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雅興：六義園及夜楓

2013年的深秋造訪東京的六義園，夜裡的楓紅、雅致的造景背後，還有牽扯不完的後宮歷史故事、情慾糾葛和文士們的唱酬。

最近幾年後宮的戲碼在中國引起很大的歡迎，這股風潮也吹到台灣來，早在這波後宮戲引起注意之前，2003年6月日本的富士電視台就播出首部的《大奧》，共拍了3部連續劇，以及3部相配合的SP和1部外傳SP，2006年末，拍了《大奧》的電影版。

在2005年第三部《大奧‧華之亂》和2012年所拍的《大奧‧永遠》之中，故事的歷史背景設定在元祿時代，為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當政時期，大奧演出了後宮女人之間的鬥爭，但是，情況有時會更複雜，因為德川綱吉不只喜歡女色，尚且愛好男色，使得競爭情況更加錯綜複雜。

德川綱吉的將軍生涯中，被寵愛的男童就高達36人，側用人柳澤吉保深獲寵愛，由側役人作到大名，擔任過出羽守和美濃守。元祿元年，綱吉親政之後就讓吉保出任大名，並在元祿11年將自己名字中的「吉」賜與柳澤，改名「吉保」。

吉保受到將軍的寵愛，被封為甲府藩15萬石，當時的甲府藩不封給德川家以外的人，可見他所受到的寵幸。柳澤吉保和德川將軍一樣是個雙插頭，既與將軍燕好，又娶妻生子，成家的方式可謂相當多元，將軍一死之後，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被清算，急流勇退。

如果從倫理的角度看，柳澤吉保可能是個佞臣，既有男色、又有女色，如果是傳統中國的歷史學家，覺得道德風紀關乎國家治亂興衰，會說這是一個亂臣賊子出現的時代。

但是，如果從文藝史的角度來看，柳澤吉保無疑是江戶時代重要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儒學家。

德川家康統一天下之後，定都江戶，希望營造萬世之都，當時的江戶是政治上的中心，但是說起文化的中心，大家心目中所想的還是天皇的京都，而將政治與文化的中心相結合是吉保的理想。

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之所以和吉保如此地親近，或許除了情慾上的關係，還是相知相惜的夥伴，一同推動江戶的文化和藝術活動，將當時一流的文化人從京都請來江戶，附庸風雅、吟詩作對。

對於日本文人而言，傳統文學的精神主要表現在《古今和歌集》和《源氏物語》之中，以京都為舞台所展現的文學最高成就，對於這兩本經典的研究、演繹和模仿，是他們一代一代文人對於經典的致敬。

柳澤吉保的元祿時代，天下太平、經濟富庶，為文化的復興提供了相當優渥的種子，文藝的新時代從研究文學經典開始，一個文學史家島內景二稱為「元祿文藝復興」(元禄ルネッサンス)的時代。

然而，《古今和歌集》和《源氏物語》以京都為背景，當江戶的文人要想像這些古代的場景時，不能沒有一個新的地點、一個理想中的庭園寄情其中。

柳澤吉保的後半生隱居起來，不過問政事，寄情於庭園、藝術和學問，六義園就是將軍德川綱吉賜給柳澤吉保的庭園。元祿八年(1695)，從舊加賀藩得到這塊兩萬七千坪的土地，透過七年的時間整修，引進千川上水，並且依據庭園的需要堆築山丘或是挖掘池水，構築成回遊式庭園的景觀。

「六義園」的名稱源自《詩經》的分類方式：賦、比、興、風、雅和頌六義，《古今和歌集》也採用此六種形態，稱為「和歌的六義」和「和歌的六體」。

熟悉日文的朋友一定知道日文分為音讀和訓讀，前者為漢字傳入日本時的發音，後者則維持日文的音，而以漢字表示，「六義」的訓讀是「むくさのその」，而音讀則是「りくぎ」，兩者的差別在哪呢？

在柳澤吉保的《六義園記》使用的是訓讀，強調「六義園」在和歌上的傳承，所強調的是日本文藝的傳統，而非借用中國文學的部分，從「六義園」的造景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傾向。

在六義園的八十八景都是按照和歌中所造的景，像渡月橋、玉藻磯、宜春亭、枕流亭、吟花亭、千鳥橋等都有典故，且具詩意。

從江戶到東京，時代的淘洗之中，很多名勝古蹟和日式庭園已經不復存在，然而，日本人懷舊的心態，使一些知名的庭園仍然存在於東京的不同角落，不僅是「都市之肺」、提供休閒和生態上的遊憩功能，還有文化和歷史上的意涵，像是小石川後樂園、向島百花園和六義園等江戶時代留下來的庭園，讓現代人一睹以往文人的風雅。

