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機與《轉機》

有甚麼比轉機時讀《轉機》(Changing Planes)更為應景。

這本在機場準備登機時買的書，我帶著它從台北經東京、多倫多到蒙特婁，再從蒙特婁回到台北，十六個短篇故事，由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所寫的小說。

我不是奇幻小說迷，但對於勒瑰恩所寫的小說卻相當感興趣，她來自於一個家學淵源的家庭，父親克魯伯(Alfred Kroeber)是著名的人類學家，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人類學的領導人物，他是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的第一代學生，採集與記錄大量加州印第安人的資料，並將焦點轉向北美原住民的語言；勒瑰恩的母親是Theodora Kroeber，是克魯伯的學生，也從事人類學的研究。在這樣一個家庭當中，從小耳濡目染，她的小說當中，可以看出博學的根底，也有很多關於人類學的課題在其中出現。比較有趣的是，她對於道家思想也相當感興趣，在1998年所出版的《道德經》(Tao Te Ching : 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被視為是相當出色的英文譯本



在我所讀過她的小說中，Always Coming Home可以說是對於人類學課題十分敏感的一本，這是一本人類學的民族誌，同時也是一本奇幻小說，對於住在北加州The Kesh這個未來的族群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勒瑰恩對於未來文明的想像，或是另一個次元的描寫，關注他們生活的細節、飲食的差異、建築的形式、慶典的舉行等，對於另一個文化，描寫與我們當下所生活環境的差異是她小說當中經常出現的主題。





這本短篇小說選集當中，勒規恩在第一篇小說當中告訴我們她發現了一個新方法可以穿越時空，不用等到未來也不需要透過尖端科技，只要身處在機場就有可能，利用「希妲‧杜立普轉換法」(Sita Dulip’s method)，當旅行者在等候遲到班機，身處機場焦慮的時候，透過機場這種介於兩地之間的中介角色，提供了物理上的能量以轉換次元(changing planes也有次元轉換的涵意)。在無限可以選擇的次元之中，有些和我們身處的世界相似；有些則差異較大。勒瑰恩在這本短篇小說之中除了提供她本身跨次元的旅行，也給我們很多她朋友的經驗。

在勒瑰恩所描述的不同次元中，故事類型都是加入一些我們這個世界所沒有的元素，如果這個世界增加或是減少一些元素，世界會變成怎樣？在the Flyers of Gy討論如果我們人類有翅膀會如何？如果我們能夠和別人分享彼此的夢，就如同在Frin次元中，不用坐在心理醫師的沙發上，夢境就會主動與別人接觸，在自己作夢的同時也和別人的夢交纏在一起。在小故事中，勒規恩以輕鬆的筆法反諷現在的世界。

除此之外，也有幾個令人難過的故事，比如在《瑪熙古的悲慘故事》(The Cleansing of Obtry)之中，兩個不同的族群：Sosa和Astasa，九百年來和諧共榮的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通婚，後來他們之間開始產生衝突，並且產生種族的淨化運動，是因為現代國家的興起，雙方的關係不再友好，開始了數百年的戰爭與屠殺。

就如同史上著名的奇幻遊記，從奧德賽開始，史威夫特(Swift)、波赫斯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家，勒規恩讀起來比起史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更加的有趣，或許是因為勒規恩所創造的奇幻世界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對照與隱喻。12月中，我從蒙特婁起飛，在多倫多和東京轉機，飛向亞洲。學期結束，暫時離開與轉換資格考的心境，回到台灣準備訂婚，並到日本小旅行，的確有種穿越次元的感覺。當坐在多倫多皮爾森或是東京成田機場時，在勞累的旅途當中短暫閱讀一兩個小故事，看到其中充滿諷刺與智慧的想法，不禁莞爾一笑。

