然說是西式，但進入日本之後還是有一些改變，馬桶的座身維持陶瓷，然而坐墊卻改成日本人習慣的木板，與肌膚接觸的時候才不會產生冰涼感。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還是習慣傳統的蹲式馬桶，這個馬桶主要是為了接待西方的賓客。

西式廁所傳入日本之後，在日本也產生了「在地化」的過程。日本人不以發明著稱，卻擅長把他人的發明加以改造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例如說，很多人以為免治馬桶是日本人的發明，但其實本來是美國的醫療用馬桶，因為發射的水溫和方向不穩定，才沒有繼續在美國發展下去，日本人利用了伸縮式的噴嘴提高命中率，並且使用先進的設備控制水溫，才得以量產，成為現在日本家家戶戶都有的設備。

或許我們已經忘記是甚麼時候開始使用馬桶了，人要習慣馬桶，並且可以在上面舒適的排泄，其實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傅柯可能會說是「規訓」！)，小孩從包尿布到使用廁所，也得一步一步來，馬桶如何適合不同年齡、不同生理需求、不同性別，廁所的空間、設計就相當重要。例如：大人的馬桶對於小孩而言，不僅太高而且太大，容易造成緊張感，不同身高的小朋友對於廁所的高度也有不同的需求，透過不同高度的設計，在設計上減低小朋友的緊張感。

對於生理上的需求，也必須加以照顧，像是相撲選手所使用的廁所也得符合他們的體型，而面對未來的老年化社會，老人們較孱弱的身體，則需要透過特別的輔具讓他們排泄的過程更加順暢。

透過排泄，也可以了解身體狀況，比如宿醉或是暴飲暴食的隔日，總會排出比較濃的尿液，而每天觀察自己便便的形狀，也是身體的重要訊息，透過廁所也可以管理一個人的健康，上廁所同時量體重、血壓、尿糖、體脂肪……等，長期觀察就可以了解身體的狀況，在日本的某些社區中，智慧型的廁所不僅處理排洩，也長期紀錄使用者的健康情形。

廁所存在每個家中，有錢的人或許可以把廁所布置地金碧輝煌，沒錢的人只好樸素一點，但是不管是富裕或是貧窮、美或醜、男或女，現在城市當中，排泄物都進了下水道。東京的下水道透過汙水的處理，使水再生，最後再度回歸河川、海洋，完成了自然的循環。排泄終究是人類生物性的一部分，自然的循環就是透過微生物分解排泄物之後再度滋養生物。

當我們面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未來的廁所是否可能就地解決，不用依賴大型的下水道呢？

日本人已經在某些缺乏下水道的公園、鄉村使用就地解決的方式，不是中國那種溝渠式長滿蛆的便所，仍然是無臭、無味，且兼具生物科技的廁所。在馬桶之中不再是水，所以不用擔心便便掉下去會噴濺上來，而是撲滿鋸屑，鋸屑之中充滿微生物，並且加溫至五十度，使微生物能夠加速活動，每次使用完之後，攪拌一分鐘加速微生物分解便便，只要定期檢查機械的運作，並且每年將鋸屑直接回歸大地，就可以完成生物性的循環。

以往我曾經住在法國、美國，現在則是住在加拿大，這些我們所說的西方先進國家，他們對於廁所的衛生要求也沒有達到日本人的水準，或許在西式的沖水馬桶傳進日本之前，日本原有的衛生要求就比一般文化來得高，所以伴隨著廁所而來的排泄文化，就具備日本的特殊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過度潔癖的習慣。

事實上，廁所評論在日本不只有齋藤政喜這本書而已，各式各樣的廁所圖錄、評鑑、專家都在仔細的研究排泄的處理方式與可能性，透過討論、研究或是實際上的使用，講究如廁的空間、氣氛與舒適度，多角度的理解這個每天無可忽視的存在。

建築的神啟：丹下健三與東京聖瑪利亞大教堂

各行各業都有大師，大師創造出時代的方向、建立標準，讓後起的人得以追隨，大師豎立起高度，讓來者難以望其項背，大師讓晚輩得以站在其肩膀上，看得更遠。

丹下健三不只是大師，在日本戰後的建築界，更像是一個國王，丹下的兒子丹下憲孝如此描述其所創造的王國：「他不是那種千方百計在每一項設計中都加入自己風格的人，對一個絕對的國王來說，無須親自建造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別人也會百般追隨他的喜好。」

