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屍啟示

6月15日在長河壩因車禍翻落大渡河，
身高1.68米，年齡30歲，中長頭髮，
偏瘦，知道者請盡快聯絡。
酬金為5000元

從成都離開往康定的車上，在雅安離開了高速公路，這裡是以前漢藏之間交換的重要地點，對於藏民來說，茶是彌補蔬菜不足的重要飲品，雅安的山丘上布滿著一片一片的茶園。我們被告知今天至少要八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到達康定，午飯在雅安用過之後，開始了綿延不絕的山路，路基本上沿著大渡河而開，時而向上爬行，時而往下繞行。

一路上的路大部分並沒有柏油鋪面，舊的路的路基有些已經消失在大渡河中，新的路還沒修建完成，由於前一晚大雨過後，淤泥的路面十分難以行駛，車速往往都低於四十公里，巔頗至下午四點，我們在瀘定橋下車休息了一下，瀘定橋這個共軍長征神話當中具有象徵性作用的地點，所謂的二十二勇士在此地冒著敵人蔣介石軍隊密集射出的子彈，匍匐前進，鋪設橋板，英勇的跨過大渡河，在抵抗國民黨軍隊的戰役當中起著關鍵作用。不過，就我和同行在美國教書的中國裔教授聊天後的講法，則覺得蔣介石軍隊當時對於康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控制力，在此的大部分是些據山為王的土匪，而不是擁有美國精良武器的國民黨軍隊，共軍充其量只是險勝了土匪。然而，國族神話的創造則得把這段歷史當中的共軍寫得可歌可泣、英勇神武。



過了瀘定橋之後，車子行駛了一陣子，漸漸的停了下來，我以為是塞車，在恍恍惚惚中睡著了，一個多小時後轉醒了過來，發現除了天色變暗之外，車子完全沒有行動的跡象，原來是路面過於狹窄，僅提供單向行駛，兩個小時交替一次，我下車在大渡河邊散步，泥黃色的河水湍急的流著，突然注意到旁邊電線桿上的「尋屍啟示」，心裡以為是什麼活僵屍復活或是鄉野奇譚般的佚事，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因為發生車禍導致落水，家屬大概知道落水者無法活著回來，轉而尋求屍體，在這則啟事的下面則是另一則大同小異的「尋人啟事」，我想起擅長描寫死亡與屍體的駱以軍，很符合當下的詭譎氣氛：

在一周刊當中連載的〈海堤〉有著這樣一段：退潮以後，海堤斜坡下的水泥平台便堆疊著一球一球刺豚的屍體，有的難堪的纏繞在一團浸過黑色機油的漁網上；有的四五只挨擠成一團，灰色的背脊、乳白的肚腹、怒目圓睜、髮刺直豎，乍看直覺想起某類草叢中會黏住你衣服的刺溝漿果，待蹲在堤上細細的端詳又覺得那些死去的刺豚，鼓著鰓翻著白眼的模樣，挺向窩湊在一塊的人的臉，有的睡眠不足，有的猶有不甘，有的慈眉善目，有的滿面於思……各有各的表情。

〈時間之屋〉：河的上游，從橋的那邊，漂來一只一只狗的屍體，黑狗黃狗花狗白狗，浮在碧艷艷的河流上，它們雙眼暴突，嘴齒張開，肚子像充飽氣的球囊翻向天空，四肢僵直的張爪而伸。列隊漂下的死狗至少有千只之多，除了有些在漩流處打個轉，其他的都平和規矩的順流漂下。





我望著大排長龍的車隊，旁邊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矗立著，只有河邊有點空隙作為路基，大大小小的車子，從卡車、遊覽車、小貨車到賓士的轎車，車上的人不耐煩的在路邊等候著，旁邊的居民開始做起生意，提供家中的廁所以供急需的人方便，天空灰濛濛的一片，車子漸漸的動了起來，依然緩慢，過了晚上七點之後，天色已經完全的暗了，雨勢也大了起來，車子前方的大卡車突然停了下來，車上的人下來說車子壞了，剛好擋在車道的中間，後面的車子完全無法動彈，過了十分鐘之後，後面車子的人開始不耐煩，紛紛下車，披著雨衣，胡亂的指揮了起來，在前後兩台大車之間，穿插著不同行駛方向的小車，情況越來越混亂，指揮的人還開始打起架來。

