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的誕生：東京國立博物館建築群像 (上)

Museum 和 博物館

 

中文的「博物館」，是英文Museum的翻譯。事實上，「博物館」一詞來自日文的漢字，後來使用中文的人完全地參照日本人的翻譯。翻譯這個詞的人是一萬日圓紙鈔上的福澤諭吉，他在參觀19世紀歐洲的Museum之後，在《西洋事情》之中將歐洲這種為了傳播知識而陳列物質文化、古代器物和稀有寶物的地方叫做「博物館」。

 

福澤諭吉也觀察到礦物博物館，其中陳列著不同的礦物與寶石，各式各樣的金屬和寶石都陳列在其中，並且加以分類和標示著；動物博物館就是展示各式各樣的動物、魚類和昆蟲的地方；而植物博物館就是植物的陳列場所。

日本人的西方文明初體驗雖然可以推溯到幕府時代的蘭學，主要從通商口岸長崎傳入，但是大規模的西化還是從幕府末期與明治維新開始，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明治維新奠下了哲學的基礎。

 

當日本人前往歐洲參觀博物館時，19世紀的歐洲博物館主要是為了「展示」剛形成的民族國家，形塑當時公民的國家認同，也為了增加國家在國際上的文化實力。

 

本來「國民」或是公民就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生在哪一國不是可以事先決定的，要怎樣理解到一個國家的文化，需要被灌輸、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學習。博物館的建立就是告訴「國民」國家的過去。

不只是西方，東方國家的歷史進程也是如此，只是時間上延後了一些。明治維新之前，原本的日本人是束縛在世襲的階級之下：天皇、貴族、將軍、武士、平民或是奴隸階級，也被限制在各個大名和諸侯的管轄之下。當時的人只理解到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階級、在哪一個藩之下的人。

 

但是，當明治維新之後，國家統一，原本各個地域的人都變成國家的「國民」。國民在成為國民之前，是不懂得怎麼當國民的，國家的博物館就承擔了部分的工作。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建立

 

在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不只是一座博物館，可以說是博物館群，除了本館外，還分成東洋館、平成館、表慶館和法隆寺寶物館等。

 

坐北朝南的主體建築是主館，右側的是坐東朝西的東洋館，其中有10個展覽室，陳列品主要是日本以外的亞洲美術、工藝品和考古文物，第一層為中國雕塑；第二層則是中國書法、繪畫和青銅器等文物；面對東洋館，坐西朝東的是表慶館，為1909年完成的建築，現在只在專題展覽時開放；法隆寺寶物館在東博建築群的西南角，共有300多件文物，於1878年由法隆寺獻納給皇室，寶物館為了收藏這批文物而建；平成館則位於西北角，以迴廊和主館連接，為紀念現在皇太子德仁親王成婚而建。

從建築風格上來說，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群，每棟都不大一樣，具有的特色也不同，原因在於他們完成於不同的時代，每一棟都有歷史的烙印和時代的痕跡。

 

2012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慶祝140周年成立的紀念，往前推回去應該為1872年，也就是明治五年。然而，在上野公園內的博物館直到明治十四年由英國建築師 Josiah Conder所完成，才確立了博物館的位址。這樣的話，究竟前面幾年的博物館位於何處呢？

明治政府剛成立時，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要怎麼呈現，也花了一番心思，究竟甚麼樣的文物才算「國家」的文化呢？繪畫、陶瓷、書法等藝術算是「國家」的文化？日本所特產的蟲、林、鳥、獸，算不算自然文化或是自然史呢？

 

除此之外，博物館這種東西也是從外國學習而來，似乎別的現代國家有，日本人也要一座。1867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讓日本人開足了眼界，當時到歐洲參觀博物館的日本人把見聞詳細的紀錄了下來。明治政府還特別在文部省之下設立博物局，明治五年在湯島聖堂所舉辦的博覽會一般被當成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

 

1873年日本參加奧地利維也納的萬國博覽會，成立一個博覽會事務局以處理相關的事務。除此之外，政府也開始要訂立「國寶」的標準，一些以前私人收藏的美術作品、雕塑、寺院當中的書籍或是代代相傳的佛像、將軍和大名所收藏的器物，都將之描摹和列冊。明治五年的「壬申檢查」，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確認日本的國寶，防止失勢的諸侯或是華族，將這些東西變賣。