葡萄酒的書寫

彷彿順水推舟般的自然，和我預期的相似。

當喝到了今晚這款白酒，我以為它是Sancerre，但一看酒標卻是我不認識的產區，一查之下原來是毗鄰於Sancerre的Menetou-Salon，我想就是這個時候可以開始書寫葡萄酒了，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需要透過書寫以釐清自己的味蕾、瞭解更為細緻的差異。

記得我們在巴黎時，每個星期的某一個晚上，我們選擇一間餐廳，不是特別的紀念日，畢竟我們相處的每一天都是紀念日，為的是已經身處於巴黎這個美食天堂、流動的饗宴，怎能入寶山而空手而回，我們選擇的不是甚麼星級的餐廳，就是一般的Bistrot或是Brasserie，在米其林指南上它們可能有一個米其林寶寶在上面，指的是價位通常在35歐元以下就可以吃到的好味道。在台北好一點的餐館吃一餐也差不多這個價錢，對於巴黎人來說，這樣的價錢對比他們的收入條件，可以說是街角的小館，平易近人。

那時我們剛剛開始吃法式料理，你問我會寫食記嗎？我說還不會，等我吃了三、五十家，對於法式料理有點認識，而且看過一些雜誌、美食評鑑之後，知道自己對於法式料理的理解與所謂好吃的餐廳之間，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平衡，才會開始寫食記，或者是有些餐廳去過一次、兩次之後，再度造訪才會開始寫食記。目的就是不想膚淺的追求高級、星級的餐廳，只是想了解法式料理的本質。在做了一些功課，吃過三、五十家餐廳之後，經常會發現那些用心的小餐館，往往在價格上和味覺上得享受，不會比在國際上有名的星級餐廳來得遜色。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選擇吃飯的配酒，剛開始侍者拿上酒單時，雖然懂得法文，那些產地的名字彷彿是另一種語言，從一些基本的書開始看起，讓那些產地的名字透過味覺，也透過書上的描述，開始理解味覺與文字之間的連結。在巴黎時，10歐元上下就可以買到不錯的酒，假日我們去買菜時，市場邊的小酒館是我們吃早餐的地方，搭配著一點terrine (中文應該翻成法國派、手工餡餅、肉凍)，早餐就開始喝個一杯。在小酒館當中，一桶一桶的橡木桶，有些人拿著家裡的瓶子，裝滿了一瓶就在街邊喝起來。



除此之外，我們也走訪巴黎的不同酒窖，不是那種高檔、豪華的酒窖，而是一些與產區互動密切，從產區出來之後宛如新鮮的水果一般，一箱一箱的擺在酒窖的地上，有些還是獨立的小農或是採用有機栽植法的葡萄酒。每晚，睡前一、兩個小時， 我在讀法文，妳在複習著服裝的打版技術，我們小酌一番，在巴黎的天空下，不會有比這更浪漫的事。當每晚睡前喝點葡萄酒成為一種習慣，我也開始認識不同的產區。



從巴黎飛往蒙特婁求學，此地主要的葡萄酒都由SAQ代理，據說它是全球五大酒商之一，應該是壟斷的關係。魁北克人或許強調本身的法國文化，對法國酒的喜好，比起旁邊安大略產的冰酒還來的更高。可能由於大量引進的關係，我曾經比較過一些相同的酒款，販賣的價錢與巴黎相近。比起北美其他的城市，魁北克的法國酒不僅在價錢上合理，選擇的種類也多。我記得姊姊曾經在蒙特婁喝過一次Saumur，從此對這個產區念念不忘，回到紐約之後，在網路和紐約的酒窖遍尋不著，有一次我們在Columbus Circle附近的小酒窖終於找到一隻，但品質並不是太好。當然，在紐約一擲千金，還是可以找到不錯的酒，但是，以價錢上來說，我選擇一支酒的合理價格在15到25塊加幣之間，還是在蒙特婁所能選到的較為豐富。

