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5月的午後時光: 中山堂堡壘咖啡

從「明星」咖啡館離開後，穿過中山堂前的廣場，看到中山堂前的露台有個招牌「堡壘」咖啡廳，以前來中山堂觀看「台北電影節」的場次時，曾經想過有機會可以來坐坐，一晃眼時間就過了數年，當這幾年在國外沒辦法參與每屆的台北電影節，反而想到中山堂與「堡壘」咖啡廳坐坐。

同樣的，在妳出門工作之後的早晨，我前往中山運動中心慢跑，運動完就找間咖啡廳吃飯、喝咖啡，帶著書，渡過一個下午，五月的下午這樣過著，是種幸福，最近唐諾出了本新書《在咖啡館遇見十四個作家》，和他之前的書一樣，也是一本閱讀筆記，唐諾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在永康街的咖啡廳閱讀、書寫，將這樣的生活當作勞動一般，他說：「把書的工作者（編輯者、書寫者、讀者云云）說成是這樣的勞動者，其實感覺滿好的，甚至有點自誇不是嗎？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來並說服人的是，這一個個了不起的書寫者、這一個個珍稀的人思維創造成果是「有用」的，我們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東西的有福之人；現在，我仍然相信他們隨時能打開我們被限定的視野，隨時為我們當下的特殊處境提供建言並補充我們不斷在現實磨耗中流失的勇氣，但事情有點倒過來了，我以為我們一次次重述他們、使用他們，最終極的是要他們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屍體，而是栩栩如生的、帶著光亮飛出來。」



我比唐諾還貪心一點，除了閱讀外，他選擇在固定的咖啡館閱讀，我則還想透過一個一個的咖啡廳散步過台北的不同角落，中山堂目前已經使用了七十五年，它的前身「臺北公會堂」，在日本「始政40週年紀念博覽會」時成為展覽會場，從1895年清政府割讓臺灣至1935年，日本政府為了呈現建設臺灣的現代化的成績，舉辦「博覽會」，當時的「台北公會堂」成為展覽會場之一。作為日本帝國的延伸，當時日本人在台北投入大量的建設，「台北公會堂」僅次於東京、大坂和名古屋的公會堂。



由於它是同時可容納兩千多人的室內集會場所，在戰後因為國民黨無心建設台灣，直接將日本政府留下的建築挪為己用，成為重要的集會場所，1945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本軍師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二樓大餐廳被選為「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的地點，因此定名為「光復廳」。

當我在五月的一個下午走進中山堂時，坐在露台邊的「堡壘」咖啡廳，這裡以前是蔣介石夫婦招待外賓和私人休憩的場所。2004年結合一樓拱廊開放為餐廳與咖啡屋。由於中山堂本身就具有高挑的門廊，加上木製的窗櫺與廊柱顯現出深亮的褐色，在昏黃的壁燈反照在米白的牆壁上，顯現出一種古典且寧靜的氣氛。從正門的左右兩側沿著暗紅的地毯鋪設的階梯上樓走去便是堡壘咖啡館。





這裡的餐點以西式為主，下午茶的咖啡與甜點在品質上也不錯；主要的料理有「西班牙海鮮飯」、「嫩煎菲力佐松露醬」或是各式各樣的義大利麵，我今天吃的是奶油義大利麵佐海膽，不管是色澤、調味或是麵的口感，都相當不錯。



台北市政府目前在這裡舉辦「拼貼堆疊‧中山堂常設展」，我在咖啡廳閱讀的間歇，也在中山堂的展覽廳參觀，展覽陳設出一些中山堂的老照片，記錄了那一些「重要」的歷史時刻：中國戰區臺灣省的受降典禮、蔣政權的流亡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的開議(在這裡也選出了蔣介石這個萬年總統)和各式各樣的紀念典禮：克難英雄表揚、農民節慶祝大會。它們「重要」因為在當時的政治時空下是被允許的。

然而，在這麼多的照片或記錄中，我卻看不到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的代表機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記錄，處理委員會在二二八事件結束後的幾天成立，當時台北市的民意代表和知識份子聚集於中山堂，在1947年的3月6號提出四十二條的政治要求，其大旨在強調台灣的自治，後來這些集會的代表在國民黨政府從3月9日開始血洗台灣的過程中一一被屠殺，中山堂據戴國輝的《愛‧憎二二八》也是一個血洗的地點。



二○○四年當堡壘咖啡館開墓時，當時任職於馬英九市政府的文化局局長廖咸浩表示，堡壘咖啡館對於台北市的象徵的是徹底的「空間解嚴」，政治的氛圍在中山堂這個高度性的場所當中完全消失，他希望將中山堂還給市民。空間解嚴的概念是很好的，但在馬英九所代表的市府所提出來總是特別的諷刺，他們忽略整體的歷史背景，馬英九之後的郝龍斌市政府在中山堂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始終忽略了中山堂的象徵，它是一個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的象徵，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是國民黨政府，在中山堂的常設展所呈現的只有蔣氏殖民政權舉辦的各種活動，而沒有對於這些活動背後所象徵的意義提出反省，這樣的空間解嚴只是虛偽的。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睿智的指出，「只因為曾經發生，你便認為過往就已終結，而且無法變更嗎？其實不然，過往總是披著五顏六色的絲綢緞袍，每一次被看到，都展現不同的色澤。」從「台北公會堂」到「中山堂」、從「始政40週年紀念博覽會」、「中國戰區臺灣省的受降典禮」到虛偽的國民黨式的「政治解嚴」，在這裡上演的歷史場景，遠比任何的電影都來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