「壬申檢查」以奈良及京都、志賀、三重等古代神社寺院為中心進行寶物調查，文部省派出町田久成（1838~97，後來東京博物館的首任館長）擔任負責人，町田久成出身薩摩，在幕末時期為薩摩藩送出的英國留學生，當時他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以及巴黎的萬國博覽會，深感國家博物館對於凝聚國家認同的重要性。

 

町田久成以關西的古代神社和寺院為中心進行寶物的调查，在明治五年8月12日與敕使一同開封正倉院的寶物，對於古物進行攝影、臨摹、採集拓本等工作。當時所使用的臨摹以及拓印的工作相當紮實，很多清晰的摹本仍然存放於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當中。

 

町田除了登錄古物之外，對於國家博物館的建立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認為人文、自然史、產業都必須包含在內，所以一個具有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圖書館的大型園區就必須容納這些場所。他的想法後來具體落實在上野公園內的上野動物園、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

明治19年在上野公園所成立的東京帝國博物館，由倫敦聘來的建築師Josiah Conder所建，他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建築之父，畢業於倫敦大學，師從19世紀英國歌德建築大師William Burges，他堪稱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Josiah Conder一開始應聘於工部大學校，即後來的東京大學工學部，所教育的弟子更是建構了整個日本近代的建築景觀，像是設計東京車站和日本銀行本店的辰野金吾、設計京都國立博物館和奈良國立博物館的片山東雄。

 

Conder所建的博物館因為關東大地震的關係，現在已經不復見，但是，當初的設計圖還部分留存著，目前任教於波士頓大學的台裔美籍學者Alice Y. Tseng在其專著The Imperial Museum of Meiji Japan中將其復原，並且尋找Conder蓋這座美術館時的想法。

Conder的建築教育得自於倫敦大學，他將其後半生都奉獻給日本的建築，與同時代的英國建築師相同，當時他們都深受東方主義的影響，在建築上主要呈現的是撒拉遜(Saracenic)風格。

 

撒拉遜原來的意義，指的是今天敘利亞到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沙漠牧民，廣義上則指中古時代所有的阿拉伯人。撒拉遜的建築風格其實並不是阿拉伯人本身創造出來的，而是西方人指涉阿拉伯人建築風格的一種泛稱，後來英國殖民印度時，還出現一種印度撒拉遜風格，建築的骨架還是歐式風格，外表點綴一些伊斯蘭或是印度風格的裝飾，普遍的存在殖民地的建築之中。

 

從英國來日本的Conder，覺得日本以往的木造建築和西式建築無法搭配，所以在撒拉遜風格之中尋找靈感，建了一棟他所說的「偽撒拉遜風格」(Pseudo Saracenic)的博物館。

然而，Conder所建的博物館並沒有留下來，1923年關東大地震造成建築主體嚴重地破壞，必須重建，所幸沒有產生大火，使得其中的國寶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從明治、大正走到昭和，日本從一個貧窮的前現代國家，歷經維新，變法圖強，對外發動戰爭，在戰場上贏了中國和俄國等亞洲和歐洲的強權，對於自身的文化也較有自信，也具體地展現在其建築風格上。

重建後的本館，不再依靠外國人來建，不再是外國人眼中的「東方國家」，分不清伊斯蘭、中國和日本的差異，日本了解混擬土的使用方法之後，知道如何利用西方的建築，建造具備日本特色的博物館。

 

與Conder當初一開始所建立的博物館相比，復興後的本館更強調日本風味，博物館採用建築師渡邊仁的設計，是「以日本趣味為基調的東洋式」建築，建築本體採用混擬土鋼筋，而風格則是日本式，兩者形成所謂的「和洋折衷」。

 

以木造的和風屋簷為其特色，使用「切妻造」，即「懸山式」的建築，為東亞傳統建築常見的一種屋頂形式，屋頂的檁伸出牆外，還加入破風、垂木、組物和高欄等日本建築常用的樣式。

除此之外，正面入口處最為著名的就是「帝冠樣式」，以斗栱再加上琉璃瓦，模仿日本神社的屋頂，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最早使用這一樣式的建築，類似的設計之後也在殖民地台灣見到，像高雄車站。

 

重建後的本館可以看到日本對於西方建築的吸收與轉化，他們不只照抄西方當時的設計，透過自身文化的特色，將建築融入自身，採用西方建築耐震和防火的功用特性，再加上和風的樣式，使得它們現代化的過程展現出自己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