在晚間的川藏公路上，車燈再多也無法照亮大山的闇黑，雨聲、人聲與焦躁的心情，如果這時旁邊的落石滑落，大概只能和家人說再見，而且一進到藏區，行動電話就無法直播國際，國際電話也無法直撥行動電話，從早上八點出來，交通的時間已經超過十二個小時，比飛到美國還花時間。晚間九點後，警察來了，將完全糾結的交通漸漸打開，十一點我們終於抵達康定，從無垠的山路出來，周圍充滿著樓房，餐廳、卡拉OK、和紀念品商店還在營業，夜間的康定有種超現實的感覺，入住的四星旅館，門僮穿著大紅雙排扣的制服更顯出一種魔幻寫實般的氛圍。

從平地進入高原、漢區進入藏區，屏蔽掉的國際電話，十多個小時的交通時間宛如到了另一個時空。

紅塵浪裡難修行

「紅塵浪裡難修行」這個標題是柳立言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當中以法律史的角度解讀宋代僧人犯罪的問題，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宋代整體市場的變化，導致了寺院的營利，而使僧眾克服不了物質的誘惑，再加上寺院管理制度的鬆弛，導致僧人犯罪的案件相對增加。本來僧眾也是一般人，雖然有心向善修佛，然而外界的刺激，花花世界，凡心不動也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轉型，開始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的資本主義，寺廟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現象和新問題，在此之前，佛教是封建主義當中的迷信，是馬克思所說的「麻醉人民的鴉片」，當政府的管制較為鬆弛時，被打倒的寺廟開始重修，加入了旅遊經濟與文化消費的因素，相關的佛教文化旅遊經濟興起，再加上中國努力申請聯合國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申請世遺成功，吸引的觀光人潮也就隨之增加，經濟的收益也就更加的豐厚。



從上海結束了2011「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Summer Seminar之後到了成都，參與了今年的Buddhism in China 2011，今年的主題是「峨眉山與四川佛教」，從成都離開後，我們到了樂山，住在峨眉山的山腳下，隔天我興致高昂的想上峨眉金頂和山上的古剎，車子帶我們進了黃灣停車場，門票一張一百五，採用條碼式的刷卡，進去時還會「歡迎光臨」，機器制式化的發出聲音，從這裡還要搭上一個半小時的車，再走上兩個小時的路，才能登上三千多公尺的金頂，四面十光普賢金像峨眉山金頂，這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金佛是銅鑄鎦金工藝佛像造像，通高48米，總重量達660噸，由台座和十方普賢像組成，像高42米，重350噸。

我和參加的兩個朋友聊天，一個是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學修讀中國佛教，另外一個則對峨眉山較為熟悉，他的論文打算討論佛教在當下中國商品化的過程，當看到這樣龐大的建築時，令我們訝異的不是他的巨大，而是它的新穎，沿途上來的寺廟每間都有他的歷史，但每間當中的塑像與建築都不是原來的建築，整體的建築相當的制式化，雖然仿古，卻沒有特色，因為大部分的建築都是文革之後重新修繕，為了搞經濟，發展峨眉山的旅遊特色，佛教成為最好招徠客人、搞文化經濟的一個賣點，所以沿途上除了新修的佛寺外，每隔幾步路就有販賣紀念品的地方。



對於這樣極度旅遊化和商品化的地方，在我的看法當中是旅遊風景區，而不應該是宗教聖地，它不是出家人可以清靜自在的場所，當我在青城山時，一個道士一邊販賣著紀念商品，一邊眼睛關心著電腦螢幕當中股票市場的漲跌狀況，即使作為一個假道士也不是很盡責的表演著；在不少的佛寺中，我也看到僧侶們拿著手機大喇喇的在木魚前聊天，有觀光客進去時才意興闌珊的敲個幾下，並且喊著要捐獻。