時代的因素或許可以解釋一個大師如何崛起，但並不完全可以說明大師的地位，大師的作品不僅可以反映時代，還領導未來的方向。

丹下健三出生於191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建築系，在日本戰後的建築家系譜之中，丹下健三與前川國男算是第一代；第二代是1928年出生的槙文彥、菊竹清訓、31年和34年的磯崎新、黑川紀章；第三代是41年出生的東邪與西毒：安藤忠雄和伊東豐雄。

或許這樣的分類比較草率，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時代的軌跡，丹下健三活動的高峰主要在1960年代，由於日本當時經濟高度的成長，東京奧運和大阪世界博覽會相繼舉辦，對於科學、技術文明的樂觀態度，相信時代會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不斷地進步，而丹下的建築最主要的就是反映這個時代的特色。

出生於戰前的丹下健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在戰爭期間沒有甚麼建築可供設計，於是進入東大的研究所繼續進修，直到戰後，他才得以大顯身手。

歷經戰爭的摧殘，日本本土很多地方都成了一片廢墟，尤其是廣島和長崎這兩個遭受原子彈蹂躪的城市。

丹下健三第一件獲獎的作品就在廣島這個象徵日本從廢墟當中迎向未來的城市，在「廣島城復興和平紀念城市建設法」的競賽中，丹下健三設計了廣島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廣島和平廣場為核心，設置城市軸，其中還有原子彈爆炸的陳列館、慰靈碑。在建築中，最令人震撼的畫面就是一棟原爆過程中尚存的殘破建築，遙遙地與慰靈碑相對，整體的設計相當簡潔，透過刻意放大的規模讓建築增加紀念性。

使得丹下健三成為大師的作品當屬1964年東京奧運的主場館代代木體育館，以高張力的纜索作為屋頂，並且以懸吊式的大跨度空間結構，宛如吊橋一般的空間感，120公尺完全沒有落柱，呈現一覽無遺的空間。除此之外，尚透過螺旋形漩渦呈現出流動的感覺，展現出既具備動感又靈活的內部空間。

丹下健三也在代代木體育場完工的同一年，完成了東京聖馬利亞教堂，創作力和技術能力都達到了巔峰。

東京聖瑪利亞教堂

東京的聖瑪利亞教堂本來完成於1899年，為木造的哥德式建築，不幸於二戰時燒毀。為慶祝日本政府承認天主教一百周年，於1961年開始競圖，當時參加的建築師都是一時之選，除了丹下健三之外，還有谷口吉郎，也包括丹下健三的老師前川國男。

拿下優勝的丹下健三當時並非天主教徒，他並不了解天主教的教義，而是想要設計出一個具有神啟的空間：「要讓人不論站在哪個角度，都看不到教堂空間全貌的神祕空間。」

在建築的外觀上，丹下健三使用了「雙曲拋物面的薄殼結構」，使用混凝土鋼筋的薄殼建築在1950年代開始成熟的利用到建築上，知名的建築像是雪梨歌劇院，台灣東海大學的思義堂都是同一種技術。

丹下健三與結構技師坪井善勝相互地討論，將技術與設計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超過3600平方公尺的空間之中，將8片RC的薄殼面以十字形直角交叉，構成雙曲拋物面，可以使建築的構件較為輕巧。

聖瑪利亞教堂的薄殼結構不是幾何形狀，而是不規則的傾斜三角形，有如一隻等待飛翔的鳥，造型與設計即使在今日看來都相當前衛，何況當時沒有電腦可以計算結構時，在施工上相當不容易。

教堂外部以閃閃發光的不銹鋼象徵聖母與基督的光輝，在東京的天空下，光芒射進社會與人類的心靈之中。相較於外表的輝煌，內部則是形成洞穴一般的空間，薄殼曲面之間的玻璃將外面的光線引入。丹下健三的想法認為：「在神聖的空間之下，為什麼需要柱呢？神指引我用牆來延伸成屋頂，而屋頂再延續成牆，就這樣空間的結構產生了連續。」

與西方所參觀的天主教教堂不同，沒有太多的裝飾與彩繪玻璃，內部由清水混凝土所形成的樸素空間，在高達四十公尺的廣闊空間中，連續且開放，透過外部的光線將視線引導至前方的十字架上，在這樣的空間中，人的心自然地沉澱而寧靜，謙卑地敬仰著造物主。

已經超過半世紀歷史的東京聖瑪利亞教堂，是丹下健三作品當中我最喜歡的。大多數的教會都會將大門正對馬路，然而設計聖瑪利亞教堂時，丹下健三讓參拜者先走到盧爾德之泉，再走入聖堂。

