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7日 星期二

11年5月的午後時光: 明星咖啡廳



今年五月的天氣異常的炎熱,氣象局苦等不到冬日結束的那一聲春雷,焦急到將爆竹工廠爆炸的轟隆巨響誤以為是春雷,那聲巨響沒有帶來及時雨,卻帶走了幾條生命,在大家都引頸企盼等待雨季來臨的同時,我們從東台灣玩了一趟回來,妳投入新的工作,我則返回我的Comprehensive exams。

學期結束之前,和老師們討論好Comprehensive exams的書單,按照以往的慣例,似乎大部分的學生都是第三學年開始才準備考試,一般的程序似乎是:與每個老師討論書單,決定書單之後開始讀書、寫摘要,由於每個老師的書單至少有五十筆(可能包括超過三十本的書和十幾篇的文章),三個老師加起來可能就要花一年的時間才能消化完超過一百本的書,等到所有的書都閱讀完之後,還會有一次口試,三個老師輪番上陣的問問題,但在期末與Prof. Yates討論之後,他讓我在11年底就可以口試,之後就可以開始寫論文,只是我必須在今年年底將考試的書都讀完。

今年年初我就和老師們討論論文的方向,Comprehensive exams的科目分別是Comparative Colonial Archaeology、Chinese Local History和Early Chines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殖民考古學的部分,年初從中國回來後就和Prof. Gwen Bennett討論書單,在離開蒙特婁之前已經閱讀了一部分;Chinese Local History的部分由於和Prof. Kenneth Dean上了一學期一對一的課程,他按照我的需要和我擬了一份相關的書單,在學期結束之前,我將一本一本的書掃描成PDF檔,這樣不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讀書。暑假的目標就是將Comparative Colonial Archaeology和Chinese Local History的書單讀完,並且擬好給Prof. Robin Yates的書單在年底結束這個過程。

每天在妳出門上班之後,我又多睡了ㄧ會兒,起床之後先去健身房慢跑一下,大約在中午的時候選間咖啡館開始讀書,我會按照心情的不同往不同的方向去,近來所選的的咖啡館似乎都有一個特性,他們不是那種時髦的咖啡廳,帶著一點歷史的痕跡,這些痕跡或許來自於它的建築、它的故事或是它的時代性。



以歷史來說,台北人對於咖啡廳的初體驗,從1935年日本時代「始政40 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標示出「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明治」、カフエーボタン、パルマ喫茶店、新高喫茶部、水月、森永等店家的位置,這些大多聚集在大稻埕附近,郁達夫在1936年底造訪台灣時,就曾在「明治」喫茶店與台灣當時的文人聚會,昭和時代的台北,在內地化的政策下,成為日本南方的都會,咖啡廳這些現代性的初體驗也在台北知識份子間傳播起來。



在戰後由於國民黨對於台灣人民的屠殺和長期的戒嚴,文化界與知識份子轉趨保守,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在咖啡廳談的是「純」文學,免得和政治產生任何的關係。文人聚集的咖啡館主要圍繞於中山堂的周邊,「朝風」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街上,還有「文藝沙龍」、「作家」、「天才」、「野人」,以及「天琴廳」,則在當時還有鐵路與中華商場的中華路一段上。

在這麼多咖啡廳當中,又以「明星」的名氣最大,在文人與文學界當中與現代文學的相關論戰,都有著「明星」的影子,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館〉中寫著:「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台灣六○年代「明星」的情景在白先勇筆下是一段年輕的美好回憶:「那時「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作了下去。」



似乎是美好的過去已經消逝,高大鵬記述當時在「明星」的年輕人:「清新的都市、現代化的風景、普普藝術、披頭的音樂、存在主義的文學、超現實的畫境、楚浮、高達、柏格曼他們的電影。○○七情報員剛上市、七海遊俠出沒在電視裡、太空飛鼠翱翔在半空中⋯⋯我們是在這一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新舊交替、城鄉嬗遞、中西混合、真幻交織、夢與現實很難劃岀界限⋯⋯,我們喜歡鑽進白俄風的『明星』咖啡廳,聽吉他演奏禁忌的遊戲⋯⋯」。



但只要瞭解六○年代在歐美發生風起雲湧抵抗體制的學生運動,就知道這些在「明星」當中的年輕人只是碰觸到當時西方文學、電影與藝術的皮毛,他們沒有觸及國民黨戒嚴體制的一切,參與「明星」的除了陳映真外也大多是具有小資情調和背景的作家。「明星」本由一個白俄羅斯的老闆經營,之後由簡錦錐夫婦經營,在1989年停止營業,與國民黨解嚴只相隔兩年,並非歷史的偶然,「明星」代表的是一個禁錮與高壓統治時代中,文人逃避時代現實,投入純粹文藝創作的交流與發聲的場所,這些作家不問倉生,只存在文字的世界,當台灣的社會力在解嚴之後釋放出來後,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是發聲的地點,「明星」的歷史地位也走向了終點。

當「明星」關門時,我只有十歲,自然不可能去過,高中時嗜讀一些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作品,對於「明星」也只能緬懷,當大學時我在台北車站附近走動時,經常都是在附近的「秋海棠」消費大量的藝術電影,每當走過台灣省城隍廟時,看到對面的武昌街七號已經不是「明星」咖啡廳,而是居仁堂素食餐聽,台北的確如白先勇所說的「變得厲害」。二○○二年四月居仁堂大火,讓「明星」重回媒體的注意,也得到藝文界的再度關注,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我在11年五月初的午後才初次造訪「明星」,現在的咖啡廳盡量恢復當初的設計,室內裝潢依然是俄羅斯的風格,樸素暗紅的桌椅,在牆上裝置幾盞壁燈,簡單的窗簾和檯燈,沒有太多的繁瑣裝飾,呈現出安靜氣氛。我在這裡點了壺茶和雙層的點心,從中午一直坐到晚間,新的「明星」也有了無線網路的設備。傍晚時,外面的「台北市台灣省城隍廟」亮燈,我看著窗外,又望著室內,感覺有點不搭,這似乎就是「明星」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在戒嚴時期,它是青年感受六○年代反體制、反權威思潮卻不敢反抗當時體制的場所,當台灣的政治禁忌逐漸打破,社會力展現出來了,它卻走向衰落,當「純」文學已經結束,網路語言與時代來臨,它成為對一個舊時代的緬懷。窗外香火鼎盛的城隍廟,似乎才是歷久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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