紅塵俗世的干擾或許和政府的政策有關，尤其像中國政府如此強力的介入宗教事務，以旅遊為主，讓宗教成為輔助經濟發展的策略，這樣發展策略在我們於大佛禪院拜訪峨眉山佛教協會時得到了證實，接待我們的廟方代表先說明了峨眉山寺廟整體的發展狀況，由於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僧人編成農耕隊，文革之後，成立了峨眉山宗教協會管理所有的人事、物權，基本上整體都還隸屬於國家。從他的介紹中，我很好奇的問他兩個問題：

「文革對於整個峨眉山宗教發展的影響，在文革之前和之後，存在著什麼樣的斷裂以及延續。」

另外我還問他：

「當今中國政府在峨眉山佛教發展的影響力量。」

他誠實的回答這個問題：「文革對佛教的影響真的很大，雖然當初的一些老和尚還活著，但是四、五十歲這個世代則整體上消失，峨眉山的佛教團體之間以往可能還有宗派之間的差別，現在大致上歸於一統，原因在於都歸政府管理。而關於政府在峨眉山佛教發展的影響，其實是相當大的，或是說佔據著指導作用，八○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佛教可以吸引遊客，提升經濟成長，發展地方事業，佛教的主要導向即是加速經濟成長，當今政府的指導方針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佛教的任務也就是順應政府，歸化人心。」

改革開放，以服務旅遊為主，結果有好也有壞，往好處想是普及佛教；往壞處想則是佛教的庸俗化、商品化與去神聖化，服從中央政府的政策 。修道之人，不管是任何宗教，多多少少都要禁絕欲望的誘惑，以超越部分的人性，以完成與達到靈性的境界，故能體會凡人所不能領悟的層次，當今的佛教不是站在一個超越的層次，而是服從政府的指示，無法成為俗世的超脫，只能是政策的輔助工具。在上位著都只能順應政府、接受指示，無法清靜修行，其他的人也只能在紅塵浪裡飄搖。

2011 Mount Emei and Buddhism in Sichuan Itinerary
July 1 - July 15

Date Activity
July 1 – arrive at Chengdu
July 2 – Orientation and seminar
July 3 – Zhaojue Temple 昭覺寺 and Manjusri Temple 文殊院
July 4 – Du Fu’s Cottage 杜甫草堂, Zhuge Liang Shrine 諸葛亮武侯祠, Qingyang Abbey 青羊宮
July 5 – Mount Qincheng 青城山
July 6 – Great Buddha at Leshan 樂山大佛, to Mount Emei 峨眉山: Baoguo Temple 報國寺
July 7 – Mount Emei: Qingyin Pavillion 清音閣, Wannian Temple 萬年寺 and others
July 8 – Mount Emei: Hong Chuanping 洪春坪, Golden Summit 金頂
July 9 – return to Chengdu
July 10 – to Kangding 康定, Nyingma Jingang Temple 紅教金剛寺
July 11 – Geluk Anjue Temple 黃教安覺寺 , Kagyu Nanwu Temple 白教南無寺
July 12 – return to Chengdu, visit Luding Bridge 瀘定橋
July 13 – Dazu Grottoes 大足石刻
July 14 – to Chongqing 重慶: Huayan Temple 華岩寺and Luohan Temple 羅漢寺
July 15 – departure from Chongqing

禮失求諸野？

2011年第13期的《南都周刊》這本〈南方都市報〉所發行的周刊，在中國南方的發行量與影響頗大，以「台灣人說台灣」為主題，裡面提到：

很快，臺灣個人自由行就要來了
對於臺灣，很多人都有話要說
沒去過的人，愛說那裡的青山綠水、鹿港小鎮
去過的人，更愛說街頭的民主細節、孔孟遺風

台灣是不是保存了孔孟的遺風，台灣人見仁見智、各有見解，但我在中國旅行時，中國朋友經常說台灣社會是比中國更加「傳統」的中國社會，不管是文字，或者是文化與宗教。從我這次夏天在上海所參加的活動來看，或許可以理解的更為清楚。

