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6日 星期日

東洋學的來歷:馬可波羅與東洋文庫

馬可波羅與東洋學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之中以寓言的方式重新講了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故事:
 
「回到西方後,」忽必烈詢問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願意將剛才說過的故事,向你的同胞複述一次?」
 
馬可波羅回答道:
 
……但是聽的人只聽到了自己想聽的話。你會充滿興趣聆聽世界之描繪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這些描繪如何在我家門外的碼頭工人、搖船伕之間流傳,則是另外一回事……決定說故事的不是說故事者的聲音,是聽故事者的耳朵。
 
歷史學家的書寫能夠改變不同文化的聽眾嗎?能夠改變不同地方的歷史學家嗎?抑或大家只各取所需,只聽自己想聽的部分?

東京的東洋文庫展出「馬可波羅和絲路 世界遺產之旅:西洋誕生的東洋學」(マルコ・ポーロとシルクロード 世界遺産の旅-西洋生まれの東洋学),透過「第七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的機會,得以到東洋文庫參觀,並且拜訪東洋文庫中國研究的相關研究員。
 
馬可波羅的《世界的描繪》(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一般翻譯成《馬可波羅遊記》或是《馬可波羅東遊記》,據說是他在獄中向獄友口述的紀錄。西元1271年到1295年,馬可波羅在亞洲的不同地方遊歷,最為特別的是他在中國時,服務元朝皇帝忽必烈。
雖然不是第一個記述中國的人,但在西方的影響力卻相當大。馬可波羅將中國描述成一個廣大的帝國,其中皇帝的統治獨裁但仁厚、商業繁盛、具有規模龐大的城市,成為數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想像的基礎。
 
由於馬可波羅的身分在歷史記載上難以確定,再加上多個版本的遊記手稿,手稿之間增增減減,情節和內容不大相同,裡面的內容到底是馬可波羅本人的親自經歷,抑或他只是個善於轉述別人故事的人,歷史學家爭論不休。
確認馬可波羅的經歷、事蹟,或是《馬可波羅遊記》成書的過程固然很重要,但英國中古世紀學家John Critchley提醒我們,馬可波羅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不在於其人生經歷,也不在他如何完成這本書,而在其「為什麼」書寫此書?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之中堤供了一個解釋,馬可波羅的東遊記很明顯地有其當下的現實考量,為了其在威尼斯的仕途發展,以遙遠的中國作為理想的政治藍本,針砭威尼斯的時政,《馬可波羅遊記》之中有現實也有想像的部分、有真實也與虛構的部分,關鍵之處在於以遙遠的東方,作為西方的鏡子,滿足其當下的考量。

東洋文庫
 
時移事往,當世界逐漸地融入以歐洲為主的世界體系,其世界觀也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思維模式也壟罩了全世界。東方、遠東和亞洲的參照,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思考,歐洲以外地方的人,從本來自認為中心的「中國」、太陽升起之處的「日之本國」,逐漸地了解到自己是「遙遠的東方」。
 
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自然也影響到學術和圖書館的組織方式,日本的「東洋學」在地理上指的是以「西洋」以外的「亞洲」地區,這樣的劃分很明顯的是在西方Oriental Studies的分類範疇下。
「東洋」的分類不是以亞洲為主體的思考方式,東京的「東洋文庫」也在西方勢力進入日本時,知識分子在西方的殖民擴張之下,所成立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之一。
 
馬可波羅時代對於東方的財富和文明是充滿羨慕的,然而,明治時代的日本則是「脫亞入歐」,不僅技術、工具和制度上要模仿西方,連學術和思想也採用西方的方式。
 
1910年東京大學開始有了東洋史學的課程,隔年於「東洋協會」創立《東洋學報》。1924年由三菱集團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長子岩崎久彌成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的兩萬四千冊圖書為基礎,日後不斷增補,至今超過一百萬冊的圖書,在「亞洲研究」的圖書館之中可以說得上世界五大之一。
日本的「東洋研究」雖然受到西方Oriental Studies的影響,但從其圖書之中,可以看得到其「東洋」主要是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史。在文庫的藏書之中,西歐語系的書佔藏書的百分之三十、古漢籍和現代中文藏書佔百分之四十、日文書籍佔百分之二十。
 