除此之外，秋日的六義園還有欣賞夜楓的活動，「楓葉和點亮的大名庭園」(紅葉と大名庭園のライトアップ)已經成為近來東京兼具時尚和古典的活動。

2013年的深秋，再度造訪東京，或許是城市較為溫暖的關係，東京的楓葉較日本其他地方來得晚，可以維持到12月初。

從山手線的車站下來，秋日晚上的微風吹來，走在現代化的東京街頭，沒有想到附近就是古意的「六義園」，門口已經排滿準備欣賞夜楓的人潮，似乎大部分都是情侶，賞楓本來就是浪漫的事，夜楓更令人心醉。

住在加拿大已經五年，從這個楓葉之國來的我對於楓葉照理說應該不覺得特別，但是日本的楓葉有種特殊的美，比起加拿大的楓葉，顯得秀麗、靈氣，展現出日式的楓情。

六義園的中心為大片的池水，池水中心的島為紀州(和歌山縣)「和歌の浦」之景，為《古今和歌集》和《萬葉集》所吟詠的勝景。

楓葉在初秋、中秋和深秋都有不同的美感，一天的不同時刻也有各自的美，但沒有想到日本人可以在夜中賞楓，透過燈光、池水，展現楓葉晚上的姿態。

而「六義園」的夜楓更具風雅，使得夜晚的東京不只燈紅酒綠，更是紅葉似錦，在古代文士的庭園之中，更可以感受到古今交錯。

美食的文化交流：日式豬排飯的故事

每次到日本時，總要吃上一次日式豬排飯，脆皮金黃色的外衣，酥脆的口感，鎖住其中甜美的肉汁，再加上清爽的甘藍菜解膩，配上白米飯和味增，可以說是人間美味。

日式豬排飯

台北雖然也有不少日式豬排飯，但大部分和日本所賣的還是有一點差異，在台北的日式炸豬排店家中，從東京來的「勝博殿」可能還吃得到一點和風，但是與日本的相比，仍然有所距離。

昭和初期銀座的「煉瓦亭」發明出日式豬排飯之後，日式豬排飯到戰後的發展更加地精緻，而且豬肉和牛肉的發展過程相互影響。日本人所發展出來的日式霜降牛肉，同樣的養殖方法也應用到豬肉之上，即在豬隻宰殺之前的一段時間，幫豬按摩，將豬的脂肪平均地散佈，使得食用時的口感更佳。

在品種的飼育上，1997年由東京畜產實驗場花費七年時間所培養出來的新品種「TOKYO X」則稱為夢幻般的品種(幻の豚肉「東京X」)，混和了西洋的約克夏豬、杜洛克豬和北京黑豬，據說瘦肉的部分也佈滿霜降油花，入口即化，這樣神乎其技的養豬技巧，可能只有日本職人認真的精神才能完成的。

市面上的店家，經營一百多年的銀座「煉瓦亭」仍在經營著，是想要懷念豬排飯誕生時期味道的時候，才會拜訪的店家，一些大型的連鎖店，像是「和幸」、「まい泉」和「新宿さぼてん」……等，每一家的炸法和味道都有一些不同，但都相當美味，可以說是相當普及的平民美食。

在東京，我造訪過一些老字號的店家，有些僅此一家，別無分店，像是早年上野的御三家「双葉」或是「蓬萊屋」，而個人比較私淑的店家則是「平田牧場」，在東京有一些分店，一些店家也採用它的牧場所養殖的三元豬，像是以低溫豬油慢炸，並且灑上喜馬拉雅岩鹽的「燕樂」。

三元豬的產地位於東北的山形，是以肉質好的三種豬交配而成，平田牧場所養殖的三元豬稱為「平牧三元豬」不僅提供自家豬排飯的使用，而且還在超市當中販賣，供給一般家庭的晚餐。由產地所飼養的豬隻直送，肉質自然不在話下。

日式炸豬排不僅我愛吃，一般日本人也相當喜歡，號稱日本的「三大洋食」，雖稱是「洋食」，但是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出來，從日式豬排飯的歷史可以看出飲食文化的交流和吸收，不是單純的「西化」而已，而這一段歷史，可以從皇居被襲擊開始講起。