活動是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今年夏天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一場夏季的研修課程，邀請北美研究型大學中國藝術、宗教與歷史的博士生至復旦大學進行交流，分為三個Panel與三天的參訪，我身為活動中唯一的台灣人，與中國和外國的學者進行交流，在復旦大學一個研究中國民間宗教的教授，他帶著我們一起參觀，途中提到以前在台灣當訪問學者時，對於台灣寺廟的香火鼎盛感到印象深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毀壞的寺廟與儀式，在當下的中國，那些傳統的科儀已經無法見著，有時還得借鑒於台灣寺廟的方式，曾在上海嘉定的一個城隍廟與這位老師有這樣一段對話：

「這裡的城隍廟好像都是新修的，塑像看起來都相當現代，看不見古樸的樣式，相較之下，台灣的廟宇雖然歷史較短，但整體延續的時間較長，文化的傳統比較沒有中斷。」

「台灣的廟宇和儀式可能和原始的科儀較為相近，和民眾之間的互動也較為頻繁，政府的干預相對來說較少。而且，一般較有規模的寺廟在中國往往需要門票，阻礙了一般民眾參訪的動力。」

寺廟在中國似乎成了風景名勝、歷史古蹟；在台灣的街頭，只要在台南或是台北的大同、萬華等舊城區，寺廟無論大小，一律不收門票，並不是說這些寺廟不是歷史古蹟，這些寺廟比起很多中國在文革後重修的寺廟來得更為有歷史意義，而是說這些台灣寺廟是民眾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拈香、拜拜或者是擲筊，在生活有需要時，密切的貼切心理上的需求，而不是一個花錢遠道而去的旅遊景點。

或許，有人會問，中國的「民間」宗教，何處可以見到貼近一般民眾的信仰和文化，我無法回答這麼複雜的問題，然而，有一個例子或許可以說什麼才是一般民眾的信仰，我曾經在鄉間見到鄉民在冬日的午後拿著茶杯，圍坐一圈打麻將，旁邊的一間屋子，牌匾上寫著「老人俱樂部」，我很好奇的走進一看，裡面供奉著佛祖與觀音，或許是買陶瓷或是雕刻的佛像太貴，村民就用相片代替，不少人進進出出，或膜拜，或聊天，冬日的陽光灑下，村民在這裡交流，生活於此、祭祀於此，「老人俱樂部」只是逃避政府對於宗教審查的一種方式，這裡是村民的集會、娛樂和宗教的場所，就好像台灣鄉下的廟埕前，老人在榕樹下泡茶、聊天，這樣的場所，或許才是較為貼近「民間」的宗教形式。





我們經常在別人身上見到與自己相異之處，只有在不同社會間穿梭時才會見到自己所缺乏的地方，八○年代的台灣，在經濟上卓越成長，中國人說起台灣，往往談台灣的進步與繁榮，九○年代以後的台灣則訝異於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多少顯示台灣經濟成長較為遲緩，當中國經濟成長至今日時，他們喜歡說台灣的民主，說台灣社會是較為「傳統」中國的社會，或許是他們本身缺乏而造成的投射吧!

在與復旦大學的同學聊天時，他們拍拍我的肩，讚美的說台灣真是：「斯文在茲。」對於中國人來說，「斯文」或是那些被文革消摩的傳統，正是他們所缺乏的，這些部分可以在台灣找到，然而，對於台灣人而言，聽到這句話，心情實在是五味雜陳阿!

寫在「亞洲藝術、宗教和歷史」2011 Summer Seminar之後

十天的「亞洲藝術、宗教和歷史」Summer Seminar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這次分為三個Panel與三天的參訪，Panel分別為：一天講藝術史、一天討論宗教、一天是東亞文化交流。三天的參訪穿插在Panel之間，分別是：第一天當中國遇上天主教、基督教的演講完後，隔天參訪徐光啟博物館、徐家匯藏書樓與土山灣博物館；東亞文化的語言、出版文化交流講完後，隔天安排嘉定孔廟與古漪園的參訪；藝術史的課上完後，隔日至上海博物館和美術館參觀，六天的行程，外加各兩天的自由活動。