喝葡萄酒就和吃法式料理一般，當我在還未熟悉之前，不會嘗試書寫，只有在自己的味覺資料庫之中累積一定的數據，成為一種飲食習慣之後，在某個當下，自然會想寫食記或是書寫葡萄酒。

選了一款不是特別有名產區的酒，也只是平價的酒款作為書寫的對象在於葡萄酒對我已經是一種習慣，它不是宴會或是特別場合的陪襯，它也不是某種品味的象徵，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像是《戀酒事典》(Dictionnaire amoureux du vin)當中所說的：我不想喝了幾瓶葡萄酒之後就大書特書，更何況這本書不是品酒手冊，也不是選購指南………我在這裡只提我認識的、我喜愛的，還有能激起我熱情的。書裡有自傳性質的、關於閱讀的、飲食、咖啡館……，伴著葡萄酒情聖在眾多美麗的酒瓶之間進行永恆的追逐。

羅亞爾河上游與Menetou-Salon

一個11月底的夜晚，蒙特婁昨天下了初雪，今天溫度稍微回溫，在睡覺前打開冰箱將今天晚上要喝的白酒拿出來，喝了一口以為是Sancerre，仔細的查看酒標，不是這個地區的酒，便走到書架上打開Hugh Johnson和Jancis Robinson的《世界葡萄酒地圖》(The World Atlas of Wine)，我直覺得翻到Loire Valley，開始從羅亞爾河最東邊的南特(Nantes)開始找起，順著羅亞爾河往上走，一個一個曾經喝過的產區就跑了出來，包括紅酒與白酒：Muscadet、Muscadet Sevre-et-Maine、Anjou、Saumur、Sanumur-Champigny、Coteaux du Layon、Vouvray、Cheverny、Quincy，在羅亞爾河上游曾經品嘗過的有Sancerre、Pouilly- Fumé，在Sancerre旁邊，看到今晚所喝的白酒產區Menetou-Salon。果然，風土條件決定了葡萄酒的香氣與味道。

羅亞爾上游的產區大致處於法國中部，羅亞爾河左右兩岸是Sancerre、Poilly- Fumé和Menetou-Salon三個產區，我最喜歡的白酒就在這個產區，Sancerre和Poilly- Fumé主要是以Sauvinon Blanc 的葡萄品種製成，Sancerre的白酒滑順，Poilly-Fumé則是除了有著羅亞爾河上游的特色外，還有一種特別的煙燻味。

羅亞爾河由於從東到西橫亙的範圍很長，上遊和下游的產區，酒的風味差別相當大。在這裡的葡萄園，雖然都處於同一個緯度，但是從南特到Pouilly之間相隔三百五十公里，羅亞河上游的酒比較接近大陸型的氣候，在平均雨量和日照上都與下游不同。



在石灰岩層上，羅亞河上游處於巴黎盆地的外緣，地理位置上處於法國北部，和巴黎盆地的岩層在一起，在盆地當中不同型態與年紀的沉積岩當中，最富含鈣質的土壤在羅亞爾河河谷、Chablis 和 Champagne產區，羅亞爾河上游風土條件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土質當中包含了大量的燧石。燧石在Sancerre和Pouilly-Fumé中相當的普遍，使得酒具有宛如煙燻的特質。

雖然葡萄酒的栽種在這一個地區已經有好幾個世紀，但是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出現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一些產區，以往此區主要是栽植Gamay和Pinot Noir等紅酒的葡萄品種為主，後來當地的葡萄種植者發現Sauvignon Blanc在接枝(grafting)後產量更高，所產出的白葡萄酒也相當的清新，才開始生產白葡萄酒。

今晚所喝的Menetou-Salon，在羅亞爾河上游的產區之中不如Pouilly-Fumé和Sancerre有名，它是一個在羅亞爾河河谷東邊的村落，在1936年擁有自己的AOC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指的是符合產區規定所生產的葡萄酒)，同時產白酒、紅酒和粉紅酒，以Sauvignon Blanc和Pinot Noir的葡萄為栽植的品種，在大約500公頃的範圍內栽種。



