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義田老師在2013年傅斯年講座的第三場即將結束的問答時間如此說著。
2013年的傅斯年講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先生。
講題以「古史研究與古代史學」為主題，時間分別為：
演講：古代史學革命
時間：12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時(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座談：古史探索四十年
時間：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備註：第1場演講「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已於10月22日史語所「85周年所慶演講會」舉行。
第一次參加傅斯年講座是得到「傅斯年獎學金」的時候，那一年的講座由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擔綱，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專家，當時幫我寫推薦信的人就是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
和杜老師接觸以來，他從故宮博物院院長到教育部部長，我們很少在杜老師史語所的辦公室面談或是聊天，都是在故宮博物院或是教育部長室裡，以往和杜老師見面，除了討論我的修課、學業和論文，或請老師幫我寫推薦信，很多時候我都會向杜老師請教人生的選擇與決定。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從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杜老師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歷史學家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之中，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但是同時也在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個人的處境有甚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是缺乏的。從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杜老師也結合一些當時青壯年的歷史學家，成立《新史學》雜誌，除了是一本雜誌以外，也是一種史學的轉變，以杜老師的比喻來說，宛如人體的骨骼和血肉，二者缺一不可，以前的研究較為注重骨架，之後的研究則強調在血肉、心靈的部分。
走進新世紀，杜老師先是任職於故宮博物院院長4年，後又於教育部擔任部長4年，離開史學界已逾一段日子。以往我曾經問他，卸任公職之後想寫些甚麼？
杜老師的演講從清末明初的知識份子的古代史研究開始，當西風東漸，大清帝國搖搖欲墜，在這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知識分子的抉擇是什麼？一個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如何出處進退？知識份子所研究的學問如何與時代互動呢？
研究國粹、古學的章太炎，所研究的雖是古代史，其具體關懷卻是現實的，在〈與李鴻章書〉中寫道：「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敝，而斯以古之道術振之。」因為當下動盪的時局，面對外來的敵人，想要從歷史經驗之中尋求方法以幫助百姓。
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學」已經不只是以往的經、史、子、集，也不是知識分子用來科舉考試的利祿晉升之階，與外國人接觸之後，年輕一輩負笈國外，發現舊的學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對待古代史和古學都要有不一樣的態度，超越既有的格局。
國學的研究從墨守舊有的學問至王國維的「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視野已經打開，學問的路也就更廣，到胡適時以歷史的眼光理解舊有的學問，強調中立的眼光，而且以往的國故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國醜，毛子水就認為以往通經致用會妨礙學術的發展。
國學的研究者本想透過國學以振興民生、強國保種，但是當國學的界線打開之後，以往的知識無法理解當下的現實，只有超越過去的想法、放開自己的眼界，才能夠過用新的方法理解當下，甚至透過新的知識了解過去，以新的眼光看過去，發現過去的歷史似乎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王國維以及一路上支持他的羅振玉，創造了研究古學的新方法，開啟了新的史學研究取徑。王國維的《殷墟書契考釋》、《殷商貞卜文字考》等作品以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原有的文獻相互參照，並且以「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相補正、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開創了新的方法，也為後來傅斯年的史學革命立下了基礎。
清末明初研究古學和古史的研究者們，所研究者古、其精神卻根植於當下，時代的變動之中，他們的出處進退也是個有趣的課題，在杜老師的演講之中，分析每個人的政治取向，章太炎從維新派轉到革命派；劉師培從革命派轉向帝制，而王國維的政治傾向也轉變了好幾遍，有時僅在數年之間就轉向，最後留著辮子投湖，徒留感概。
關鍵的時刻，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是甚麼？他們似乎也沒有一定的傾向，忽而往左、瞬而向右，快速變動的時代中，政治局勢也瞬息萬變，知識分子在當下也很難做出將來不會後悔的決定，章太炎也寫過很多「匡謬」的文章，糾正自己的錯誤，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
或許這些知識分子的改變就和他們當時所獲得的大量知識一樣，學習了很多新知識，自然會改變以往對於學術的看法，或更改自己的政治傾向。個人的學術研究和身處的時代有關，也和個人獨特的人生際遇若合符節，王國維在1904年就寫下：「宇宙人生之問題，其解釋無論出於本國或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
演講之後的座談，我問了一個問題，杜老師是否透過研究這些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瞭解他們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選擇，以安頓自己過往的選擇與人生。
杜老師說我的問題有褒有貶，似乎暗示他的現實關懷會影響其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承認其研究當中所具備的現實意義和自身關懷，但仍是以史料為基礎、經得起檢驗的研究，而不單純只是個人的感性抒發，或許這就是歷史學家該有的態度吧！
演講最後幾張的Power
Point或許說明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挑戰時也是相當的迷惘，史家是能獨坐於書齋之中的「寂寞蠹魚」，抑或能繼往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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