第一天的演講以葛兆光和王晴佳先生的對我最有啟發，葛先生的講題：「19世紀初東亞對天主教的反應」，從韓國的漢文文獻當中討論東亞天主教之間相互交流的情況，在近代以前，東亞之間的書寫語言是漢字，葛先生嘗試以一個中國學者的立場，看當時東亞社會之間的交流，之前他所提倡的《燕行錄》研究也是在同一個脈絡之下。他所謂的「反應」是對西方的衝擊而言，嘗試殊異化東亞各國間不同的反應，理解東亞各個文化間面對天主教時的不同回應。王晴佳先生的講題 「筷子與筷子文化圈--一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嘗試」相當有意思，在物質生活史方面，中國的歷史研究者還未充分開發這個領域。王晴佳先生以前著重在歷史學理論的研究，在台灣出版過《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一書，是第一個將台灣史學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的學者，筷子這本尚在展開的課題算是他離開理論，嘗試進入實證研究的一個嘗試。

第二天的演講以艾爾曼教授的演講我較有興趣，講題是：「東亞出版文化史與思想史」(Benjamin Elman)，艾爾曼長期關注東亞的出版文化，本次的演講先總結最近東亞出版文化史的研究，再以兩份韓國的漢文文獻開始他的新題目。書籍的版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流傳的文獻與刻本如果錯誤的話，後面即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整個研究的論述就岌岌可危。

第三天是鄭岩先生的演講，我在碩士階段即在邢義田老師的介紹下認識在中央美院教書的鄭岩先生，鄭岩先生於第三天有兩場演講，第一場講題：「魏晉時期藝術史」，第二場：「阿房宮：歷史與記憶」。兩場的題目雖然有所不同，但目的大致相同，即想讓中國的藝術史研究更為開放，納進更多不同的學科，讓藝術史的研究可以和更多的學者交流。鄭岩先生是芝加哥大學巫鴻先生著作的譯者，也和哈佛大學的汪悅進合寫《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圖像》，對於西方的藝術理論相當嫻熟，但同時也兼顧西方理論與中國材料之間的適用性。「阿房宮：歷史與記憶」的演講從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開始說起，說到宋以下關於阿房宮的詩詞書畫， 它們的呈現與想像基本上都來自於杜牧的詩，而非秦始皇的阿房宮，因此，阿房宮不再只是原來的阿房宮，作為歷史現實的阿房宮、作為圖畫的阿房宮、作為文學的阿房宮與當下考古現場的阿房宮，每一個阿房宮都有互相重疊與矛盾之處，混雜著騷人墨客的想像，不同的時代也使用阿房宮的圖像以符合當下的現實。鄭岩先生出入古今，穿梭於歷史與想像之間，最後還以線上遊戲的阿房宮作結。



這次是普林斯頓東亞系與復旦大學文史學院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明年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不同學科之間，能夠相互交流與溝通，當下中國的歷史、宗教與藝術分別在不同的領域與科系之中，學者的專業越走越精，分工越來越細緻，卻往往看不到互通有無之處，或是無法從大方向理解整個學術的趨勢。另外的一個目的則在於溝通中西，歐、美、日學者和中國學者之間，研究的對象相同，但所在的立場不同，對於同一個圖像的解釋就不盡相同，歷史是人文的學科，立場不同所產生詮釋上的差異才是它引人入勝之處。

從同學的提問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術取向所產生的差異，中國學生所問的問題大多著重在材料與考證的問題，外國同學(應該也包括我吧!)則比較著重在視野、假設與方法上的問題。

在一次吃飯席間，與孫英剛老師討論到當下漢學圈的狀況，當初他到普林斯頓唸書主要是想求學於Denis Twitchett (崔瑞德)，但當他進普林斯頓，崔瑞德和余英時都退休了，當下歐美漢學界的大師不是退休，就是紛紛辭世，魏晉至唐代的中國史研究，除了文學外，在北美可以說全軍覆沒，研究早期中國的也付之闕如，這個時期除了文獻難徵外，新的方法、視野也還在摸索之中。當中國隨著改革開放之後，史學的圈子也和西方漢學界接觸日益頻繁，以前的漢學家因為中國與外界的交流中斷，只好赴台灣學「中國」歷史，當下中國的一流大學彼此之間也互相競爭，漢學的系譜越來越難追索，在全球化學術語境的當下，多中心、跨學科和界限的泯滅，應該就是目前漢學圈的特色。