襲擊皇居

一八七二年，也就是明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清早，十名身著白衣的「御嶽行者」打算侵入皇居，遭到警衛的射殺，其中四名死亡、一名重傷、五名遭到逮捕。

御嶽行者是日本傳統神道教的嚴格修行者，他們遭到逮捕之後，說明其襲擊皇居的理由：

當今夷人來日以後，日本人專心於肉食之故，地位相互汙染，神因此而無居所，希望追討夷人，而且希望封給神佛領地、諸侯領地一如往昔。

御嶽行者所反對的是明治於同年一月二十四日天皇所頒布的肉食解禁，日本從七世紀中期天武天皇頒布〈禁止殺生肉食之詔〉之後，日本人的肉質攝取排除了家畜的雞、鴨、牛和豬，肉質主要從魚肉當中攝取。

由當時日本人所留下的紀錄來看，從貴族到平民階層，對於獸肉的接受度並不高，普遍的認為食用獸肉是不潔的飲食行為，不僅會讓身體有奇怪的味道，還會汙染身心，無法侍奉神佛。

明治天皇提倡肉食的理由顯然不是為了美味，而是認為獸肉的食用將可以強國保種，讓日本人的體格強壯起來，跟西方人一樣壯碩，才可以擠入先進國家之林，從這樣的角度而言，「明治維新」對於日本人來說不只是船堅炮利、不只是政治改革，還包含了味覺上的革命、身體上的適應和文化上的改變。

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明治維新提供了哲學的基礎，當時的日本人全面地吸收西方的文化，然而，在味覺和飲食文化的改變上到底是如何？具體的過程產生甚麼變化？

畢竟，從以往不吃豬和牛，轉變為對於獸肉的攝取，就好像原本不吃狗和貓的我們，以政治的力量要求我們吃這些動物，改變不可謂之不大，從日式豬排飯在昭和初期(二十世紀早期)的誕生，就可以了解日本在味覺和飲食文化的接受、改變與創新，也可以了解不同飲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西洋料理和洋食

「西洋料理」和「洋食」這兩個字，日文的漢字和中文一模一樣，從字面的意義來看，似乎也沒甚麼不同，但是如果能夠回到大正、昭和時期，也就是二十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就能理解這兩個字的不同之處，也可以說明味覺和飲食文化的「和」、「洋」交流。

簡單的說來，「西洋料理」指的是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的飲食。明治時期，在官方迎接外賓的「迎賓館」確認了以法國料理為宴請外國賓客時的料理，至今仍沒有改變。但是，「西洋料理」強調的是正統，最好能從料理的母國原封不動的將料理的味道、服務和用餐方式都搬到日本來。

而「洋食」則不能算是「西洋料理」的另一種說法，它是在「西洋料理」的影響下，在日本產生的轉變，按照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指出：「洋食從吃法到做法，卻都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這樣說或許還是有點難懂，但只要看看三大洋食(可樂餅、日式豬排飯和咖哩飯)之一的日式豬排飯的誕生過程就可以了解其中的差異。

對於日本人來說，由於有一千兩百年不吃獸肉的歷史，即使明治天皇嘗試透過詔令宣揚吃牛、吃豬的好處，但是一開始只有上層階級接受西方食牛與食豬的習慣，日本人無法吃獸肉的原因在於文化和味覺習慣上無法接受。

文化上，由於日本人以往將獸肉與不潔、汙染等觀念結合在一起，明治政府雖然想透過政令宣導吃肉的好處，但是一開始還是無法普及人心，透過福澤諭吉或是知識分子的宣傳，將吃獸肉與文明開化結合在一起，漸次的傳播開來，例如，服部誠一的《東京新繁昌記》中的記載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當時的想法：「牛肉之於人，是開化的藥店，是文明的良藥。可養精神，可健腸胃，可助血行，可肥皮肉。」

明治時期，牛肉和豬肉的傳播仍然無法普及，透過軍隊當中的飲食，讓一般人民也可以嘗到獸肉的味道，這些軍人退伍之後，有些回到家鄉販賣獸肉，讓大家漸漸地不再害怕吃這些肉。

但是，敢吃獸肉是一回事，調味和烹煮上則又是另外一回事，日本人不習慣西洋料理的食肉方式，也不習慣吃肉配麵包，更不習慣刀叉的使用方式，如何在飲食習慣和調味上轉變成日本人的食物，還有一段路要走。

