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台灣印象：北京 台灣街和台灣會館

北京前門的狄斯奈

夏末秋初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制度與權力--第八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會後在這個造訪數次的城市之中遊走，嘗試尋找那些陌生之中的熟悉感。然而，即使曾經去過的地方，也顯得陌生，這個城市的變化永遠比我想像的快，但是這個變化卻是朝向庸俗性、商業性和政治性兼具的質變，前門外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就是這樣的例子。

北京的前門處於城市的中軸線上，明清時期是皇城最為熱鬧的商業街，存在超過八世紀以上，以往稱為「大柵欄」，為皇城最重要的商業區，晚上為了怕小偷進入行竊，入夜之後在胡同的兩端以柳條編織的大門鎖起來，由此得名。

大柵欄的胡同如今已經拆得差不多了，代之而起的不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而是彷彿電影布景的仿古建築，既然要仿古，為什麼要拆掉舊有的胡同呢？

我本來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經過北京友人的解釋之後才恍然大悟，如果是保護舊有的建築，還得使用古法重修，尋找原本的材料，才不致於破壞整體的協調。但是共產黨不搞保護這一套，直接拆遷、打掉重建。而且，拆建可以領一筆錢、重建也可以再領一筆。

重建之後的胡同當然不是迎接舊有的居民，而是在商業與利益掛帥的前提下，與開發商、百貨業者和握有決定權的政治幹部進行重新分配，所以前門大街上數百間的仿古四合院之中，沒有居民，只有星巴克、Zara、Uniqlo……等跨國企業，還有紀念品的商店與一條仿民國時代的「老」電車。

前門比較像是狄斯耐樂園的購物中心，而仿古的電車則是遊園車。

在前門大街的兩旁，曲徑不探幽，曲徑探往一些更為可笑的「假」場所，「假」是因為本來不存在歷史、現實之中，而是服務於當下政治、商業利益而創造出來的「假」。

但是，甚麼才是現在北京的「真」呢？可能也很難找出來，這就像是布希亞所謂的「擬仿物」，本來是模仿實物的複製品，然而「擬仿」的東西卻比實物更代表真實。

怎麼說呢？在前門的這些「假」胡同，雖然是胡同的複製品，但是來此觀光的人潮卻真實地反映當下中國的商業、旅遊與經濟掛帥的實質。

台灣會館

在前門步行街旁的胡同，創造出來一條「台灣街」，兩年前我到北京時，曾在前門看到一個廣告，上面寫著「1、2、3遊台灣，前門有個阿里山。」當時我滿心疑惑的不知道這個廣告在說甚麼，兩年後再次踏上前門，終於知道這是甚麼意思了。

近來在中國的報導中指出：

北京前門頗有「台」味，帶有台灣元素的「台灣會館」與「台灣街」分別啟用，二者兼具商業與文化交流功能。

台灣會館位在市中心的崇文區，始建於一八九○年，曾經是台灣民眾赴北京求學、趕考與經商的落腳處，設置有展示區、會議區，作為兩岸民間往來的交流平台。

前門的台灣「主題文化公園」核心建築是「台灣會館」，旁邊還販賣著台灣的烏龍茶、工藝品、小吃，廣場的中央還有一個「阿里山廣場」，陳列著阿里山小火車和一棵假神木。據說以後還會在此建造「台灣老街」，讓來北京旅遊的民眾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台灣風情。

在以往的知識之中，我本來不知道「台灣會館」的存在，只知道以往明清時代，各省在北京的同鄉，像是官僚、縉紳或是赴京考試的士人會聚集在同鄉的會館之中。在京會館的大小，多少反映了一省的地位。

「台灣會館」的地位在明清時代的北京不是很重要，台灣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康熙派施琅入侵台灣之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開始施行科舉制度。

清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一為童試、二為鄉試、三為會試和殿試，只有在鄉試裡中舉的才有機會到北京參加考試。

然而，台灣孤懸海外，讀書識字的人本來就不多，而且「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是很感興趣，從康熙到嘉慶的一百三十多年間，台灣舉人進京並考中進士的不過三人。

為了加強統治的正當性，證明中央也有照顧台灣人，清廷還增加保障名額吸引台灣人，但是反而讓中國其他省分的人跑到台灣來冒籍頂替，假冒台灣人的身分到北京赴考。從同治到光緒的八十多年，台灣與中國的往來逐漸增加，出現30多名的進士。

在清廷統治台灣的200多年中，台灣是對於科舉制度最不感興趣的地方，由於進京趕考的士人不多，所以台灣人在北京也不需要一個會館加以集會。當時台灣道的巡撫劉璈提請修建會館，還被閩浙總督斥責浪費。

中國官員的心態可見一般，台灣會館的建立直到清代末期，由於清廷開始注重海上的防禦，台灣的地位至為關鍵，台灣會館在1893年才得以建立。然而，隔年的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人在台灣實施現代化的教育，科舉制度在台灣停辦，台灣會館在北京也漸次的遭到廢棄。

總體來說，台灣會館並沒有達到以往明清兩代各省會館的功能，因為台灣人在京的人數本來就不多，廢棄的台灣會館被改建成民居，在北京當地人的記憶之中，也不存在著「台灣會館」的印象。

「台灣會館」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實行一種軟性的、商業的、文化的統戰策略。新修成的會館之中分成台灣會館、雲間會館、福德禪林和地下多功能會議廳。其中以紅磚砌成的道路，據說是展現台灣建築的特色，在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築加上了閩南的騎樓、拱牆，在街頭上大幅的宣傳海報描繪著鹿港老街(這大概是羅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鎮的關係)、三峽老街。

會館東門的門頭仿照媽祖廟的設計風格，北側立了一個五人的銅像，在前面的石刻文字上面寫著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之中被迫與日本簽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汪春源等五人上書，反對割讓台灣。

從台灣街的門口進來之後，走過上萬坪的廣場與街道，經過阿里山廣場，耳邊飄來「阿里山姑娘」的歌，還有一些賣烏龍茶的店家與鄧麗君音樂生活館，再走到「台灣會館」前和「五人上書」的銅像，不禁令我訕笑，同時也覺得哀傷。

只要舉一個類比就可以知道前門的台灣街，在台灣有個物化「九族」的「文化村」，原住民族當然不只九族，他們不一定喜歡載歌載舞、也不一定喜歡穿著鮮豔的衣服、不騎山豬、不獵人頭。然而，我們透過偏狹的眼光，將原住民的「文化」固定化、觀光化或是商業化，讓原住民的「文化」是可以透過買一張票去欣賞、觀看的，這和我們到動物園看珍奇異獸沒甚麼不一樣。

北京前門的「台灣文化街」也是如此，台灣文化成為了一個一個具體的符號與商品，可以被觀賞、可以被購買、消費，成為一種靜止的、古物式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呈現變成一種「博物館」式的古物存在。

「台灣街」的核心就是「台灣會館」，在滿是台灣符號的商品與陳列中，「台灣會館」強調的是台灣與中國的連結。對於中國而言，台灣的歷史只有一種書寫方式，就是強調與中國的連結，但是就台灣的歷史來說，這塊本來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從荷蘭、鄭氏、清帝國、日本帝國到國民黨的殖民，在島上形成自身的文化系統，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也只是台灣的一部分。

如果從北京當地的發展來看，北京成功的獲得奧運舉辦權之後，前門的老胡同一一被拆除，商業化的利益侵蝕整個北京，原本的民宅被拆除，當地的居民被遷走，代之而起的「台灣街」以一種觀光化、旅遊化與商業化的方式重新連結起台灣與中國，多少展現中國消費台灣的方式是如此平庸且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