由於東北邊的鄰居Sancerre太過有名氣，Menetou-Salon自己所樹立起來的品牌形象在於自身清新、清淡的Sauvignon Blanc與Pinot Noir，價格上較Sancerre為便宜，但風土條件又十分相近，也就是我一喝之下竟誤以為它是Sancerre。Jean-Max Roger是這個酒莊的名字，他的莊園很明顯的顯示出Snacerre與Menetou-Salon的相似性，他們的葡萄園跨越了兩個產區，在Snacerre產區，他們有26公頃的葡萄園，在Menetou-Salon則有5公頃，兩個世代在這個區域經營著這些葡萄園。



跨越一個大西洋，到了蒙特婁，今晚的這支酒仍然不超過20塊加幣，可以在讀書的同時享受滑順的口感與淡淡的葡萄香味，在燈光下，透明的淺鵝黃色使我在讀書的空檔之中，神遊與感受羅亞爾河中部所產出的輕盈、芳香。

評 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本篇是根據我自己的原稿，因為尚未收到《歷史人類學學刊》當卷出版的文章，不知其是否有刪節，如有差異，以《歷史人類學學刊》為主。

〈評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ume One: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ds〉，《歷史人類學學刊》9：1 (2011:4)

胡川安 麥基爾大學博士候選人(McGill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西方漢學中的中國地方史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時代的不同、觀察角度的轉變、方法論的探討和不同檔案、地方資料的公布，相應的出版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近年來由於西方與中國學者的頻繁接觸，在研究方法與取徑上，雙方都產生了一些對於中國地方史的新思考，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與鄭振滿教授的新作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提供了不少新穎的觀點。丁荷生教授是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講座教授、利氏講座(Lee Chair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教授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長期研究道教、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並且在台灣與福建進行田野調查。

本書針對莆田地區民間信仰做全面性的調查與分析，第一卷是調查的摘要與分析架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The God Return由丁荷生執筆，針對文化大革命之後，莆田平原民間宗教復興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歷史性與理論性的研究，在這一卷中並且摘要在田野調查中的發現，第一卷的第二部分是由鄭振滿撰寫，主要透過碑銘分析莆田地區的宗族和宗教。本文主要是針對卷一由丁荷生所撰寫的部分，原因在於第二部分由鄭振滿教授所撰寫的部分已在《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四卷第一期出版，而且丁荷生教授的這一部分可以單獨的成為一個分析的主體，其架構本質上就是一本專書，分析這個部分不會使本文討論的方向過於分散。

在本書中，丁荷生為讀者呈現的是一個是多層次的空間與歷史交互的圖像，他透過GIS(地理資訊系統)，將莆田地區的文化地理加以標記，透過一層一層的地圖顯示出這個地區文化的堆疊與相互關係。導論之後的第二章討論目前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狀與限制，西方人類學家在七○年代以結構人類學的取向，將中國的宗教視為一個系統，這樣的研究方式在八○年代之後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當下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現況處於一種曖昧的狀態，大多數的大學系所將之設置在「民俗研究」的領域，此乃因為傳統宗教在馬列思想中被認為是「封建迷信」，而「民俗研究」則將這些傳統文化放入了國族進步史觀的框架中。作者提倡的是將民間宗教視為一種社會的和每天生活經驗習習相關的研究，瞭解這些儀式和其背後的組織必須由下而上的從民間獲取資料。