平日的午後，從JR目白站出來之後，我們在安靜的文教區與住宅區中散步，在遠處不意察覺到這棟建築。走進只有寥寥數人的教堂內，似乎感受不到宗教的神啟，而是震撼於整體的空間設計。

設計教堂時，丹下健三並非天主教徒，直到晚年才受洗，而建築大師的葬禮就在自己所設計的教堂中舉行。丹下健三不只是一個建築大師，他更帶領了一批後起之秀，並且成為第一位獲得普立茲建築獎的亞洲人。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代代木體育場和聖馬利亞大教堂都是丹下健三早期的作品，也是創造力最高的時候，丹下健三不只蓋起一棟一棟的建築，他思考自身的文化、傳統，對於建築的機能性與城市、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有很深刻的反思。

2005年丹下健三以91歲的高齡去世，大弟子磯崎新宣讀弔辭：

丹下最大的功績在於通過國家的重大活動，讓世界認識了日本的現代建築，與其說他是建築設計師，還不如說他是位管弦樂隊的指揮家，隨著他的去世，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弔辭中一再地強調「Will」這個字，說明丹下健三一生中建築設計的強烈「意志」，而這個「意志」也就是他留給後生晚輩的「遺言」(Will) 。

馬英九與鄭克塽：讀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的《中華鄰國：台灣閾境性》

比較歷史下的台灣

黑格爾曾經指出「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同時馬克思還補充，「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馬英九逐漸將台灣推向鬧劇的邊緣，回顧台灣歷史，第一次的悲劇出現在甚麼時候呢？

17世紀中期，東亞海域上的霸主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小王朝，死後由兒子鄭經繼任其位，由於清軍在華南沿海步步進逼，鄭經逐漸放棄閩南各島嶼，將兵力全面撤退至台灣和澎湖。除了軍隊以外，官員、縉紳和遺老也隨鄭經入台。

繼荷蘭人殖民台灣之後，鄭氏在台灣也建立殖民政權。雖然鄭成功仍然遙奉明朝的正朔，但是鄭經已經逐漸的「在地化」，在台灣成立自己的王國，由1669年鄭經寫給滿清官員率泰的書信之中就可以看到：「曩歲思明(鄭成功稱廈門為思明)之役……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鄭經不再有反清復明的想法，不再禮遇明朝的遺老、王室，認為清已經取代明代的正統，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的小王國。

從當時的國際文書之中，也基本上承認東寧王國的獨立性，鄭經以台灣西部為根據地，控制東亞從日本到東南亞的海域，英屬東印度公司給他的文書也都以「陛下」(Your Majesty)稱呼。

對於東寧王朝獨立性最主要的威脅還是來自對岸的清帝國，當康熙皇帝逐漸穩定中國的局勢，平定三藩之亂之後，逐漸豎立了本身的正統性，但是，對岸這個東寧王國，曾經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只有加以征服，改朝換代的工作才算徹底完成。

鄭經的繼任者鄭克塽，自知不敵清帝國的武力，曾經寫兩封降書給康熙，表達了當初反清復明的錯誤，承認清政府已經代表代表中國的天命，東寧王國願意回歸中國。

相似的例子也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節節敗退，最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到了台北，本來是控制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最後統治權只剩台、澎、金、馬，蔣介石也在台北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了。」

蔣介石雖然想要反攻大陸，但是出於自身的能力不足與國際條件的因素，終其一生只能坐困台灣，死後也無法入土為安，一具無法腐爛的屍體安置於小島台灣。蔣氏王朝的繼承人蔣經國知道無法回到他們的中國，只好推動本土化，並且開始建設台灣。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1949年建政之後，歷經了一連串的混亂與左傾運動，以恐怖統治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然而，在國際上仍然無法取得認同，直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國際上中國的合法政權由共產中國所取得。

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言，嚴苛的處境還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更加困難，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國家自信心也跟著成長，普遍相信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和歷史上的盛世一般。

回顧歷史，當清帝國的康熙盛世時，台灣島內也分成中國派與台灣派。前者覺得應該與這個大國統一，後者則是覺得應該努力發展台灣，反思現代的台灣，基本上也可以分成這兩派。弔詭的是，不管是鄭氏的東寧王朝或是蔣氏政權，原本都相信自己代表中國的正統，明朝被關外的「野蠻人」所取代，中華民國則是被厭棄中國文化的共產黨所打敗。