一八九五年，「煉瓦亭」(現在仍在銀座二丁目開業著！)嘗試著以天婦羅的方式來炸豬排，和當時所流傳的西洋料理不同，天婦羅的炸法是深油炸(deep fat frying)，而不是西洋料理常使用淺油煎(shallow fat frying)。岡田哲在《明治洋食事始》中提到日式豬排與西洋豬肉排的差別在於：

豬肉排是把薄肉片覆上麵衣，煎炒而成的。然後淋上大量的醬汁，用刀叉邊切邊吃。另一方面，「日式炸豬排」則是在較厚的豬肉上灑鹽、胡椒，調出底味，再裹上小麥粉、蛋汁、麵包粉，像天婦羅一般油炸而成。至於配菜則附上切碎的甘藍菜，為了方便用筷子吃，事先切好再裝盤。……澆上日式炸豬排醬汁之後再吃，它們和味增湯、米飯非常對味。

豬排飯成為日式的「洋食」，而脫離「西洋料理」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很明顯了。烹煮的方式不同，並且使用厚切的豬排，不用刀叉，是為了筷子使用上的方便，將甘藍菜和豬排都先切好，並且使用與味增和米飯對味的醬汁。

透過獨特的味覺和飲食文化，將豬肉轉化為「和製洋食」，成為日本人可以接受的食物，這樣飲食文化的轉變，已經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在自身的需求上，將外來的影響變成自身的過程。

從東京出發：東京車站與丸之內散步

2014年的正月，天氣仍然寒冷，1月1日告別台灣，準備回加拿大，在東京轉機時，仍在這個我們喜愛的國度旅行。從東京出發的一年，希望一切平安順利。

 

或許由於東京的交通系統太過複雜，從外地進入東京的第一站往往不是東京車站。外國人從成田機場進入東京，在上野或是日暮里就順著山手線或是其他的地下鐵系統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地。

而日本國內的旅客，從東北、上越或是長野進入東京的旅客，也是在上野轉乘其他的列車；東海道的旅客則是在品川車站轉乘。

 

現在東京站每天出入的旅客不一定有上野、新宿等大站來得多，但是東京站的意義不只在於交通，還在於文化、歷史和象徵的意義。

 

從東京車站走出來，可以感受到日本現代化的歷程，雖然說是「現代化」，但從明治維新至今，也已經是一個半世紀之前了，「現代化」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而在東京車站及其周邊的丸之內，可以看到明治時代所傳來的倫敦建築風格和大正時代的紐約風格。

丸之內指的是由東京車站到皇居之間的這段街區，主要從一丁目到三丁目，東京車站前方的南北向道路是「行幸通」，是天皇從皇居出來到東京車站的這一段路。

 

在2012年的10月1日，以紅色磚瓦(赤レンガ)建築而成的東京車站，結束復原的工事，以一百年前開幕時的丰采重現於世人的眼前。

從明治時代以來，朝著現代化道路邁進的日本，大量的建設鐵路這項現代化重要的工具，面對皇宮的東京車站代表的是走進現代的玄關，也是日本現代化的象徵。

 

東京車站所在的「丸の内」，在日本近代史的發展上，意義等同於「京畿重地」，雖然歷經歲月的淘洗，但是尊重文化和歷史的日本人，在建築上仍然盡量復原現代化初期的樣貌。

 

城市的發展有其延續性，「丸の内」這塊區域也是如此，其得名來自江戶時代，當時有兩重的護城河，處於護城河之間的就是「丸の内」，主要是武家諸侯的宅邸。

明治維新後，天皇從京都移居江戶，江戶成為現在的東京。由於當時國家剛剛統一，兵事倥傯，丸之內包含很多的兵舍和官廳，像是海軍省、陸軍省和練兵場。

 

當明治政府逐漸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為了東京的現代化，朝向現在國家的首都規劃，明治21年(公元1888)，東京市區的都市計畫通過，決定釋放丸之內的土地，開放民間購買，三菱集團的創辦人岩崎彌之助買了八萬四千坪的土地。

江戶時代，東京大部分的建築都是木造的日式房子，很容易引起大火，岩崎委託從倫敦來的建築師Josiah Conder計畫丸之內，他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建築之父，畢業於倫敦大學，師從19世紀英國歌德建築大師William Burges，他堪稱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Josiah Conder一開始應聘於工部大學校，即後來的東京大學工學部，所教育的弟子更是建構了整個日本近代的建築景觀。