易經的卦象：「群龍無首」乃為吉兆。

評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

胡川安

〈評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Unity, Diversity and Empire〉，《新史學》22：2 (2011:6)


全文下載: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22-2-review.pdf

11年六月的上海書肆

「亞洲藝術、宗教與歷史」2011 Summer Seminar舉行的第一天，聽了葛兆光、陶飛亞先生關於當中國遇上天主教與基督教的相關議題，第三場則為王晴佳先生，嘗試以物質文化與歷史的縱深理解「筷子」這個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用品。隔天復旦的董少新教授帶著一行人前往徐光啟博物館、徐家匯藏書樓與土山灣博物館，Prof. Benjamin Elman 也隨行，這三個地方大概能夠具體呈現上海徐匯區文化的一個輪廓，也表現了中西文化接觸在近代以前的一個縮影。

星期天的自由活動，我從復旦搭地鐵十號線進城，復旦雖是上海第一學府，但在地鐵建好以前，前往市中心至少要花上一個多小時，以往附近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景點，從十號線的南京西路出來，南京路步行街上在周日人群熙來攘往，往左轉進走一段路就到了福州路上，這裡就沒有那麼多的商家，上海書城即座落於此，我先進去，在第一樓看看最近中國在流行什麼書，接著往二樓去，文史和考古的書都集中在此，翻翻最近出的考古報告與新書，瞭解一下最近中國文史方面的新書。



邢義田老師今年在大陸的中華書局出了四本新書，分別是《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治國安邦：法治、行政與軍事》、《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雖說是新書，但其實就是以前論文的合集，以四個主題分別的收錄，因為中國的學術界要取得台灣的學術文章較不容易，所以這些書先在中國發行，甫出精裝本就印了平裝本，銷量應該不錯。在書架上也可以看到王明珂老師的《羌在漢藏之間》與《尋羌》，前一本還曾獲得〈中華讀書報〉的十大好書。或許是中國遊客大量進入台灣的緣故，再加上上海、北京的遊客在六月底即可自由行，毋需團進團出，關於台灣旅遊的書也不少。

沒買什麼書，畢竟帶著太多書旅行很不方便，有些考古報告並不需要整本買，回去學校查閱就行了，從二樓文史區出來後，看到牆上貼著陶晶瑩的《我愛故我在》簽書會今天下午兩點要在這邊舉行，心想不妙，等等這裡就要變成吵雜的菜市場，便往旁邊較為幽靜的「藝術書坊」、「上海古籍書店」走去，這兩家書店的空間寬敞，環境也較為幽靜，是在上海的書店中，我所喜歡的兩家，上海古籍書店的文史書籍與考古報告也較為豐富。



我繞了一圈，發現他們對於台灣藝文界與學術界的書吸收的相當全面，舒國治的《理想的下午》，甚至連焦桐書寫台灣飲食的《暴食江湖》、《台灣味道》也都在最近暢銷書的排行榜上。買了本圖文版梁思成的《佛像的歷史》，是梁思成在對日戰爭之前走訪中國各地記錄佛教文物的著作，復旦大學的行程結束後要前往四川參觀佛像與佛寺，這本書應該用得上。



逛了幾家書店之後，走回南京西路站，搭著十號線往陜西南路站去，今天的上海似乎要下雨，在雨前時分，天氣陰涼，還有些許的微風，陜西南路站出來後，走到茂名南路，沿著瑞金賓館邊的紅磚牆散步，到了永嘉路左轉，遇到了瑞金二路再右轉，接著走進紹興路，這一段路上滿滿的梧桐樹覆蓋著路面，此處以前是上海的法租界，旁邊充滿著三○年代的建築，茂名南路以前稱作邁爾西愛路（Route Cardinal Mercier）。我走進了紹興路上的漢源書店，這間書店是間有很多書的咖啡廳，以深色的木頭鋪滿了整個空間，每個桌子擺上了抬燈以便閱讀，是個適合帶著書來此泡上一下午的好地方，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咖啡與甜點還得再加強。回家之前在對面的Manne et Sante法式的麵包店買了一些明日的早餐。

上海，似乎還是隨時沾染點異國情調與殖民風味才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