歷史可否比較？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畢竟，時空環境的轉換、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使得比較之中的變數太多，無法簡單的進行比較，高格孚所使用的方法，以他的話來說，是「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東寧王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具體的相似性展現在：

他們都是被非法政府推翻之中國大陸政權的合法繼承者。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比起文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誰才是正統繼承者在政權的競爭上是更為重要的。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面對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台灣力量之弱化，捍衛島上政府主權與競逐政治正當性這兩個目標，開始與另兩項政治價值有所抵觸—保護大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促進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強權。與中國的重新結盟遂成為可能的選項，因此造成了兩個時代的島嶼政權內部的分裂。

高格孚長期關心台灣問題，畢業於法國政治學院(Science Po)，其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轉變，曾經長達五年的時間在台灣學習中文、工作和研究，法文的博士論文超過800頁，其濃縮版曾經以《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一書在台灣出版。

作者認為由中國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已經居住了半個世紀以上，建立起和中國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逐漸認同這塊土地，但是對於外省人而言，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產生邏輯的錯亂，到底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文化上的中華，相互之間的混淆使他們產生認同的焦慮。

高格孚畢業之後，在法國教授台灣政治，也成為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處的主任，是法國學術界中非常了解台灣狀況的人，甚至《中華鄰國》是他本人以繁體中文書寫而成。

高格孚的《中華鄰國》一書有感於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節節敗退，把中國視為台灣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救星，打壓國內的民主、獻媚於中共，警察蠻橫，台灣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當下，高格孚嘗試從比較歷史的立場思考台灣問題。

鄭氏王國的東寧政權為清帝國所消滅，具有相似歷史處境的台灣是否也是如此呢？高格孚並不這麼悲觀，他認為不一定得走向中國，因為當下台灣所具有的優勢、也是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差異，台灣所具有的民主社會、公民論壇、政黨輪替，再加上國際局勢也已經大不相同，這些發展方向正是台灣社會得以生存下去的優勢。

馬英九不是鄭克塽，當清兵入侵台灣時，鄭克塽只有十二歲，無法決定台灣的未來，只能任由週圍的朝臣擺布；然而，馬英九主導了所有的政策，他壓制台灣民主的發展、抑制公民權力、獻媚中國的態度使有利台灣的國際局勢轉為不利，使二十一世紀台灣生存的優勢逐漸喪失。

閾境性 liminality

從歷史的比較出發，高格孚嘗試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閾境性」，這是從人類學當中liminality借用過來的概念，我們可以簡單說這是一種中介的狀態或時期，以人生的階段來說，類似青少年時期，既非兒童，也不是成人，是一種模糊、曖昧的中間狀態。

以「閾境性」比喻台灣的地位，承認台灣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華文化，但台灣並不是中華文化的邊緣，卻是可以觀察中華文化的一個地方。台灣與中華文化親近，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但是又夠遠，保持其獨立性、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可以站在較為中立的距離觀察中華文化，這就是高格孚所謂的「中華鄰國」。

高格孚嘗試從歷史與現實尋找台灣的定位，為台灣找到一個在文化上和主權上的空間，但是只從兩岸的關係思考台灣或許過於簡單，從鄭氏王朝到蔣氏政權，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之中，台灣的文化已經不只與中華文化親近，台灣文化的基盤是原住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結合，經歷荷蘭、東寧王國、清帝國、日本時代，戰後蔣氏殖民政權入台，帶著大批的外省人，而新世代的台灣之子很多是東南亞新住民的後代，如果說台灣處於一個中介地帶，其中不只有中華文化，而是東亞海域上的中間地帶，不是中國、不是日本、也不是東南亞，這種特殊性就是台灣本身。

高格孚學術簡歷

2011-2012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科會客座副教授
2010-2012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部研究員
                    歐洲臺灣學會執行委員（2008-2012）
2007-2009   法國高等教育部與臺灣國科會「臺法前鋒科學計畫」（FoS）人文社會科學小組召集人
2005-2009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臺灣研究小組」研究群召集人
2005-           法國里昂大學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Lyon）副教授兼東亞學院研究員
2004-2005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者
2002-2005   法國河榭大學（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中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

2002，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ed.)， Armonk: M.E. Sharpe Publishers
2004，《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Taipei: 允晨文化
2008，出日文版《臺湾外省人の現在―変容する国家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Tokyo: 風響社

另發表60餘篇與臺灣相關之英文、法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