 

Josiah Conder在明治27年(1894)完成三菱最早的辦公大樓三菱一號館、二號館和三號館，其後丸之內一丁目蓋好的辦公大樓，也是仿造當時的英國風，故有「一丁倫敦」的說法。

Conder確定了丸之內整體的風格，為了使市街沒有嚴重的壓迫感，當時的建築物規定在15公尺的高度。他將一生奉獻給日本近代的建築，43年居住在日本的期間，只有回去英國一次，娶了日本的太太，並對於日本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也向河鍋曉齋學習日本畫。

 

時代從明治走進了大正和昭和，日本也進入了二十世紀，東京車站在1914年開幕，為了天皇出巡的「行幸通」也開通，72公尺寬的道路直通皇居外苑，沿著「行幸通」兩旁的辦公大樓一棟一棟地蓋了起來，包括：東京銀行集會所、日本工業俱樂部會館、東京海上building、日本郵船大樓，帶來美國當時紐約的建築風格，故有「一丁紐約」（いっちょうにゅーよーく）的說法。

「丸之內」作為東京的中心，而東京車站可以說是丸之內的顏面，由此形塑整個空間的整體感覺。東京車站的設計者辰野金吾是Conder的弟子，他同時也設計了位處丸之內的日本銀行本店。

 

作為東京現代化的先驅，東京車站採用紅色的煉瓦和石造，改變日式傳統的木造建築，採用文藝復興樣式(ルネサンス様式)的紅色煉瓦建築，煉瓦的方式是採用英國的製造方式。

剛開始的東京車站只有四條線路，日俄戰爭之後於皇居正面開始建設，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之中沒有甚麼損傷，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襲所導致的火災，讓屋頂被燒毀，但是基本的骨架、造型和結構都還完好。

 

隨著戰後的發展，東京車站原來的面積雖然沒有增加，但鐵道與地下鐵的發展，現在成了一個有3.6個東京巨蛋大小、18萬2000平方公尺、28個月台、一天發出3700列火車的超大型車站。

 

日本人面對這樣的擴張，不是拆除東京火車站，蓋起更大、更新穎的車站，而是選擇在不破壞主體造型的狀況下，往地下發展。面對將近一百年的火車站，日本人選擇的是加強結構、並且努力使用原有的工法、原料和技術保存。

從東京車站走出來，隨處可見一百年前的痕跡，這些痕跡歷經歲月的淘洗，不見其風霜，原因在於「丸之內」的保存運動，很多建築本來已經不復存在，但是透過現代的技術，加強建築的結構，而保存原本的風貌。

保存與繼承街的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三菱一號館，在平成21年(2009)，日本最早的洋風辦公大樓三菱一號館復原完成，原本在1968年因為建築老舊而解體的三菱一號館為什麼要重新復原呢？

為了「保存與繼承街的記憶」(街の記憶の保存・継承)，日本人對於街的記憶是甚麼呢？

當昭和43年(1968)，明治維新100周年，三菱選擇的是將三菱一號館拆除，同年4月，隨著「丸之內」建築高度的解禁，三井不動產完成了156公尺的霞之關大樓(霞ヶ関ビル)。

1968年時，覺得三菱一號館「陳腐化、老朽化」，需要透過超高層的大樓來再生丸之內的都市空間，當時正面臨日本戰後的高度成長期，快速發展的經濟，需要有超高層的大樓來搭配。

然而，當大樓一棟一棟的蓋了起來之後，才發現發展並不是硬道理，街角的記憶、城市的過去都是人與建築和景觀之間的對話、都是生活的回憶。90年代至今的日本人，在泡沫經濟的影響之下，日本人開始思考發展的方式不是斬斷過去、蓋起高樓，而是與生活的空間相處，並且繼承街角與城市的記憶。

1894年完成的三菱一號館，是日本最早的洋風大樓，之後丸之內商業街從這個起點開始，構成了整個街區的風格。

回到原點、找尋記憶的源頭，三菱嘗試將解體的大樓蓋回來，平成16年(2004)，整理原有的設計圖、實測圖以及當初剩下的材料，嘗試以原有的煉瓦工法和製作技術重建三菱一號館。

過去的記憶雖然無法回復，但是透過街角的營造，我們能了解城市的過去，透過歷史與現在的對話，我們能夠了解城市的層次，知道複雜的層次不一定能夠使我們的生活過得更美好，但至少能夠更加豐富、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