第三章提供莆田地區儀式的發展和歷史的背景，在早期文獻裡，莆田地區在中國文獻當中，他們是百越的一部分，在這個地區所發現的很多神祇都與漢人和當地居民的長期抗爭有關，呈現交融與混雜的情況。莆田地區的村落與空間分布大致和灌溉系統的發展、聚落的環境限制、宗族與宗教組織等因素相關。在宗族組織發展，並且得到大規模莆田地區的土地控制之前，主要由佛教組織控制。從宋代晚期、明代早期至明代中期，隨著莆田地區的人考取舉人與進士的人數日益增加，宗族組織在莆田平原的南部發展起來。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並不一定和行政區劃一致，它與灌溉系統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跨村落的儀式聯盟—七境—發 展於明代中期，由於水資源分配的問題，從16世紀開始，寺廟聯盟逐漸取代宗族之間的聯盟，因為他們能更為有效的動員當地群眾對於水利系統的管理，新形式的儀式聯盟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並在莆田地區擴張，目前總共有153個地區的儀式聯盟，在此之中，較高位階的寺廟開始發展，統轄數目不一而同的村落與儀式組織。不同的歷史事件對於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從十五世紀以至十六世紀，海盜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侵擾，三一教運動、清代的沿海肅清政策和一條鞭法。從晚清、民國建立以至於中共建政，國家權力不同程度對莆田地區寺廟聯盟產生不同的影響，但莆田地區的儀式聯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續下來。

第四章到第六章描述當代莆田平原的儀式、儀式專家與信仰的神祇，所有的神祇在農曆新年這一個月期間慶祝與祭祀，搭配音樂與戲劇的演出，這些儀式由不同的儀式專家主持，在元宵的祭祀和神祇的生日當中，道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佛教的僧侶在莆田的私人與公共的儀式當中也相當重要；三一教，這個結合儒家的道德觀、道教的內丹與佛教的靜坐沉思的信仰在莆田和鄰近地區有超過一千座的寺廟，由於三一教的融合特質，使得它增加莆田地區文化的豐富與層次性。從調查中發現，在莆田地區有超過1500個神祇，由這些神祇在莆田地區的分布，可以瞭解其中所蘊藏的歷史和文化層次，有些神祇信仰廣泛的分布在莆田地區，有些則集中於特定地區。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紹莆田平原的佛寺、道觀與其它的寺廟和其功用，這些寺院在當代成為莆田地區的文化中心，並且在政治與經濟的決定當中伴演重要的角色。每個村落當中都有它們管理寺廟的委員會，由這個組織決定資金的籌募、慶典的籌備與組織動員群眾。透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中，將在莆田地區所發現的宗族標記在地圖上，並與不同的儀式和宗教組織的地圖相互比較，可以理解到宗族與相鄰寺廟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九章提供了一個研究莆田地區海外移民的理論架構，作者透過修改Skinner和最近全球化的理論，將莆田放在多重的跨國家網絡中，不同的結點 (node)將這些網絡聯繫起來，這些結點有可能是一個村落、一個社會組織、一個宗族、一個宗教團體或是一個人。透過這些複雜且互相連繫的網路，莆田平原的歷史是一幅活動且有機的圖像，可以避免地方歷史掉入國族國家階序性的敘事當中。

莆田的儀式是在王朝國家與現代國家的行政區劃過程中發展起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不同的文化力量都曾滲透進莆田平原，包括佛教、道教、三一教或是士大夫倡導的理學。作者在結論的部分認為莆田地區的歷史本質就是混合(hybrid)，必須要透過不同的分析架構才能將歷史的豐富性展現出來。作者將這本書中所提到的多層次的時間與空間條件，與莆田地區的儀式做一個理論性的總結，這些在莆田的儀式，透過不同的觀點與空間的分析，不但將主動性賦予了研究的客體，也開展了不同的地方史論述。

從儀式、宗教與民間文化開始，作為理解地方文化的視角。1980年代James L. Watson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然而，在科大衛的模式中，認為地方社會主動且積極的參與王朝國家的建構，研究中國的地區歷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思考方式雖然以下至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將地方置於王朝國家的一部分來思考，仍以當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對象，地方的主體性仍舊無法彰顯。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莆田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如同丁荷生在這本書所示範的，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上述所說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GIS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