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的誕生與表慶館
2001年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東京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辦的特展「解讀美術館—表慶館和現代美術」(美術館を読み解くー表慶館と現代の美術),從參展的名稱即可以發現表慶館和西洋現代美術傳進日本的關係。
和「博物館」這個詞彙一樣,中文的「藝術」或「美術」這兩個詞彙也是日本人創造的漢字,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接觸「art」所創造的詞彙。
繪畫剛開始譯為「畫學」,「風景畫」與「靜物畫」則分別為「landscape」、「still-life」的翻譯語。一般說來,他們被視同為「山水」、「花鳥」的對應物而被接納,但是事實上卻無法完全呼應、等同。舉例來說,嚴峻的水墨山水世界,與陽光灑落遍布的印象派風景畫,在感官上充滿了異質性。靜物最原初的語源為「死去的自然natura morta」,但是東方花鳥的世界中,描繪的都是飽含生命力的花草、鳥獸、魚蟲。
西方傳入的觀念,不一定在傳統的日本美術當中找到對應的概念。明治時代採用西方「art」的分類,將以往的書畫歸類為「古美術」,而新傳入的油畫、版畫等西式畫法為「美術」。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旁邊的「表慶館」,即是作為展現日本現代美術而成立的場所。
明治41(1908)年完成、隔年開館的美術館,是赤坂離宮(現迎賓館)、奈良、京都兩個國立博物館的建築師,也是宮內廳的御用建築師片山東熊所建,為了當時的皇太子,之後的大正天皇成婚的紀念。
表慶館的建築師強調對稱與空間的特性,中央的大圓頂,搭配左右對稱的小圓頂,以青銅打造,整體風格為新巴洛克式風格的建築。煉瓦(及磚造)造的外牆,砌上白色的花崗岩,一樓為四角柱、二樓則是愛奧尼亞式的柱頭,正面立著兩隻獅子,這座建築和台北館前路的台灣博物館最類似,兩者幾乎完成於同一個時代。
關東大地震之後,倖存的表慶館,由於東京博物館本館嚴重的毀壞,表慶館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維持博物館的營運,直到昭和13年(1938)年本館重建之後。
東京國立博物館本館右側的是坐東朝西的東洋館,陳列品主要是日本以外的亞洲美術、工藝品和考古文物,第一層為中國雕塑;第二層則是中國書法、繪畫和青銅器等文物;法隆寺寶物館在東博建築群的西南角,共有300多件文物,於1878年由法隆寺獻納給皇室,寶物館為了收藏這批文物而建。
東洋館與法隆寺寶物館的建築師分別為谷口吉郎和谷口吉生,他們兩個不僅同姓,還是父子,分別在1968與1999年完成這兩棟建築,在日本建築學界是一對傳奇的父子檔,為東博留下兩棟獨具風格的建築。
谷口吉郎的重要作品,包括:東宮御所、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本館、帝国劇場、出光美術館和大倉飯店的大廳。谷口吉郎在1920年代接受建築教育,師從日本建築大師伊東忠太,他一生主張將亞洲的建築風格融入西洋的骨架之中,為建築增加新的血肉。
在相同的主張之中,谷口吉郎的作品也特別強調日本的風土,呈現出日本建築的特色。東博的東洋館在建築的特色上遵循谷口吉郎的建築哲學,完成於1968年,以日式房子的「高殿造」為設計風格,將房屋的主體墊高。
谷口吉郎在日本建築界相當出名,但是現在他經常因為兒子谷口吉生的大名而被世人所認識。有趣的是,谷口吉生本來不想當建築師,他先是在慶應大學就讀機械工程,還沒讀完便去哈佛大學接受正式的建築教育,是二次戰後日本第一批出國攻讀建築的建築師之一。
回想1960年代的建築,早年柯比意的現代建築已開始被挑戰,當時的歐洲與美國都開始思考新的建築可能性,嘗試將建築與城市和人結合在一起。
從谷口吉生的建築來看,事實上還是看到強烈的日式風格,他的建築相當強調精確與俐落,或許來自早年學習工程的影響,建築巧妙的利用牆面和樓板,將空間以多樣化的塊狀呈現,並且將空間的呈現透過不同的面展現出流動的感覺,使得視線會隨著轉移,將參觀者引入空間之中。
法隆寺寶物館為周圍公園的綠樹所環繞,在表慶館的後方,當我們造訪時,秋日的楓葉正紅,穿過美麗的楓樹之後,柳暗花明又一村,看見一池清澈的池水,淺淺的池水用來映照四周的光影,讓周邊的景色與建築融合。
寶物館本身就像一座寶盒,小小的入口,進入之後則有眼睛一亮的空間感,建築師將寶物館設計成寬敞且明亮的空間,而且同時像是一座收藏珍貴物品的秘密場所。
整體的建築像是一個石頭製成的盒子,但是盒子的入口以大片透明的玻璃區隔,從外面看的時候,大片的玻璃映照著周圍的景色,隨著四季的風景而轉化,宛如一幅隨時變動的畫。當進入室內之後,望著室外的風景,玻璃消融室內與室外的空間感,讓寶物館成為一座可以親近、得以進入的建築物。
走進寶物館的展廳之中,精巧設計的照明燈光除了讓參觀的動線清楚外,四周的光線保持黑暗,只有珍藏的寶物被柔和的燈光照亮,凸顯寶物的神秘與珍貴性。
當從寶盒的內部走出來時,看著外面的楓葉以及藍天,深秋的陽光透過大片的玻璃過濾而且灑落在寶物館的大廳。在欣賞完珍品之後,望著外面的庭園美景,一點也不輸裏頭的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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