對於日本而言,在近代西方勢力進入亞洲之前,最重要的為中華文化對其的影響,故東洋學的重點也是以中國為重,兼及周邊的亞洲史,東洋文庫的藏書可以說是其具體而微認識世界的方式。
藏書之中最重要的為莫里遜文庫,莫里遜(G. E. Morrison)本來和「東洋」或是「亞洲」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命運的安排使他待在中國十五年。來到中國之前,他最有興趣的是澳洲以及大洋洲的島嶼,莫里遜本人不是學者,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他是當時眾多探險家中的一個,曾徒步穿越澳洲的南部,也曾縱貫澳洲的南北部。除此之外,他尚且在大洋洲的小島上航行,並且穿越食人族部落眾多的新幾內亞。
 
一個不懂中文,也對中國不感興趣的人,在大洋洲各地叢林沙漠之間穿梭。本來打算到日本,但來不及登上船班,陰錯陽差地在中國內地旅行,後來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莫里遜從上海開始,由長江一路向西,之後由雲南到緬甸,本書記錄其在旅程中的見聞。
不會中文的莫里遜,所寫的書卻在英國造成轟動,並且使他成為《泰晤士報》駐中國的第一任特派記者,可以看出當時英國對中國認識的水準。擔任記者的莫里遜,其後也出任中華民國政府的顧問。
 
然而,莫里遜似乎對於中國文字、典籍和文化並不感興趣,對於收藏西方語文的中國書和中國研究感興趣,他喜歡德、義、英、法、西……等語文所描寫中國的書,卻不是中文書籍。
莫里遜收藏描寫中國的書,卻對中文本身不感興趣,就如同他喜歡收藏書籍,卻不一定喜歡閱讀,他網羅當時的所有關於中國的資料,並且將其地域擴展至中國周邊,包括日本、朝鮮、西伯利亞地區、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在語言上,涵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荷蘭語、丹麥語、葡萄牙語、匈牙利語、希臘語、瑞典語、芬蘭語、波蘭語和拉丁語,盡其可能地收羅。這些書具體地反映了多少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實情有待商榷,然而卻可以由這些印刷物理解西方對中國的看法。
 
在東洋文庫參觀時,我看到一本1485年的《馬可波羅遊記》,在版本上相當早,而東洋文庫光是《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就將近五十種,可以說是目前蒐羅最為齊全的圖書館。
莫里遜的藏書之中,較為珍貴的尚有大量清末海關成立之後的「季報」、「年報」和「十年報」,美國政府的「遠東外事匯報」,歐洲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報告書等。除此之外,當時歐洲的中亞學者、漢學家和亞洲學會所發表的學報和刊物,莫里遜也全部收集。
 
當莫里遜要離開中國時,打算出售這些刊物,本來是打算賣給美國的大學,像是耶魯或是加州大學等有興趣的學校。出售的消息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總裁井上準知悉,井上準知道這批資料的珍貴性,與三菱的董事長岩崎久彌溝通此事。隔年夏天,日方派出東洋史學家石田與之助和正金銀行的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主導買賣的事宜,以重金35000英鎊,超出其他買家的金額得到這批資料。
莫里遜所收藏的圖書後來藏於岩崎久彌的別墅之中,岩崎一家出身於四國土佐的下級武士,雖然後來經商成功,但是創辦人岩崎彌太郎、其弟彌之助,從小熟讀漢文典籍,對於儒家思想都有孺慕之情,故彌之助以及後來的久彌都曾購買大量的漢文典籍,或是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
 
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為基礎,其後加入「岩崎文庫」,岩崎久彌的藏書中最為珍貴的為日本漢文典籍及隋、唐由中國傳來的抄本(之中的《毛詩》、《古文尚書》、《史記》和六臣注的《文選》已經列為日本國寶),尚收藏一些宋版、明版的漢文典籍,有些在中國已經佚失的作品,都為岩崎的重要收藏。
除此之外,像是學者藤田豐八、一雄等藏書也都進入東洋文庫之中,除了中國和日本的相關藏書之外,也擴張到藏文、越南漢喃、波斯語、東南亞語種和南亞語種等相關文獻。
 
東洋文庫除了藏書之外,也舉辦各式各樣的演講,在其下設有無給職的研究員,研究員主要為附近大學的教授或是名譽教授,接待我們的為研究員漥添慶文、池田雄一、藤田忠、太田幸男等教授,他們的研究範圍主要在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最近的研究興趣為《張家山二年律令》和《水經注》,組成讀書會,參與的包含東京及其附近大學的教師和研究生,並出版相關的譯著和研究。
 
日本學者的研究非常強調對於史料和文獻的梳理,就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而言,似乎還不用考慮到亞洲、東方或是西方的問題。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東洋、中古都是西方歷史用以劃分地理和歷史的觀念,深深地嵌入我們思考的模式之中,我們很難跳脫這樣的框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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